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23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尼克遜總統圖書館發表《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未來》的演說，宣佈美國與中共國盲目接觸的舊模式已經失敗，自由世界必須戰勝新的暴政。[1]
這次演說的選址頗具深意，因為正是尼克遜於1970年第一次在公開場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代替共產中國的稱謂；正是尼克遜於1971年派特使基辛格秘訪北京，正式邁出與共匪媾和的第一步；也正是尼克遜本人於1972年親訪大陸，事實上承認中共極權暴政，背棄反共盟友中華民國。尼克遜在《上海公報》簽署儀式上曾充滿自信地表示，「當我們的下幾代人回望這段歷史，一定會感謝我們這些天的相會」。[2]
那時，蓬佩奧先生還是個不滿九歲的孩子。而此時站在尼克遜圖書館前的國務卿，看不出有對尼氏的感激之意；相反，他的通篇演講是對尼克遜親共綏靖政策的全面否定。兩個月後的皮尤民調也顯示，73%的美國人對共產中國持負面態度。超過兩代人的時光終於換來美國從政府到民間姍姍來遲的反思和行動。尼克遜對中共的外交解凍，其實是掀開了潘多拉的蓋子，其危害直到半個世紀之後才讓美國逐漸醒來。但美國與世界早就因接納中共魔鬼而禮崩樂壞，危機深重，面目皆非了！
其實，中共並非「新的」暴政；它從瑞金割據、延安避難到北平篡政，其反人類本質與生俱來，從未改變。尼克遜也不是誤判中共的第一位美國總統，更不是最後一位。
美國對中共的無知、短視、及匪夷所思的姑息與寬容，可以追溯到二戰後期。從那時起的七十多年裏，美國最高決策層至少有三次嚴重誤判中共，敵友混淆，黑白顛倒，政策錯位，還執迷不悟，對中共邪惡勢力綏靖累計超過半個世紀之久，構成當代國際政治史上一個奇特的現象，不能不令人深思。
美國的三次戰略誤判，直接導致中共邪惡勢力的膨脹和撅起，對美國國運以至整個自由世界造成持久傷害，而且一次比一次嚴重。杜魯門、馬歇爾認敵為友，助中共赤化中國大陸，摧毀中華文明。尼克遜、基辛格媚共賣台，解圍中共，把紅禍引入國際社會。老布殊、克林頓等的全盤開放和扶持，促成中共殭屍還魂的大裂變，其邪惡能量足以挑戰和赤化美國，禍亂全球。如今已造成一百七十多萬人死亡，仍在肆虐全球的武漢肺炎大瘟疫，只是中共惡魔危害全人類的最新例證。
對美國人來說，釐清美國對中共綏靖的歷史，有助於反思既往，將功補過，加速改弦更張，與中共暴政徹底了斷。但中共欺騙的不只是美國人。不下幾代的中國人也都錯看中共，錯認共產中國。很多人直到現在仍未清醒，看不透中共本質，分不清真假中國，亟待大徹大悟。而了解歷史真相，回歸正常人類，則是清除邪惡中共，光復中國大陸的先決條件。
一、杜魯門、馬歇爾助紂為虐，丟掉中國
歷史上美國對中共的了解，長期被一些左派記者和學者所誤導而失之精準，流於皮毛。抗戰期間，斯諾、史沫萊特、斯特朗等人爭相入共區採訪，主動接受共黨洗腦，極盡美言共匪之能事，義務為其在西方做宣傳。
美國民間對中共的無知還不算，政府高層亦不乏親共派。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其手下幕僚及重慶駐華使館官員如戴維斯（史迪威顧問）、謝偉思（使館二秘、後來擔任美軍觀察組組長包瑞德上校顧問）、費正清（早年曾任美國大使助理）、拉鐵摩爾（羅斯福派給蔣中正的私人顧問）及後來擔任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等所謂「中國通」都同情共匪，認為國民政府腐敗無能，力主美國支持中共。史迪威一向不看好國民黨，卻對共匪有莫名其妙的好感，認為共軍才是真正的抗日力量。他曾說未能與朱德並肩抗日是一大遺憾。後來的美軍駐延安觀察組就是由史迪威一手促成。
更為嚴峻的是，美國的親共勢力足以左右最高決策層。羅斯福就曾多次接見斯諾，確實對中共有過誤讀。比如羅斯福認為，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終究都是中國人，他們是抗戰的朋友，朋友之間總會有商量餘地的。羅斯福有所不知，中共恰恰不是通常意義上的中國人，甚至很難稱之為人。國共就像美蘇一樣絕不可能成為朋友。可以說美國對華政策從一開始就步入歧途。
二戰後期，美國政府通過駐延安觀察組和調停國共軍事衝突，與中共有過短暫的面對面交往。但美國這兩次外交努力都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前者被中共欺騙和利用，後者反助中共在戰亂中壯大並篡政。
（一）美軍駐延安觀察組
1944年，美國在菲律賓海戰後取得海空絕對優勢，對日本本土作戰開始提上日程。為減少未來對日作戰傷亡，美軍考慮先在山東半島登陸，以便利用華北機場轟炸日本本土，因此打算進入中共控制的所謂晉察冀「解放區」收集軍事和氣象情報。同時，史迪威也想實地評估共軍的抗日戰果和實力，為其所主張的聯合共軍打擊日軍的策略提供依據。因此，史迪威向國民政府提出向延安派駐美軍觀察組（Dixie Mission）。
如果共軍真心實意抗日，史迪威的提議還有一定道理。可實際上，除了在平型關伏擊日軍小股輜重部隊（1937年）和百團大戰（1940年）之外，共軍再無像樣的對日戰績。它們對日寇基本上避而不戰，游而不擊，只一味擴張人馬地盤，不惜圍殲抗日國軍（如1940年新四軍在蘇北的黃橋戰役），甚至私通日軍，合謀對付國民政府，為日後拿下中國積蓄力量。
蔣中正自然不會任憑美國被利用，稀里糊塗地為中共提供幫助。他多次要求羅斯福撤換親共的史迪威，但都被史的上司、陸軍參謀長馬歇爾所阻。最後羅斯福派副總統華萊士向蔣中正面陳，並以召回史迪威為條件，國民政府才勉強同意美軍觀察組進駐共區。1944年7月，美軍小組抵達延安。
美軍觀察組是為中共送上門的禮物，自始至終都被其玩弄於掌股，既誤幫共匪，也誤導美國，是美國戰後調解國共衝突失敗的一次預演。
美軍觀察組是美國政府與中共大本營的首次正式接觸，客觀上提升了中共的政治地位與合法性。中共本是受蘇共扶持反叛國家的恐怖主義組織，幾乎被國民政府剿滅，因承諾抗日才獲政府寬恕。但中共趁機大肆擴張，任意創建所謂解放區，實為改頭換面的「蘇維埃共和國」。美國作為合法政府的盟友，卻主動上門對中共非法政權示好，等於對中共恐怖組織的認可。受美國加持，中共更加以合法政治勢力自居，極力爭取美國的同情和支持，至少能在國共之間保持中立，為戰後與國民政府對決創造條件。毛澤東、周恩來甚至做起赴美與羅斯福面商中國未來的黃粱夢。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在共黨孱弱時無知地主動施以援手，愧對中華民國盟友，做出親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後來還多次發生。此是後話。
在盡收美軍觀察組所帶來政治紅利的同時，中共也渴望獲得美國軍事援助的實惠。蝸居陝北等地的共匪，名義上歸順，實際上數度違抗軍令，逃避日軍，攻擊友軍。作為懲戒，國民政府從1941年皖南事變後停發其軍餉，並對延安共區嚴密經濟封鎖。而蘇德戰爭爆發後，斯大林為避免腹背受敵，需要中國拖住日本。他清楚中共無心也無力真正抗日，再加上蘇聯在外交上承認國民政府，對中共的援助有所消減。為避嫌，斯大林甚至將共產國際解散。
正當中共靠種植、販賣鴉片毒品脫困時，美國人來了。中共藉機遊說美軍觀察組，要求與國民政府平分美國軍援。戴維斯等也確實有此意向。[3]他們曾背着蔣中正，答應裝備兩萬共軍。由於蔣的抗議和大使赫爾利的干預，此計劃落空。
雖然中共沒能得到美援，但贏得了公關的勝利。在中共的刻意安排下，謝偉思等所謂中國通對中共的美言、漂白與誤判，反而被延安之行所印證而更加權威化，以至美國戰後對華政策仍受其觀點所誤導。美軍觀察組最大的危害就在於此。
美軍觀察組組長包瑞德上校、組員戴維斯、謝偉思都是所謂「中國通」。前者在中國服役多年，能說流利漢語。後兩人都在中國出生，長大。然而，他們是去與中共打交道，「中國通」不等於「中共通」。他們對中共基本上一竅不通！主要原因有二。
首先，中共不同於一般的中國人，它們雖然長着華人的面孔，但並不認同中國傳統文化和倫理道德。中國人自古以來崇尚忠孝仁義，尊師重道，溫文爾雅，謙虛善良等。而中共從建立開始就要徹底打破國人之固有德行，就像毛澤東在湖南禍亂鄉村時所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共黨所到之處，脅迫農人向鄉紳造反，搞得烏煙瘴氣，赤地千里。中國人本來是信神的民族，儒釋道三教經久不衰。而共黨不但是無神論者，而且還與神為敵，以共產歪理邪說為圭臬，顛覆傳統是非善惡。共黨名為中國人，卻公然宣稱效忠蘇聯，本質上是蘇共在中國的代理人，連死後都是去見馬克思。它們的全部目的是摧毀中華文明，代之以蘇聯那樣的反人類的共產主義價值體系和社會模式。中國共產黨人根本不能算作中國人，更不配做中國人。
美軍觀察組裏的那些所謂「中國通」，平時接觸的主要是國統區正常的中國人，包瑞德上校據說還長於國學經典（他退役後在美國大學教中文）。但這並無助於其了解中共。他誤把對中國文化的喜愛投射到中共匪徒身上，對國府稱共黨為匪頗不以為然。把中共黨徒當成正常的中國人看待，是所謂「中國通」的一大通病。
第二，中共也非正常人類。它們徒具人的外表，卻無內在的人性，不承認普世的道德標準，為達到目的，可以無視任何規則，突破所有底線。共匪違背天理人倫的種種獸行，往往超出善良人之想像。比如日本投降後，逃離蘇北「解放區」的難民所講述的共匪血腥土改，連一江之隔的南京人都沒當真，覺得共黨不可能那麼壞。[4]而來自基督文明的美國人所接觸過的人性之惡，與共匪所擅長之邪惡相比，更是有兩個世界之差別。類似蘇區「過紅軍」和共區共產共妻、泯滅人倫、亂鬥濫殺的淒風慘景，離美國人的生活經歷實在太遙遠了。即使聽說了，也不會輕易相信。
再說，謝偉思之流在重慶時就已經被周恩來的笑臉外交、花言巧語所俘擄，難以把表面客客氣氣的共黨高官與共匪惡魔聯繫起來。美軍觀察組到延安匪區後，仍習慣於依照文明社會的行為準則行事，注重真實、守信、坦誠、榮譽等，自然也期待中共相待以誠，告以實情，畢竟它們也是口口聲聲民主，信誓旦旦抗日的。但君子與流氓交往，吃虧的往往是君子，因為流氓是不屑於遵從文明規則的。尤其中共這個黑心流氓，又極善於偽裝成謙謙君子，而美國人偏偏對心懷鬼胎、兩面三刀、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中共匪徒沒有最起碼的警惕和防範。他們身在共區，其所見所聞又都是共匪想讓他們看到和聽到的，因此儘管與共匪近在咫尺，卻仍似霧裏看花，無法識破共匪本質，做出正確的判斷。低估共匪的邪惡和輕信其謊言，則是美國人與共匪交往的另一大通病。
中共的首要騙術就是大打民主牌。為迎接美軍觀察組，《解放日報》專門發表社論慶祝美國國慶，盛讚民主美國和美國倡導的天賦人權和自由尊嚴，聲稱中共是民主美國的同伴，中共所追求的與華盛頓，傑佛遜和林肯相同。毛澤東對謝偉思說，「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5]毛澤東假意叫喊民主，只不過是一種公關策略，為的是騙取美國的認同和援助，同時也起到美化共匪，抹黑國府，離間美國和中華民國關係的三重作用。
謝偉思、戴維斯等人按照文明世界的習慣，自然認為毛澤東以共黨主席身份所說的話，不會是信口開河，認定是其真誠的表白。再者，他們本來就認為國民政府腐敗無能，拒絕改革，中共與蘇聯不同，只不過是土地革命者。所以聽了毛澤東的民主謊言，竟似遇到知音，深信不疑。可他們卻忽略了國民黨再獨裁，共黨仍可在國統區活動，其《新華日報》也在重慶公開發行。而在延安則看不到國統區的痕跡。
更為諷刺的是，就在他們讚美共區仿佛另一全新中國而令人振奮驚嘆時，[6]延安正在進行一場地獄般恐怖的清洗和造神運動，即臭名昭著的「延安整風」。數萬黨徒被誣為國民黨特務或反黨反毛分子，慘遭批鬥、監禁、酷刑，近千人被逼瘋、逼死或處決。毛澤東還未登基，就已經成為不可一世的共黨暴君。其實那些指責國民政府一黨專制的美國人，根本就不了解真正的極權暴政為何物。與毛相比，蔣介石的所謂「獨裁」又何足道哉！
除了輕信中共謊言之外，美軍觀察組還習慣於用開放社會的眼光去解釋極權社會的現象，自以為是地得出種種幼稚可笑，甚至近乎白痴的結論。比如在延安街頭沒看到警察，就以為共區安全祥和，[7]而實際上延安監獄裏的政治犯人滿為患。在駐地周圍不見乞丐，就以為共黨的經濟政策優越，[8]而實際上共匪主要靠種植和販售鴉片毒品維持生計。共匪的所謂「抗日」捐稅，使本來就赤貧的陝北民眾雪上加霜，曾有當地農民憤而詛咒毛澤東被雷劈死。
最為離譜的是，謝偉思根據共匪不斷擴張的解放區地盤，誤認為是共軍猛烈攻擊日軍的戰果，從而推導出共軍是真心抗日的結論。他寫到：「共產黨人明白，如果他們全力以赴贏得抗戰勝利，將大幅提升他們在國內以至國際舞台上的地位，因此，共黨是真心實意抗日的」。[9]謝偉思誤以為中共是正常的中國人。但中共屬於黃俄另類，它們並不在乎日寇，反而期望借日軍之手多多消滅國軍，所以斷不會去積極抗日。共黨的所謂解放區，很多是從國軍手裏搶奪來的。它們的敵人是國民政府，而不是日本侵略者。正如毛澤東所說，這次抗日我們一定要把中國拿下來。
巧合的是，當時蘇共聯絡員弗拉基米諾夫也派駐在延安，執行與美軍觀察組同樣的任務，即評估共軍的抗日成果。作為「自己人」，他的報告與局外人的美軍完全相反：各地前線共軍接到指示不要招惹日軍，都已撤退到安全地帶。儘管如此，戰鬥捷報卻頻頻傳來。共軍頭目們也可以長期脫離部隊到延安參加整風運動。他還發現，美軍觀察組到來之前，毛澤東指示共軍大幅修改共軍戰報，供美軍觀察組查閱。更有甚者，他還得知共匪與侵華日軍暗通款曲，交換情報，合作打擊抗日的國民政府。[10]總之，極權社會的光鮮表象下掩藏的陰暗與齷齪，是正常人無法用文明社會的邏輯推理來發現或解釋的。
幸而美國政府中還有少數清醒者。他們對中共有過幻想，但並不會像謝偉思們那樣媚共，比如羅斯福總統的特使和駐華大使赫爾利將軍。
赫爾利於1944年8月來華前，盟軍在歐洲戰場已勝利在望，而日軍在中國仍攻勢凌厲，其打通南北交通線的「一號作戰」使已苦撐七年的國軍傷亡慘重，並威脅到美國設在中國西南用於轟炸日本的機場。心力憔悴的羅斯福急於戰勝日本，迫切需要扭轉中國戰局，配合美軍在太平洋逼近日本本土的跳島作戰。他派赫爾利使華，促國共一致抗日，畢竟在羅斯福看來，共黨想必也是愛國者，共軍則是一支可利用的抗日武裝。
同年11月赫爾利訪問延安，毛澤東老調重彈，將戰局惡化歸咎於國軍一觸即潰，國民政府腐敗無能，幸災樂禍地預言日軍會進兵四川，國民政府垮台在即等。但赫爾利天真卻並不糊塗，他當即反駁說，國軍獨自抗戰已近八年，承受巨大犧牲和消耗，最近在緬北仍有輝煌戰果。據他所知，美援大部分都用於緬北戰場， 大陸國軍所得甚少，並無多少腐敗的資源。他以美國人特有的直率，當面斥責毛澤東與仇視中國的敵人一個論調，是在附和敵人的觀點，讓毛澤東當場下不來台，碰了釘子。[11]
由於缺乏經驗和輕信，赫爾利貿然簽署了經毛澤東修改的五條協議，毛把中國只有一個政府，一個軍隊，共軍當接受蔣委員長統轄改為，國共組成聯合政府，國軍與共軍均等進入軍委會。但赫爾利一旦明白之後，就堅決支持國民政府提出三條反建議，即改組共軍，交國民政府統轄；承認共黨合法政黨地位；共黨擁護三民主義。其實這三條都是西安事變後共黨曾經承諾過的，但仍被共匪拒絕。
據包瑞德報告，毛澤東與他談話時一反常態，多次失態暴怒，吼叫絕不讓步，跳腳大罵蔣介石「王八蛋」，早就該滾下台等。[12]毛澤東終於在美軍觀察組面前露出流氓真容。赫爾利聞之，對中共更加警覺，堅持美國必須支持反共的國民政府，並將謝偉思等人調離中國。赫爾利不是「中國通」，但不乏常識、直覺和正義感，比中國通更看透中共。
日本投降後，遲遲不願撤離延安的美軍觀察組，無知地被共匪利用，為其反叛政府多次提供幫助。
1945年8月18日，遠東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發佈第一號受降令，指定在中華民國（滿洲除外）、越南北緯16度以北地區之日軍，只能向蔣委員長代表的國民政府投降。而在此之前，內戰心切的毛澤東已連發七道命令，要各地共軍廣泛出擊，強行對日受降，猛力擴大解放區，佔領一切可能與必須佔領的大小城市與交通要道。可問題是大部共軍頭目那時仍在延安，遠離各自部隊。於是8月25日，毛盜用美軍觀察組軍機，將林彪、陳毅、劉伯承、鄧小平等共匪軍頭偷運至山西黎城備降機場，轉赴內戰前線，節省了幾個月陸路跋涉的時間。之後聶榮臻、蕭克等前往晉察冀地區，張聞天、高崗等遠去東北，都是搭乘美軍飛機離開延安的。[13]共匪總說美國幫助蔣中正運兵打內戰，其實美國軍機最先運送的恰恰是毛澤東的共匪叛軍。
美軍觀察組在延安的經歷說明，中共口是心非，另有所圖，絕不可信；「中國通」幼稚淺薄，自以為是，絕不可靠。遺憾的是，美國沒能認識到這兩點寶貴教訓，受杜魯門指派來華的馬歇爾，又是（半）個中國通，仍舊沒能跳出先前對華政策的思路和框框，繼續對中共誤判，結果成就了中共的野心，斷送了盟友的前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