由於死人太多，沙坪農場場長梁某被判刑十五年，恰巧與在築路支隊涉嫌「反革命集團案」被判刑的鐵流身處同一囚室。鐵流回憶，梁對此並無愧色，稱身為共產黨員和公安幹警，執行上級指示是天職，「餓死人與否與我何干？」
和成人一樣，從死亡線上逃生的「小勞教」們並不能就此解教，而是「留場就業」，直到1970年代由於人滿為患逐批遣返，從事底層勞役。
在無名右派和「小勞教」的屍骨上，沙坪農場轉產種植了茶樹，一直存在到2006年，才搬遷至四川眉山。在峨邊縣的政府網站上，找不到任何關於沙坪勞教營的記載。2008年，《眉山日報》刊登了一篇報道，記者與沙坪勞教所黨委書記、所長一起「重訪沙坪」，該報道提到了「搬遷後異常寂寞的所部辦公區的瓦片上，已經長滿厚厚的綠色苔蘚」，卻只忙於記敘「三代勞教人」艱苦卓絕、「再創輝煌」的事跡，沒有一個字提到比苔蘚更卑微的勞教人員的血汗和性命。
該報道還透露，2008年的沙坪勞教所「是全國最大的勞動教養管理所之一，也是四川最大的勞動教養基地」，並且經營形式良好。數千名右派和未成年人的屍骨，或許終於為勞教營提供了足夠的肥料。
如今的青海湖勞教農場早已廢棄，當年農場殘破的照壁上，領袖畫像和語錄字跡仍隱約可見。
青海湖
1958年去西寧的路上，火車坐了3天2夜，陸錦碧的腳腫了。這位長在紅旗下的華東政法學院青年教師，因為響應系黨支部號召提意見而戴上「右派」帽子，被發配到遙遠的青海，在西寧郊外的工廠里勞動改造，由於表現好三年後「摘帽」。
但這只是幻景。由於當了著名法學家楊兆龍的女婿，沾染上「反革命」嫌疑，1965年他被重新「戴帽」，判處勞教三年，送到青海湖以北、祁連山下的八寶農場。
八寶農場建立於1957年，專門關押右派和其它勞教分子。陸錦碧回憶，農場高峰時期有1萬多人。農場緊鄰祁連山下，海拔達到近3000米，嚴重缺氧，夏天沙塵暴，冬天氣溫接近零下30度。場區沒有警衛，因為地處荒涼，逃跑的唯一道路是翻越祁連山，有似當年紅軍西路軍失敗後的逃亡。陸錦碧來到農場，看到20幾個鋸掉雙腿的人，都是逃亡途中被凍掉。
在山崗上，陸錦碧清晰地看到了幾年前饑荒的後果。「亂石下面，一個坑接一個坑，每個坑裏都埋了好多人。」其中一具破裂的棺材，露出屍骸，是一對下放幹部夫婦、李富春和羅瑞卿秘書的墳墓。在青海的亡魂中，有不少因為下放而自殺的「戴帽」幹部，「右派管理右派」，來到這裏的所有人都具有「流放」性質。
據原青海省公安廳幹部尹曙生《勞動教養和反右派鬥爭》一文記載，三年饑荒中青海勞教人員死亡4000多人，其中3000多人是右派分子，1000多人是女性。青海省省屬勞改、勞教系統3年死亡三類人員（勞改犯人、刑滿就業人員、勞教人員）49000餘人，佔總數16萬人的30%。杜甫筆下「古來白骨無人收」的青海湖，疊壓了新的白骨。
由於沒有食物，大量勞改勞教犯和移民被遣散回大陸，自謀出路，或者自行逃散。一些人在「大逃港」潮流中出境，陸錦碧在自製半導體中聽到，倖存者在港台電台中講述「十萬愛國志士，困守祁連山下」。
陸錦碧在八寶農場期間，冬天雪太大，壓垮了一座女勞教人員住的草棚子,棚子裏的19人全部身亡。這些女勞教大多原是中學生,在1958年「清理大上海」的運動中,她們因為所謂「跳黑燈舞會、貼面舞」被送至青海勞教,葬送了青春。
1966年，八寶農場被撤銷，陸錦碧和難友們一路西遷，直至柴達木盆底邊緣、崑崙山腳下的伊克高里農場，海拔3800米，遍地是白花花的鹽鹼，像鏡子一樣反光，鹼蓬是少數僅有的綠色。農場原址是一處河南移民生產隊，隊員都在大饑荒中餓死和逃亡。
1969年，陸錦碧的妻子楊黎明帶女兒前去探望，乘坐押送逃亡者回場的便車到了農場，又乘坐馬車才到了分場，氣溫低至零下20多度，當晚女兒就因為高山反應差點喪命。一家三口在戈壁上割黃麻根取暖，拉大車歸來，讓楊黎明想到了《伏爾加河上的縴夫》。在這片或許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勞教營里，陸錦碧因為批判文革的「牙膏皮事件」險些被處決，九死一生，文革之後才回到上海。
八寶農場或伊克高里遠不是青海僅有的勞教營。據《青海省志•勞動改造志》記載，當時青海的勞改勞教農場共達32個，畜牧場23個。以青海湖為中心，海西有德令哈農場（下轄五個分場，管理5萬犯人。德令哈這個聽來富於詩意的名字，當時卻是嚴寒、沙塵暴和刑罰的同義詞，有犯人被沙塵暴吹至失蹤。）、格爾木農場、香日德農場、諾木洪農場、哇玉香卡農場、查查香卡農場、馬海農場；海北有浩門農場、青海湖農場和八寶農場；海南有曲溝農場、塘格木農場（文革學生領袖蒯大富、韓愛晶以後曾關押在此）、巴倉農場、吳堡灣農場、新哲農場；海東有甘都農場。農場的總面積達到耕地總面積的23%；監獄系統向國家交售的「愛國糧」，佔全省統購糧的接近四分之一。
環繞自古著名的青海湖，形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勞動營。由於中央「移民戍邊」的意圖，大量出身不好的農民和水庫移民，以及一些逃避政治歧視的「盲流」遷徙至此，構成龐大的罪人群體。當年的勞改局幹部回憶，青海一時成了「監獄」的代名詞。《青海省志•勞動改造志》記載，僅大躍進後的三年，青海就調入犯人95000人，有25000名勞教人員從外地送來，分散在各個勞動營里，其中有5000多名女性。一位當年的勞改局幹部形容，整個青海省幾乎成了一座大監獄。
青海一直是江浙地區勞改勞教犯的主要遣送地區。據說當時上海和江、浙一帶的老百姓，在哄嚇孩子時，總是說：「再鬧，再鬧就送你到青海！」遣送過程一直持續，陸錦碧在青海就擔任了後來者的生產組長。到文革結束後遣送仍未終止，且犯人刑滿後一律不許回上海。《上海監獄志》記載，1965年上海市第一勞改隊整體搬遷至青海。文革後期，打群架入獄的上海犯人王士才，和2500名獄友一批坐悶罐子棚車被遣送到西寧服刑，戶口也遷出上海落戶青海，陸錦碧擔任他們的生產大隊長。王士才在青海呆了5年多，1982年刑滿，得益於公安部長趙蒼璧「犯人哪來哪去」的講話，回到上海。但在次年的「嚴打」中，落戶大西北的制度又一度被恢復，成為江浙犯人的畏途。1983年以後，上海還向青海調犯2400餘人。
2013年，筆者在香港遇到笑蜀，他透露，一個商人曾經無意中得到大量的青海省勞改勞教人員檔案材料，笑蜀目擊「裝滿了一個保險柜」。這些材料足夠寫出一本紮實的青海勞改史，但後來被有關部門沒收了。眼下關於青海勞動營的歷史，只有《青海省志•勞動改造志》這本不到200頁的薄薄小書，和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錄。
2013年初，北京東北郊的一座養老院裏，曾經的「右派」周培桐寂寞離世。生前他一直因腿部缺血癱瘓臥床，身上插着一個尿導管，忍受一陣陣的抽筋和瘙癢。周培桐原是中央戲劇學院畢業生，因「小說反領導」打成右派，發配青海八寶農場運輸隊。農場的水源來自於祁連山冰川雪水，在一次上山運水途中，水車翻倒壓傷了周培桐的雙腿，數十年後發病。文革中周培桐被遣送回天津燒鍋爐，只有過短暫的婚姻，晚年和燒鍋爐時的同伴相依為命，臨終時孑然一身，在勞教生涯中的譯著也沒有機會出版。
尾聲
勞教制度在「肅反」、「反右」中面世後的半個多世紀，應運而生和消失了難以計數的勞教（動）營。以上列舉「五大勞教營」，只是就其典型性提綱挈領，並非是排座次。
在政治壓倒一切的年代，勞教營遍地。內蒙、寧夏、新疆等「老少邊窮」地帶，都是大宗流放的去處，其中也包括「革命聖地」延安。在三年饑荒年代，這些地方無例外地遭遇了普遍飢餓，成為一代精英埋骨之地。其中知名者，即有甘肅的會寧、四川的長壽湖、湖北的神農架、雲南的大理。此外，還包括像鐵流所在的築路支隊和治淮支隊、甘肅的引洮工地這樣的「流動勞改營」，在飢餓和繁重的勞動之下，造成了大量的死亡和冤案。
以筆者見聞所及，在上海市勞改勞教系統下，即有以關押勞教犯人為主的白茅嶺農場，1958年劃歸上海，直到1973年改為監獄勞改場所。僅在1959至1964五年間，農場普查肺結核22877人次，累計發現2657例，查腸寄生蟲人數每次在7000到10000名，勞教容量可見一斑，其中包括500名少年犯和小勞教。
上海市公安局直屬的另一個勞動基地是江蘇北部，被犯人稱為「蘇北利亞」，比之於俄羅斯和蘇聯流放犯人的西北利亞。「蘇北利亞」以近海的鹽鹼地為中心，建立了大豐農場等多個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