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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瘋狂的年代裏,連「戰狼」都開始內卷 哪怕你是戰狼本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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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理性的戰狼”最後都滅絕了。

拿一個壓箱底的歷史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願您喜歡。

1946年初的某一天,美軍駐東京憲兵司令部,來了一個身着和服的老頭,從他拄着拐杖顫顫巍巍的腳步和每次邁步時都很痛苦的表情中,誰都不難看出此人已經時日無多。

但這老傢伙剛說了兩句話,就把在場所有人都驚着了。

第一句是:“我是來自首的,我覺得我有資格成為甲級戰犯。”

第二句是:“如果由我來當(日本陸軍)總參謀長,根本輪不到你們今天在這裏耀武揚威。”

是的,這個主動跑到盟軍憲兵司令部“自首”的怪老頭,就是曾經號稱日本陸軍第一參謀的石原莞爾。

作為“九一八”事變的策劃者和發動者,我們中國人對石原莞爾這人非常熟悉。

但有趣的是,在1946年,石原莞爾這人在美軍那裏是名不見經傳的,二戰結束時,石原莞爾在家裏等着被抓,等了幾個月都沒有美軍上門,美國人居然沒想起有他這號人……

石原覺得自己的人格受到莫大侮辱,才主動跑去自首。

而在日本軍國主義的小圈子裏,石原莞爾此時地位也不咋地,由於他在戰爭末期屢次批評東條英機的政策,反對對美開戰,他已經成為了狂熱派軍國主義分子口中的“非國民”(日奸)。

那石原莞爾是怎麼從一個發動“九一八”的日本“民族英雄”,落魄到這副模樣的呢?這裏面有點故事。

1889年,石原莞爾出身於日本東北山形縣。

用今天的話說,石原莞爾這人算個典型的“小鎮做題家”:出身不是特別好,但特別聰明,從小在所有學校里都是不怎麼學就拔尖。

報考陸軍大學時,當時面試的一道考題是:“機槍應該怎樣使用?”

考官想得到的答案,就是一戰那個打法——前面架上鐵絲網、蹲在塹壕里突突突。

但石原沉思片刻後,居然回答說:“裝在飛機上,對地上的步兵掃射!”

這個回答把所有主考官們都說愣住了——沒人想到機槍還能有這種用法。

這一年是1915年,石原所預言的戰鬥機,剛好在當年的4月份被法國人發明。

這種人投身軍旅,按說也算如魚得水,但石原整個軍校時代都鬱郁不得志。

在陸軍士官學校學習時,畢業學生前五名就能得到天皇賞賜的銀懷表,而校方偏偏以“品行惡劣”為由將石原“操行分”打得很低,其名次被拖到了第六名。

在陸大學習時,石原再次走背字兒。他的畢業成績本來是第一名,按規矩,首席畢業生享有覲見天皇並發表御前講演的榮譽,可臨到快結業時,校方突然找了個理由硬生生把他弄成了第二。

石原這種走哪兒都走“被針對”的原因之一,是這人確實恃才傲物,走哪兒都把同學甚至老師當傻逼。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軍隊當時“內卷”風氣已經很嚴重了:

日本這個國家本來在武士道的薰陶下就有尚武風氣,男子樂於從軍。明治維新之後,由於長期奉行的軍事優先政策,全社會的精英又優先向軍隊集中。

但軍校年年都有學生畢業,日本軍隊卻不可能無限度擴編。相反,一戰之後,各國都開始裁軍,日本軍隊內部崗位競爭開始空前激烈。

任何社會都一樣,內卷一激烈,總有有門路的人會去拼爹。

比如後來當上日本首相、又成為二戰日本首席甲級戰犯東條英機。

這傢伙有個身份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老爹東條英教是日本陸軍大學首屆首席畢業生,在日本那個啥事兒都看學歷的“學歷社會”,陸大首屆首席這還了得?所以東條英機雖然不聰明,也沒什麼耀眼功績,但一路官運亨通,這裏面不得不說有恩蔭的成分。

而石原最看不上的就是這種人:除了有了學霸老爹,這傢伙哪點比我強?我憑什麼混的沒他好?

石原:我搞了這麼多事,只為了和東條坐在一起照張相?

於是石原一輩子都致力於嘲笑東條的無能,說他是“東條上等兵”,說他只配去看倉庫,還只能管五挺機關槍。

一直到東京審判,石原作為證人出庭,還不忘在法庭上抓住一切機會diss東條,把詢問他的檢察官都驚着了。

可石原的出身比較低微,出來混只能靠自己,看到自己這麼有才卻處處受打壓,心裏當然有氣,發誓要出人頭地:

而當時的日本軍界沒有意識到的是:正是石原和他同輩“寒門軍官”的這種心態,為舊日本的毀滅敲響了喪鐘。

2

1928年,畢業後幾經輾轉始終混的不得志的石原莞爾,終於在河本大作的推薦下成了關東軍參謀。

其實這個職位也不算好:別看關東軍日後被吹捧為“皇軍之花”,但在當時卻頗不受待見,當時的關東軍其實就是南滿鐵路的鐵路駐防部隊,不僅力量弱小,只有一萬人,而且按照日本文官政府的打算,關東軍還面臨日中《租借南滿鐵路條約》到期後捲鋪蓋走人的尷尬前景。

也正因如此,這支部隊一度成為日本陸軍用以打發沒門路、不受歡迎軍官的回收站,這種安排讓關東軍內部積聚了大量鬱郁不得志的軍官。

愛國是流氓最後的避難所,這批軍人越是鬱郁不得志,就越要以“憂國憂民”為己任,用以發泄自己積攢了一肚子的青春荷爾蒙。恰在此時,石原莞爾如同一個火星,落在了這個火藥桶上。

此時的石原莞爾已經年近不惑了,天資過人外加半生努力,卻落了這麼個下場,你可以想見他有多窩火:既然你們不把我當盤菜,那好,我就非得搞個重磅炸彈,一鳴驚人一下,讓你們不得不重視一下我這個天縱奇才!

於是石原用他聰明的腦袋和能寫的筆桿,搞出了一套“最終戰理論”。

所謂的“最終戰理論”,就是東西方之間遲早要有一戰。

當時在日本,抱有這個想法的人非常多,20世紀20年代的日本其實有點灰頭土臉,對外擴張受到英美壓制不說,國內還又是地震又是經濟危機。日本人肚子裏都憋着一口惡氣。都覺得和這些國家必須打一架。

而石原用理性、有邏輯的文筆,把這個問題點破了,頓時受到了熱捧。《每日新聞》連發30多篇社論為其捧場。石原成了“網紅”。

不僅點了問題,石原還給了解決思路。石原說:日本國土縱深太小,根本無法進行一場現代戰爭,要想和西方打,首先得有個後方基地,而這個基地就是滿洲(中國東北)。

你看這個理論多完美。一下子為關東軍的閒散憤青們指明了方向:原來我們腳下的土地不是“被流放地”,是“創業熱土”啊!

於是石原在關東軍聚集了大批“粉絲”,變成了連上司都對其言聽計從的“關東軍大腦”。

 

一般的網紅博得名聲就該收手了,但石原的特點是不僅敢說,更敢實幹。

這時,日本陸軍的奇葩特質顯現出來——表面看上去,日軍似乎是一支近代軍隊,有着嚴格的軍法。但在實際操作中,只要你打出“愛國”這杆大旗,幹什麼都沒人敢攔你。

石原正是抓准了這一點。他和擁躉們對於“九一八”事變的策劃,是打着“維護日本生命線”的旗號大張旗鼓地進行的,弄到最後,連駐朝的日軍居然都公然越過國界,跑到東北來“幫忙”,說既然皇國興廢在此一戰,那我們“共襄盛舉”好不好?

如此目無中央的私下軍事調動,日本軍部自己都看不下去了,派了個叫建川美次的大將去視察,建川此人也是追捧石原莞爾的腦殘粉。有飛機不坐他非坐船,到了朝鮮又坐火車,一路磨嘰到瀋陽(當時叫奉天)。下車的時候,剛好是1931年9月18日夜。

到了地方,建川看到關東軍上下一片整軍備戰的氣氛,擺明了要在今晚搞個大新聞,於是乾脆跑到酒館來了個一醉方休。

那意思是:你們願幹啥幹啥哈,我沒看見。 

但到了這個節骨眼上,石原和他的小迷弟們自己卻猶豫了:張學良的東北軍不僅人數絕對佔優(關東軍一萬,東北軍三十萬),而且武器裝備也比關東軍精良,機槍是捷克造,飛機、坦克也一應俱全。關東軍與其對賭,贏面實在太小了。

於是就在事變之前,石原跟幾個“九一八”事變的主謀開了個最終會議,有神棍氣質的板垣征四郎搞了個占卜儀式:拿了一支鉛筆豎在桌子上,手鬆開,往左倒就干,往右倒就不幹了。

結果這鉛筆還真就朝右邊倒下去了。

幾個人大眼瞪小眼,那就散夥回家洗洗睡唄?明天去給建川將軍接風洗塵?

……

歷史的偶然性在這一刻突然起了作用。

責任編輯: 葉淨寒   來源:海邊的西塞羅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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