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他們不堪的命運相比，民國兩位作家則靠慧眼看透了中共而選擇了離開大陸，他們也因此得以善終。他們是梁實秋和張愛玲。
梁實秋
早年經歷
1903年出生的梁實秋父親名叫梁咸熙，是晚清秀才，官宦家庭出身。曾在清朝用於培養外交和翻譯人員的學校同文館學習英文，深受西方文明的影響，因此在梁實秋長大後也將其送往美國讀書。
不過，梁咸熙並未忽視對孩子的國學教育。梁實秋小時候，梁咸熙就請來一位老先生，在家教授幾個孩子，後來又將其送到私立貴族學校。這為其打下了很好的國學功底。
14歲時，梁實秋考入清華學堂，與梁啓超的兒子梁思成是同班同學。據梁實秋的女兒梁文薔回憶文章，梁實秋對中國文學的興趣是被梁啓超的一次演講鼓動起來的。畢業前一年，梁啓超被請來演講。當天梁啓超上講台時，開場白只有兩句，頭一句是：「啟超沒有什麼學問。……」眼睛向上一翻，又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演講的題目是《中國韻文里表現的情感》，梁實秋回憶說，梁先生情感豐富，記憶力強，「用手一敲禿頭便能背誦出一大段詩詞」；講到動情處，悲從中來，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
1923年8月，梁實秋等60多名清華畢業生乘船赴美學習。在科羅拉多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後，梁實秋進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習。三年後回國結婚，其後在上海、青島教書，後受胡適邀請到北大教書。而在回國一年後，他就出版了第一本著作《浪漫的與古典的》，以一個年輕的教授、文學批評家的姿態登上歷史舞台，成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陣營的重要一員。
對魯迅的評價
在梁實秋的一生中，並無自己的文學創作，基本上是以文評家、散文家、翻譯家為世人所熟知。他對莎士比亞戲劇的翻譯廣為人知。在梁實秋出版第一本書後，他與當時同情共產黨的左翼作家魯迅在對文學的看法上產生了分歧。魯迅認為文學是有階級的，其極端反對文學是表達人性的觀點，認為文學是改造精神推動社會變革的武器工具；而梁實秋則不主張把文學當作政治的工具，反對思想統一，要求思想自由。
雙方開展了論戰，最後甚至發展成論罵，魯迅還將「資本主義的走狗」的大帽子扣在梁實秋的頭上。由於中共一向推崇魯迅，在大陸，魯迅的謾罵成為梁實秋一個揮之不去的標籤，而這掩蓋了其作為自由知識分子的那一面。
事實上，梁實秋對魯迅雜文、散文、小說的評價基本上都是客觀的。在《關於魯迅》一文中，梁實秋對魯迅的評價如下：
——魯迅一生坎坷，到處「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氣，橫亘胸中，一吐為快。怨恨的對象是誰呢？禮教，制度，傳統，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對象。他是紹興人，也許先天的有一點「刀筆吏」的素質，為文極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國文的根底在當時一般白話文學作家裏當然是出類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謂雜感）在當時的確是難能可貴。他的文字，簡練而刻毒，作為零星的諷刺來看，是有其價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雜感集。但是要作為一個文學家，單有一腹牢騷，一腔怨氣是不夠的，他必須要有一套積極的思想，對人對事都要有一套積極的看法，縱然不必即構成什麼體系，至少也要有一個正面的主張。魯迅不足以語此。
——魯迅從不批評共產主義，這也是不假的，他敞開着這樣一個後門。所以後來共產黨要利用他來領導左翼作家同盟時，一拍即合……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筆調來翻譯俄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經過這一段期間，魯迅便深入共產黨的陣營了。
——魯迅沒有文藝理論，首先是以一團怨氣為內容，繼而是奉行蘇俄的文藝政策，終乃完全聽從蘇俄及共產黨的操縱。
——魯迅的作品，我已說過，比較精彩的是他的雜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為具有永久價值的諷刺文學，也還是有問題。
——在小說方面，魯迅只寫過若干篇短篇小說，沒有長篇的作品，他的頂出名的「阿Q正傳」，也算是短篇的……但是若說這篇小說是以我們中國的民族性為對象，若說阿Q即是典型的中國人的代表人物，我以為那是誇大其辭，魯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
對共產黨的批評透智慧
梁實秋回國後，經常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的《新月》以及30年代中期在北平自辦的《自由評論》上，發表了若干批評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文章。對國民黨一黨專制、壓制思想自由的文章，彰顯了其做人的良知和勇氣，而對共產黨的認知則彰顯了其智慧和透視力。
在《我為什麼不贊成共產黨》一文中，梁實秋明確表示「我一向不贊成共產黨和共產黨主義」。他從三個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最不滿於共產黨的是它對於民族精神的蔑視。共產黨的理論，重視階級而不重視民族。他們的革命的策略是世界上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推翻資產階級。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國內的一個單純革命黨，它是聽命於第三國際的，它是世界革命的一環，它是為階級鬥爭。」
「第二點，我不滿於共產黨的是它的對於私有資產的仇視。我自己不是資本家，我也不依靠資本家維持生活，並且對於一般資本家大地主之剝削民眾，我也深惡痛絕，但是對於私有資產這個制度，我仍是擁護的。我至今還以為私有資產制度不應廢止；而資產之應加以限制，貧民之應加以救濟，我是完全同意的。我們要的是公平，不是平均。共產黨所採取的是報復手段，要造成恐懼，這是我所不能贊成的。」
「第三點，我不滿於共產黨的是他們的反民主手段。在政治方面，他們是要一黨專政的；在思想方面，他們也是要排斥異己，定於一尊。此種不容忍的態度，與民主的理想背道而馳。所以，我站在民主的立場，便覺得法西斯之專政，共產黨之專政，國民黨之專政，都同樣的不是妥當的辦法。議會制度，也許是不能成為最有效率的政治制度，但民主的精神，即服從多數意見，尊重少數人之權利，最大量之個人自由，公開討論的風氣等，是任何國家所不可少的。只有民主的國家裏，才有個人自由之可言。民主精神是人類幾千年來付了很大代價才獲得的一點智慧，凡反民主的姿勢，都是開倒車。」
此外，梁實秋對共產黨講階級性的「文藝政策」亦深惡痛絕。
離開大陸
抗戰爆發後，梁實秋輾轉前往重慶，直到抗戰結束後，才回到北京。國共內戰爆發後的1948年底，國民黨敗象已顯，各方人士都面臨着是否離開大陸的選擇。儘管梁實秋對國民黨十分不滿，但認為共產黨治下更無自由，「兩害相權取其輕」，他和胡適、傅斯年等知識分子做出了離開大陸的選擇，而曾與他同樣批評過共產黨的羅隆基、儲安平等以及一大批作家則選擇了留下。1949年前不同的選擇註定了他們各自的命運。
可嘆的是，梁家前往台灣的只有梁實秋夫婦和小女兒梁文薔，已從北大畢業的大女兒文茜，因為結婚嫁人，留在了大陸，兒子文騏因正在北大讀書，也沒有走。這一別不僅讓一家人生死不明的分隔了幾十載，而且留在大陸的家人也沒有躲過中共的迫害。
台灣生活與大陸家人遭難
據梁文薔回憶，一家三口初到台灣時，可以說是「無立錐之地」。梁實秋以教書、寫文章為生。在生活安定後，又繼續翻譯莎士比亞的作品。翻譯莎士比亞沒有收入，但梁實秋並不在意，他的妻子程季淑也給予了其全力以赴的支持，並不強迫他出去賺錢。可以說，除了教書，梁實秋將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翻譯《莎士比亞戲劇全集》上，共翻譯了四十一卷。此外，晚年他還主編了八萬多條詞彙的《遠東英漢大詞典》。
1974年4月，程季淑去世，與妻子感情甚篤的梁實秋非常悲傷。而直到妻子去世一個月，梁實秋才輾轉得知了身在大陸的大女兒、兒子仍然在世的消息。
梁實秋的兒子梁文騏，北大畢業後在安徽科技大學教授數學，六十年代轉到廣州暨南大學任教。八十年代初來美國做了兩年訪問學者，後來申請去台灣與梁實秋團聚，任台灣中央研究院統計研究所研究員。
由於毛澤東曾指名道姓的罵梁實秋為反動文人，梁文騏在大陸期間也受到牽連，文革時被打為黑五類，下放勞改整整10年，期間他曾被反綁雙手拉去陪鬥，到達地點後被紅衛兵一腳由卡車上踹下車去，手不着地的摔到車下，差點丟了性命。
梁實秋的大女兒梁文茜曾在法院工作過，後做了職業律師。因父親的關係，她在「反右」期間被打成右派，下放農村改造，回來後被分配到一家房管所收房租。文革爆發後，再次被下放到農村改造。期間丈夫不堪折磨離世。
結語
1987年11月，梁實秋因心臟病突發辭世，終年84歲。2007年，79歲的梁文琪亦辭世。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梁實秋當年選擇留在大陸，斷不會完成莎士比亞戲劇全集的翻譯的，更遑論自由的教書和表達看法，他留在大陸的兒子梁文琪、女兒梁文茜就是個明證。當歷史走過，誰能不說梁實秋具有一雙慧眼呢？
張愛玲
民國才女
民國時期上海文壇有四大才女：張愛玲、蘇青、關露、潘柳黛，最為人熟知的是前兩人，二人也是惺惺相惜。蘇青言「只看張愛玲」，張愛玲則說「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心甘情願的。」
這個自視甚高的張愛玲出身名門，本名張瑛，祖父張佩綸是清末名臣李鴻章的女婿，祖母李菊耦乃是李鴻章的長女。父親張志沂是典型的遺少，母親黃素瓊曾前往英國，較為歐化。在這樣家庭中長大的張愛玲，先是在私塾學習，後進入貴族學校。
張瑛10歲時，即1930年，父母離婚，也是在這一年，張煐被改名為張愛玲，這是為了上中學報名方便。「愛玲」為英文「Eileen」的譯音。14歲時，張志沂與孫用蕃結婚，張愛玲和弟弟張子靜從此在繼母的虐待下長大。有一次，孫用蕃向張志沂近讒言，張志沂不僅痛打了張愛玲一頓，還掏出手槍揚言要殺死她。而青春期的這些經歷，對張愛玲孤僻、高冷、敏感性格的形成不無關係。
張愛玲在中學時就顯示出了其文學天分，14歲時完成《摩登紅樓夢》，17歲時，在一些刊物上發表了多篇小說。19歲時，張愛玲前往香港大學文學院讀書。1941年底，日軍佔領香港後，張愛玲回到上海，就讀於聖約翰大學，後因為經濟原因輟學，此後通過從事文學創作謀生。在1943年和1944年的兩年中，張愛玲因發表《沉香屑》、《傾城之戀》、《心經》、《金鎖記》等中短篇小說，而在上海一舉成名。從那些流淌的文字中，你會感覺到她對世態人情的把握是如此的精緻、圓熟、冷靜而又充滿世俗的情趣。或許正是這睿智，這對世事的洞察，幫助她逃避了人生的劫難。
此間，張愛玲結識了汪精衛政權的宣傳部次長、作家胡蘭成，並與之產生感情糾葛，1944年，兩人秘密結婚。但生性風流的胡蘭成又在婚外與他人同居，最終張愛玲在1947年選擇了與其分手。
觀望中共後選擇離開
1949年中共建政前，張愛玲因道聽途說而對中共「解放區」產生某些幻想，為此寫過《十八春》和《小艾》兩篇小說，對中共有正面評價。也基於此，在1949年後，她抱着觀望的態度留在了上海。中共自然忘不了將這位上海灘著名的作家「收歸旗下」。
1950年七八月間，在中共御用文人、上海文化官員夏衍的安排下，張愛玲隨上海文藝代表團到蘇北農村參加土改工作。
這兩個月的生活，是她和中國大眾距離最近的一段歷程，但也是她感到最尷尬和痛苦的一個時期。她所看到的「貧窮落後」、「過火鬥爭」與當時要求的「寫英雄」、「歌頌土改」相去甚遠，她在寫、不寫、寫什麼之間困惑不已。她承認自己寫不來「一般所說時代『紀念碑』式的作品」，而且「也不打算嘗試」。她感覺到自己與這個社會格格不入，其敏銳的洞察力使她萌生了去意。加之與胡蘭成的關係，周圍不斷將其視為「文化漢奸」的言論和來自政治方面的威脅，最終促使她決然離開了中國大陸。
1952年7月，32歲的張愛玲拒絕了夏衍的挽留，以「繼續因抗戰而中止的香港大學學業」為由隻身去了香港，後前往美國。此時，中共政府對於出境審查還不像後來那麼嚴格。
就在張愛玲走後不久，中共在大陸掀起了一個又一個運動。假如張愛玲留在大陸，1957年的「反右運動」肯定逃不過，更遑論後來的文革？假如她留在大陸，以她的傲氣，或許亦如傅雷、老舍一般，抱着「士可殺不可辱」的信念會選擇自我了斷。然而，張愛玲就是張愛玲，她對時局的洞察力讓她擺脫了噩運，並以七十四歲的高齡善終。
被封殺的小說
在張愛玲離開大陸前往香港後，她創作了兩篇小說《赤地之戀》和《秧歌》。目前，儘管張愛玲的其它小說都可以在大陸公開出版，但這兩篇卻始終被中共封殺，原因就在於內容反共。
《赤地之戀》的時代背景是土改、三反運動和韓戰，小說真實描寫了中共對人性的摧殘與控制，在控制整個社會的黨面前，個人沒有容身之地，更不用說自由意志了。而《秧歌》則表現了中共暴力土改的殘酷，以及農民的反抗如何被瓦解，最後淪為政權的奴隸。「秧歌」這一意象是暗喻人民被迫出來的笑臉和假裝的幸福，揭示在政治高壓下農民的靈魂扭曲。
張愛玲在小說中預言道：「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
結語
誠如張愛玲所預言的那樣，中國在中共的治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破壞，至少八千萬中國人受到中共的迫害。張愛玲當年的轉身離去是何等的睿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