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俄詩人布羅茨基在一次訪談中幽默地說：「依照我的鑑賞，寫斯大林的最佳作品是曼塔爾施塔姆一九三七年的《頌歌》。……假如我是斯大林，我會立即割了曼塔爾施塔姆的喉管。」
可惜的是，蘇俄猶太裔大詩人奧斯普‧曼塔爾施塔姆（以下簡稱奧‧曼）這樣一首長達八十四行並未完稿的殘篇佳作，今天在中文領域還沒有全文譯介，僅僅有人引介過寥寥數行，且不明就裏。反諷的是，這首詩可以說是一首「遵命」之作，但奧‧曼自言他一點也不為這首詩感到羞恥，多次當眾高聲朗誦。
這首詩的創作緣起是：一九三三年，奧‧曼見證了斯大林「消滅富農」的合作化政策的災難性後果，目睹了成群結隊骨瘦如柴的「餓死鬼」，在朋友小圈子裏朗誦了他並未寫成詩稿的短詩《斯大林的警句》，諷刺「克里姆林宮的山地人」，把這個「胖子」指為「未來的人民的猶大」。其中一位「朋友」告密後，奧‧曼於次年被捕，處以三年流放的懲罰，妻子娜傑日達伴隨他苦度艱難歲月。據說有人建議詩人另寫一首歌頌斯大林的詩，以求減輕處罰。詩人因此寫了這首《頌歌》，後人題為《斯大林頌》。
我歌唱我自己也歌唱斯大林
在譯介這首詩，廣泛參閱諸家評論時，我覺得它的詩題，可以套用惠特曼《草葉集》的一個詩題，增添為「我歌唱我自己也歌唱斯大林」。先看看詩的開頭：
假如我把木炭用作最高的讚美——／讚美一幅畫不摻雜質的興高采烈——／我將用最精緻的光線切碎稀薄的空氣，／體驗焦慮和警報的混合。／由此造成的特徵也許能反映「真實」，／浸泡於臨近大智大勇的詩藝。／我將談論轉動世界車輪的他，／為了一百個人關注的海關。／我要讚美那眉宇一角，／再次讚美，繼續一種嘗試：／看普羅米修斯如何把木炭點燃——／埃斯庫羅斯，看我如何描繪和哭泣！
當然，詩貴含蓄，沒有必要真的添加詩題。奧‧曼的前一種歌唱，是從歷史和詩學的高度高屋建瓴的自我的頌歌，後一種歌頌，是一幅名為歌頌實際上隱諷帶刺的漫畫。詩人借鑑繪畫中的明暗對照法，如他在一九三七年二月的一首無題詩中表達的那樣：「像明暗對照法的殉道者倫勃朗，／我已經深深潛入失語的時代」。換言之，哪怕在那「失語的時代」因為言說而再次罹罪，詩人也準備着接受「殉道者」的命運——既為信仰也為詩歌的雙重殉道。詩人把為人類盜火受難的普羅米修斯作為效法的崇高對象，以埃斯庫羅斯作為悲劇詩人的典範，甚至以他們自況。與之形成對比的，是「轉動世界車輪」、叱咤風雲的斯大林。此言不假，但詩的妙處在於詩人並沒有挑明這個「他」是推動歷史的車輪向前，還是把世界的車輪轉動到原始的野蠻時代。譯為「車輪」的原詞ось，也可以譯為輪軸。有人認為，該詞可以暗指「軸心國」，即二戰期間以德國、日本、意大利三國為中心的法西斯聯盟。照此看來，斯大林推動的是法西斯碾血的車輪，是極權主義絞肉機的輪軸。
《頌歌》中的「隱喻密碼」
三十年代以來，由於嚴酷的審查制度，奧‧曼就開始看重詩的「隱喻密碼」（метафорическогошифра），相當於中國自由思想者陳寅恪的「今典」與「古典」合用、暗用的隱語，從而極大地拓寬了詩歌境界的時空，並且利用斯大林和審查官不懂詩的弱點，巧妙地逃脫了他們的眼睛。在當時情況下，只有少數慧眼識珠的人才能心領神會。例如第三節的詩行：
畫家，捍衛和守護這個武士吧：／用丹青用藍色的滋潤的森林／環繞他，不要用非全整的無思想的／形象辜負父親的期望。／畫家，協助無處不跟你在一起的他，／他在推理，在感受，始終，始終在建樹。
依照俄語專家的詮釋，譯為「守護」的охраняй一詞，以諧音暗指охранки，即沙俄秘密警察組織。譯為「武士」的бойца一詞諧音боярин，即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治下的特權大貴族。「藍色的滋潤的森林」，暗指俄羅斯傳說中女巫芭芭雅嘎（Баба-Яга）出沒的森林，這個邪惡婦人靠吃小孩「滋潤」自己的生命。在我看來，要說斯大林「始終在建樹」，這裏的動詞строит沒有賓語。他在「建樹」什麼呢？建樹得最多的就是他自己的塑像，後來大多被推到的垃圾。接着，詩人這樣勾勒斯大林的形象：
他從講壇闊步走來，仿佛走下高山／進入頭顱的土丘……
「頭顱的土丘」（Вбугрыголов），依照娜傑日達在回憶錄中的解釋，明指列寧發表革命演說的新聞影片中群眾攢動的人頭（斯大林演說時台下同樣人頭攢動），暗指成吉思汗攻城略地大開殺戒在城牆外面懸掛示眾的頭顱。詩人敏銳觀察到「革命領袖」的蛻變，見證了歷史的荒謬：向暴君俯首稱臣的頭顱，同樣可能成為砍下來懸掛示眾的頭顱。此處「古典」「今典」合用的另一個佐證是：斯大林曾強烈反對托洛茨基關於為俄國人民發展電話的計劃，理由是：「這會破壞我們的工作。對於反革命和叛亂陰謀來說，很難想像有比這更靈活的工具。」。可是，斯大林本人總是手握電話，有多條線路，因此，曾經協助斯大林將托洛茨基開除出黨的布哈林，等到自己被捕遭難時，贈送給斯大林一個綽號：「手握電話的成吉思汗」。
再次起來言說正在閃光的太陽
下面詩行譯自《頌歌》的最後兩節，仔細琢磨，同樣可以看出「隱喻密碼」和反諷的對比：
每個乾草堆，每個穀倉／都如此強大、乾淨和鮮亮——一份生生不息的動產，／人類的奇蹟！願人生更恢弘。／幸福揮舞着棍棒。／／在我的意識中倍加（連翻六倍地）珍惜／日漸見證的勞動、鬥爭和收穫，／他的全部浩蕩之旅——穿過大平原，／穿過列寧的十月——抵達它守信的應許。／進入前方加寬群眾頭顱的土丘：／我成了其中的小不點兒，沒有人會驀然瞥見我；／與我相逢只在善意的圖書里兒童的遊戲裏，／我將再次起來言說正在閃光的太陽。
引詩中前三行似乎是偽宗教「禮拜儀式」上的熱情歌頌，第四行卻出現解構的逆轉。詩人「見證」的「勞動」，可以解讀為「勞改」，「鬥爭」，可以解讀為「革命大批判」。接着，詩人以宗教修辭來「神化」列寧和斯大林，儼然如神的偉大領袖與盲從的群眾，與作為「小不點兒」的詩人形成鮮明對比，表面上看來是詩人自貶，可是，筆鋒一轉，詩人充分表達了自己的詩歌信念：「我將再次起來言說正在閃光的太陽」。此處「太陽」，究竟是列寧、斯大林的「太陽」，還是普希金一樣的俄羅斯詩歌的「太陽」，靠讀者明鑑。它也可以借用奧‧曼的《沃羅涅日筆記本》中近乎墓志銘的一首詩（一九三五年五月）來相互闡發：「是的，我躺在地下，雙唇還在翕動，／我說的話，每個學童都會銘記……只要地上還有一個奴隸活着」。
由此可見，奧‧曼豎立的詩的豐碑，屬於「饑寒交迫的奴隸」，「全世界受苦的人」，不屬於在革命的渾水中贏得「收穫」的權勢者。
《動向》2016年9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