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文革」，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在這人妖顛倒的十年裏，那些風光無限、狂飆突進、充滿暴力、橫掃一切的紅衛兵形象，並為這些無知無畏的年輕人扼腕悲嘆。然而，人們往往忽視對紅衛兵這一團體進行性別區分，待人們猛然意識到女紅衛兵群體的獨特性存在時，審視她們的所作所為，又不由得驚嘆：一向纖弱溫柔的女性為何會如此兇殘！僅舉幾例，便很能說明問題：
「女紅衛兵的殘酷印象事後往往使人匪夷所思，一個女紅衛兵揮舞着帶銅頭的皮帶，向一個老者的頭上打去，一抽一個眼珠掉下來了，形象極其的恐怖。」[1]
「師大女附中的校長被一群女紅衛兵當場打死。」[2]
「有一位豪門千金，曾是狂暴地揪鬥毆打老舍、曹禺等文化名人的組織者之一。」[3]
「突然，一個女紅衛兵翻出了一迭鈔票，她立刻變了臉，吼道：『誰讓你藏現金的？沒有看到我們的佈告嗎？』」「『好啊！你竟然敢頂撞我們？！』那女學生立刻朝老頭舉起了皮帶，只聽『啪』的一聲響，金屬皮帶環打在老頭眼眶上，頓見鮮血。」[4]
……
「文革」中的女紅衛兵形象何以兇殘至此？這兇殘的行為背後有其怎樣的社會氛圍作導向？女紅衛兵們在政治運動中的真實心態是什麼模樣？以及轟轟烈烈的紅衛兵運動結束後，女紅衛兵作為女知青的命運又將何去何從？本文試圖通過追溯女紅衛兵的「前世今生」，力求還世人一個較為真實、清晰的女紅衛兵形象。
一、女紅衛兵的過去式：建國後女性神話的崛起
眾所周知，新中國標榜的是打倒一切舊有秩序，與「萬惡的舊社會」徹底揮手告別，全面進入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新天地。在這除舊布新的滾滾潮流中，有關兩性地位的顛覆、性別壓迫的消弭等問題，也被順理成章地看作體現新社會進步的砝碼；對照馬克思主義「社會的進步可以用女性的社會地位來精確地衡量」的金玉良言，毛澤東相應地提出了「婦女能頂半邊天」的理想化口號；伴隨着首部《婚姻法》的新鮮出籠，婦女解除了身上的枷鎖，紛紛走出家門……總之，新中國成立之後，文化意義上的社會革命並沒有平息下來，反而是愈演愈烈。很僥倖地，中國婦女從中受益，逐漸被視為完成了自身本質解放的平等成員，女性的各種政治、經濟權利也相繼得以被具體的法律條文正式確定下來。中國婦女抗爭數千年的婚姻自主權、受教育權、社會擇業權、財產繼承權、子女監護權、同工同酬權、婦女享有三期保護權與被照顧權，似乎在一夜之間都實現了。主流意識因而斷定中國已不存在性別歧視問題，甚至有意地將女性地位提升至歷史新高——與男性完全無差別的平等。在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社會氛圍中，「男女平等」的評判準則被迅速應用到社會的各行各業。
在這樣的社會語境下，建國後，無所不在的女性神話在神州大陸爭相崛起。不管在政府的宣傳材料中，還是在人們的日常印象里，身披英雄光輝的女性形象比比皆是、尋常可見。女性似乎總顯得比男性還能幹：文學作品中，李雙雙、藍鳳凰式的人物屢見不鮮；生產勞動中，「鐵姑娘」巾幗不讓鬚眉，成為無數女性的新楷模；而在政治方面，「女性參政」的跡象亦是見強不見弱。
「女性參政」，這是一個有趣的話題，「文革」前它最鮮明、最典型的表現便是「后妃參政」。專制的國家制度往往是「后妃參政」的溫床，建國伊始，在由「黨天下」向「家天下」的轉變中，中國高層政治生活中不乏「家族參政」的案例——江青、王光美、葉群等率其子女一股腦兒投身熱鬧紛呈的政治鬥爭，無疑是這一政治冒險行為的具體闡釋。在黨內的中底層幹部中，「雙職工」家庭大量存在，丈夫和妻子都在政府部門擔任一定的職務，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收入趨於平等。
筆者分析，正是由於新中國對女性地位的空前抬高，女性的自身權益得到極大滿足，於是連帶她們的政治熱情也被前所未有地撩撥起來。在新中國女性心中，鞏固社會地位的迫切渴求和攫取政治利益的貪婪念頭攪和在一起，蠢蠢欲動，如秋日久旱之草原般一點就着。
筆者認為，女性作為弱勢，要想改變已有的兩性格局，可行方法之一便是依靠徹底的休克式「革命」來顛覆其千古未變的弱勢地位，從而在新的社會分層中成為強者。「文革」開始前，中國女性追逐政治資本的社會氛圍漸濃，已如危崖之轉石，靜候一隻提供推力的手。這隻手很快就出現了，因為即將爆發的摧毀一切的「文化大革命」，無疑為她們打開了通向希望的大門。為了達到目的，就算是採取暴力、就算是被利用，她們也在所不惜。然而，歷史的可嘆之處便是，利用人者往往反被他人所利用。
值得對照研究的是，中國「文革」爆發的60年代，紅衛兵造反運動也席捲了全世界。同時，蔓延全球的還有激進的女性解放運動，這次女權主義運動的行動目的是「解放」而非「自由」，革命是其終極目標。運動中，女權主義者所用的手段也夠辛辣激烈：後馬派學者希歐多爾·阿多諾在上課的時候，一群激進的女紅衛兵學生袒胸露乳地闖上他的講壇，指責他研究的馬克思中沒有「革命」的味道，這次公開的羞辱直接導致大師在不久後抑鬱而死。女紅衛兵的力量何其猛也！
二、女紅衛兵的現在進行式：「文革」中她們的心理狀態及真實處境
（一）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阿妮達‧陳在《毛主席的孩子們》裏探討紅衛兵的政治社會化與權威人格的關係時，特別提到了弗洛姆的「權威人格」：「年輕的紅衛兵，不同程度上都帶有法蘭克福學派稱之為的『權威人格』：崇拜權威並屈從權威，但與此同時又希望自己本身成為權威，而且要求別人屈從自己。」[5]他們有強烈的獻身精神，且對任何異端信仰持頑固的排斥態度。
「文化大革命」中的女紅衛兵，也當然具有這種心態。她們虔誠、順從地崇拜「大偶像」毛主席，也在內心深處崇拜羨慕着江青等「小偶像」，將其作為自己的追隨榜樣和努力目標。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榜樣也是可以不斷被製造出來的，她們在崇拜偶像的同時，自己也被其他人崇拜着。這種迴圈導致了紅衛兵運動一浪接一浪，不斷地「後繼有人」，從而也使得投入政治運動的青少年年齡愈來愈小，那些不懂事的年幼小學生往往是最順從的紅衛兵。
「文革」中，江青的地位很高，很多的樣板戲、影視作品中，女性不僅是絕對的主角，而且很多女主人公的名字都是帶水的（如柯湘、江水英等）。這些向江青獻媚的宣傳品，佔據了群眾的日常生活，它們所塑造的「去女性化」、與男性無差別的女性英雄形象，也深深影響了紅旗下成長起來的女紅衛兵一代人。
我們來剖析一個普通的女紅衛兵申曉輝，她在《文革日記》中真切地記載下來了形形色色的「大偶像」和「小偶像」們，這些女偶像的鼓舞作用對身為女紅衛兵的「我」來說無疑是巨大的：
「親切的江青阿姨：我第一次看到了江青阿姨，她身穿軍服，顯得高大、英俊、有精神，說話聲調很高，她支持我們的行動，說有人在迫害她，靠我們這些人進行鬥爭。由於受到迫害，她不得不在會議進行中吃藥。」「北大附中彭小蒙（北京大學附中紅旗戰鬥小組宣傳部長，以善講演出名）是個優秀的演說家，聽說她初中是女二十中的。」「想想『7·28』展覽館的彭小蒙，再想想天安門城樓上的宋彬彬：我一鼓作氣上了台，發表演說。想不到，得到了大家的強烈支持。」[6]
再來看《紅色少女日記》中的張新蠶，她也擁有大大小小無數的「女英雄」作榜樣：「今天見到了慈祥、勤勞、又樸實的好媽媽劉媽媽。」[7]（這種追尋「英雄母親」的行為和當下少男少女們的「追星」相比，情感方式極其相似）「人民日報上登載7名女同學組成的『中華兒女多奇志長征隊』的報導。我要改造世界觀。」「女共產黨員王翠蘭，以共產黨員的氣魄和超人的毅力，把無限精力投入到對黨對毛主席的無限忠誠之中。她的光輝形象深深地感染着我。被抓住之後，酷刑在她面前都一一失敗了。學習英雄，重溫毛主席的教導，感到格外親切，充滿了無限的力量。我要踏着先烈的血跡前進。」[8]
女紅衛兵心目中的女性榜樣還有很多：作為造反派頭頭的聶遠梓、彭曉蒙、宋彬彬、譚厚蘭等；作為「偉大的革命戰士」的江姐、阿慶嫂、劉胡蘭等等；還有作為社會主義主人翁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工農兵旗手郝建秀、邢燕子等等。以上女性的傳奇神話都成為她們心中拼命追隨的光榮與夢想，是她們行為舉止的榜樣源泉。
（二）女性的優越感和從眾心理使然
很多女紅衛兵在紅衛兵運動中，顯得特別耀眼奪目，她們政治面目純潔、成績優秀、行動堅決狠辣，連很多男性紅衛兵都自愧不如。那是因為「在成為紅衛兵頭頭時，她可能已經是學校的紅人。有着驕傲的經歷，或者是成績突出，或者是聰明過人，或者是班級的幹部，或者是學習尖子，或者是小美人，或者小有名氣或者是所有都兼而有之。得到成年人的偏愛，享受着同輩的艷羨。」[9]筆者認為，因為在青少年早期成長階段，女性身體發育、智力成熟水平都比男性來得早，所以她們往往顯得比男性優秀，因此對男同伴、同齡人有種居高臨下的優越感。「文革」來了，她們毫不避諱對權力的熱切追求，一如既往地努力維持她們高人一等的優越感和爭第一的野心。
另外，筆者分析，由於女同學一般能歌善舞，較之男性更適合承當文藝兵、廣播員的角色，因而得以在各種表演活動中容易出風頭，被快速地視作排頭兵，從而走上政治鬥爭的風頭浪尖。如上海第六女中紅衛兵團「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常在外灘演出，大大強化了人們對女紅衛兵參與政治活動的認可度；平日集會中，經常能聽到「廣播裏傳出了一個女同學鏗鏘有力地朗讀最高指示的聲音」[10]，為政治作喉舌，這無形中賦予女紅衛兵一定的權威性。由於這些女紅衛兵的不俗表現，她們在民眾心中留下了某種正統的、合法的、嚴肅的、受人尊重的良好印象。於是，社會默認這些女性走上街頭，從事和男性一樣的造反活動，甚至給她們以更高的評價。
「文革」中，一些具有領袖才能的女紅衛兵確實獲得了非凡的成功，她們得到了女同胞的支持，也贏得了男性競爭者們由衷的欽佩，她們身上所散發出的個體優越性光芒四射：「紅衛兵組織『炮轟派』的女頭頭『潘二嫂』，在我們的心中，她是比阿慶嫂更加了不起的智勇雙全的女豪傑！」「『潘二嫂』是她的綽號，她是黑龍江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沒有結婚。理論水平和宣傳鼓動極高。」[11]
作為先行者的這一批女紅衛兵們既然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同和讚賞，後來加入的女紅衛兵們自然也不甘落後、積極要求入潮流。因為身為女性，好像天生具有一種跟風、從眾的心理。於是，女紅衛兵的隊伍一呼百應，應者紛紛，益發發展和壯大起來。
宋彬彬作為當時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之女，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時，她上了城樓，給毛主席戴上紅衛兵袖章，毛問她的名字，她名「宋彬彬」，毛不喜歡「文質彬彬」之意，對她說：「要武嘛！」她於是更名為「宋要武」，從此，反文尚武成了一些年輕人追求的特質。對於女性而言，不愛紅妝愛武裝更是成了當時紛紛趨同的「審美傾向」。
再來看一則反映「文革」中女性的從眾心理的例子——她們往往善於得風氣之先——「破四舊中，天那麼熱，女演員們帶去的裙子都不敢穿了，知道那是『四舊』。仍是歌舞團風頭最鍵，尤其是一班跳舞的，個個苗條勻稱臉蛋漂亮，說剪辮子，刷地一下全班變成了齊耳短髮；說扔香水，刷地站一排比賽似地把花露水瓶往垃圾箱裏扔，像集體小合唱似的具有觀賞性。」12
於是，一些女紅衛兵常為跟不上「流行」而驚慌：「我常常為家裏有保姆而惴惴不安，對父母的高收入而羞於啟齒，生怕被同學們看成是資產階級小姐。為了磨練自己，我堅持周末走一個多小時步行回家，而不坐公共汽車。我堅持和其他同學一樣，喜歡穿有補丁的舊衣服。穿上一件洗掉、得發白、補着整齊補丁的衣服，心中暢快自豪，這與今天的青年人穿上一件時髦流行的襯衫心情是十分相似的。」13
可見，「文革」中，女紅衛兵投身「造反」運動，有出於對信仰的純潔追求，也有出於攫取優越感和政治權力的個人打算，當然也有純粹的「跟風」的從眾心理使然。這些複雜的心態構成了女紅衛兵在「文革」中的心理圖景，引導着她們做出種種順應運動潮流而動的舉動。
（三）不得不進入秩序的無奈
法國女性主義在論證女性社會地位形成的過程中，引進了一個新概念——「象徵秩序」（Symbolic Order），她們認為女性不得不進入現有的這種男性規定的象徵秩序，進入的過程伴隨着女性自身的性別特質和女性意識的丟失，即這種秩序雖然給了女性一個社會位置，但卻是以壓抑女性的潛意識為代價的。
我覺得這種理論十分適合於分析文化大革命中女紅衛兵的社會處境。她們自願或被迫，不得不進入「文革」的「造反」秩序（當然，用「秩序」這樣一個概念可能有點不妥，因為進入「文革」，已是「無秩序」，不存在政治規劃，也沒有固定的運動目標可循，通行的遊戲規則便是一派不斷打壓另一派）。因為只有進入這種社會規定的秩序，作為個體的人才能獲得社會的承認。並且只有根據這個社會規範的要求行事，個人才能有機會獲得晉級、升遷的可能。
個人在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政治下生存，飄搖無定，更遑論是女性。她們必須加緊依附現有的社會秩序。女性不得不進入「文革」的遊戲規則，代價是和男性一樣行事，而完全抹殺掉自己溫柔、善良、纖弱的所謂「女性氣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