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問我，一生中最難忘的經歷是什麼？我幾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一生最刻骨銘心的是劃右派的經歷！」1960年秋，我在北京門頭溝大台煤礦勞動改造的時候被火車軋斷了一條腿。當火車軋斷小腿的時候，那個血淋淋的極限傷痛，終究是一時的，而劃右派後「撕心裂肺」的那種極限的精神傷痛，卻是前後折磨了我22年！
1951年8月，我作為新中國第一批留蘇學生中的一員前往蘇聯學習法律。畢業前使館教育處徵求本人的意見，我表示願意去高等學校，這樣，我就被分配到了中國政法大學的前身——北京政法學院。我在1956年底帶着桂冠回到學校，自以為步入了「天堂之門」，從此可以步步高升萬事如意了。沒想到1957年給我開啟的是「地獄之門」，我一下子從天堂跌入地獄！
有人要我談斯大林
1957年的春天，黨開展了「整風運動」。
由於我1951年就出國，對國內政治鬥爭情況一無所知，其間發生的「鎮反」、「肅反」、「三反」、「五反」這些政治運動，與我毫無關係，所以我對即將來到的這場政治運動，既無經驗可言，也無任何思想、心理準備。
整風運動開始時，是很和風細雨的，主要是通過座談會形式，聽取教職員工對黨委的意見。當然大家都很謹慎，給黨委提意見，更多的還是提希望。
我因為剛到北京政法學院，什麼情況也不了解，當然沒有什麼意見可提。但是，大家對蘇聯發生的事情，卻非常感興趣，尤其是剛發生不久的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個人迷信的秘密報告。在座談會上，有人希望我談談這方面的情況和看法。
斯大林殺害和鎮壓大批反對派人士的事實揭露後，歐洲國家的共產黨受到很大震動，一個時期內在群眾中影響也降低不少，不少國家的共產黨員紛紛退黨。
西歐國家共產黨中，最有影響力的是意大利共產黨。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陶里亞蒂知名度也非常高。他在斯大林事件發生後曾說過，斯大林問題的根源，不是個人品質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當時赫魯曉夫和陶里亞蒂的分歧，就在於赫魯曉夫認為這是個人的缺陷造成的，而陶里亞蒂則認為這是制度的缺陷造成的。
當然，我是同意陶里亞蒂的觀點的。我在蘇聯學習時，從自己的五年經歷也感到，這麼大的問題，僅用個人品質是無法解釋的。我所經歷的蘇聯制度層面的缺陷，正是現在我們黨要整風時，需要警惕並克服的。
於是，我就在座談會上談了上述想法。後來在揭露我的「反黨」言論中，這也就成為一項內容了，儘管這不是我的主要「右派罪狀」。批判時，有人以此說我攻擊「社會主義制度」，說我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有缺陷」，這當然令我甚感冤枉——幫助黨整風也就是要解決制度中的缺陷，為什麼一提制度缺陷，就成為「社會主義制度的缺陷」了呢？
要知道，那時候一講社會主義，其前提必定是「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說社會主義制度缺陷是大逆不道的！
我的一張大字報
整風運動座談會方式冷冷清清，發言不痛不癢，於是沒過多久，就開始進入轟轟烈烈的大鳴大放階段了。
當時每個人都爭先恐後參與其中，生怕被形勢拋下，我也很積極，於是也就開始琢磨寫個大字報。根據大家反映，由於1949年中共國成立後，高校的職稱評定工作是停止的，以前是什麼職稱，現在快十年了，還是什麼職稱。具體到北京政法學院，就有差不多20個人，還是1949年之前評定的講師、助教，連副教授都夠不上。於是，1957年5月31日晚飯後，我們住在二號樓、三號樓的一些青年教師聚在一起議論，大家紛紛表示也要寫張大字報，表示我們青年教師的意見。討論到最後，提出了五條意見，大家推舉我主持並起草大字報。大字報共有五個方面內容：
第一、認為學校整風不力，應當在黨委領導下成立「整風促進委員會」，幫助黨整風；
第二，認為學校的問題揭得還不夠，中層幹部都不出來揭發，要求中層幹部帶頭幫黨整風；
第三、認為群眾反映了一些問題，但真相究竟如何，沒有下落。應當就一些重大問題成立專門的調查小組，弄清真相，公佈於眾；
第四、老教師中有一些在肅反中，由於肅反擴大化背了黑鍋，應當予以澄清、道歉；
第五、現今的工會選舉不民主，是自上而下的指定，應當實現工會自下而上的民主選舉。
寫完大字報後，我們就開始徵集另外一些青年教師簽名。許多人都毫無保留地簽了名，共有20位。我是第一個簽名的，當然最後也就成了這張大字報的主謀。
第二天清晨，我們將大字報貼在了三號樓門前。因為這是青年教師的第一張大字報，又有20人簽名，這張大字報非常引人注目，引來了很多人看。
北京政法學院院黨委書記劉鏡西，也專程來看了我們的大字報。看完後還誇獎我們，說大字報寫得不錯。
這張大字報的簽名者，以民法教研室的青年教師為主。緊接着，我們還把這張大字報的內容，以反映意見的方式正式向院黨委做了反映。
我們一共去了三個人。黨員代表是林炳煌，他後來去了香港，改名林文，擔任香港《鏡報》主編，反右中受到了黨內處分；團員代表是我；群眾代表是姚兆輝。姚兆輝和林炳煌均為歸國華僑，姚兆輝因系群眾，未受處分，但也被牽連。
我們三人向院黨委反映了青年教職工的意見之後，當時還受到了院黨委領導同志的表揚，說你們的精神很好，院黨委會考慮你們反映的這些問題云云。
所有右派都是領導決定的
6月中下旬，整風運動進入反右階段後，學校也就停課了，大字報更是鋪天蓋地，全校上上下下都轉入了對右派的揭露和批判，師生員工之間的關係驟然緊張起來。
整風階段，當時的矛盾主要對着院領導、中層幹部和師生員工之間的矛盾。現在反過來，領導很明顯地把批判的矛頭，對準了那些曾向領導提過意見的人。
7月份的某一天，早晨起來，看到校園內貼出了一張大字報，開始揭發我的右派面目和罪行。這張大字報上面，最集中批判的當然就是那張20人簽名的大字報。不久前還被交口稱讚的大字報，如今卻成為「反黨」的大字報，翻雲覆雨兩重天！
當時所有被劃為右派的，都是經院黨委研究確定的。領導決定了劃誰為右派，那下面的積極分子就按照這個目標去揭發、批判。所以每個教研室都有一些積極分子。
這些積極分子，他們最典型的特點，就是黨指到哪裏，他就打到哪裏。比如你要說我是右派，那這些積極分子就看我在整風鳴放期間有沒有什麼言論或行動；如果沒有的話，那麼看我歷史上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如果歷史上沒什麼問題，那再看我出身是不是好……總之，他們的使命，是向領導證明我是個不折不扣的右派，證明領導的眼睛是雪亮的，領導的決策是正確的。
證明了這一點還不算，他們還有批判的重任。他們最後看了我領銜的20人簽名的大字報，說這就是右派言行，那他們就都開始批判這個大字報，最後再從這張大字報的字裏行間，挖出我的動機。
當時，這樣的運動模式是很普遍的，可以說都是這麼做的，即右派分子必須是由上面先來定，而不是下面人來定的。下面的人在領導決策前可以揭發，但最終是不是右派，必須由領導來定，這是很厲害的。沒有領導批准，是不可能成為右派的。
有沒有對我搞過全校性的批判大會，我記不清了，好像沒有。在北京政法學院的反右運動中，我是最好解決的一個右派分子，因為我很快就繳械投降了！最後，大家覺得我態度還不錯，自己都認罪了，也沒什麼特別要再批判的了。
總的說來，我的右派問題並不複雜，而且也不屬於院一級的重點人物。反右鬥爭矛盾的集中點，主要是在有影響的老知識分子，尤其是民主黨派中有影響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像民盟、農工民主黨這樣一些與共產黨有過政治糾葛的民主黨派。此外還有就是高等學校的有影響的知識分子。而我那時還屬於小知識分子，又是團員，只不過是個反右中順帶進去的邊緣人物。
批判完了之後，組織上就根據右派分子本人的認罪態度，來進行處理。處理總的原則是「批判從嚴，處理從寬」，這個原則總的來說還是貫徹了，只有極個別人處理相當重。
那麼，像我這樣的青年知識分子，過去參加過地下活動，參加過外圍組織，算是有革命經歷的了。而且像我這樣又留蘇的，回來後工作也很認真。更重要的是，因為我早早就繳械投降了，領導上認為我的態度還是比較好的。不久右派分子的處理決定也下來了，對我的處分算是比較輕的。
作了組織處理之後，我真的就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從天堂之門跌入了地獄之門！政治上成了人民的敵人，家庭上剛剛從蘇聯回國結婚還不滿一個月的妻子立即提出離婚，家庭破裂。再加上之後不久在西山勞動時被火車軋斷一條腿，可以說人生中所能承受的一切打擊和痛苦，全都壓在了我的頭上，但我要堅決地活下去！我對自己的要求是：「要堅強地活下去！」我給自己寫的座右銘是：「困難只對怯懦者存在」。我想起了一句名言：「真正的強者，不是沒有眼淚的人，而是含着眼淚奔跑的人！」
反右運動主要針對知識分子
反右鬥爭實際上是針對知識分子。應該說，在知識分子中，高等學校的知識分子又是重點關注的對象。在高等學校里，文科的知識分子又是重點中尤為重要者。而在文科裏面，放眼全國，政法界的知識分子又成了最大的「受災區」——從全國範圍來看，應該說政法戰線上的「右派」還是比較多，無論是最高法院還是最高檢察院，甚或一些基層的法院、檢察院、司法局等等，都成了「右派」的「大戶」。
在蘇聯的時候，我看過小托爾斯泰寫的小說《苦難的歷程》。這部小說主要就是講蘇聯知識分子的經歷。那麼，從知識分子的經歷來看，蘇聯人特別注意階級基礎，因為蘇聯從十月革命開始到後來，一直都強調革命中工人階級的作用。這樣的話，蘇聯的知識分子在蘇維埃政權裏面，就不得不經歷一個「苦難的歷程」。在蘇聯，像高爾基這樣沒有經歷大的衝擊的作家或者學者，那是非常罕見的。一般來說，無論是作家還是學者，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在蘇聯革命的過程中，都經歷了長期改造的「苦難的歷程」。
當時我就覺得，這一點跟中國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情況不太一樣。因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幾乎都是知識分子出身，比如陳獨秀、毛澤東等等。而且巧合的是，那些被認為工人階級出身的領導人，最後都是有問題的。好像真正革命堅定的，還是那些參加革命的大知識分子。這些人在革命之前，更是以知識分子的面目出現在世人面前，他們原來的家庭也都比較富裕，能夠受到良好的教育。
可是中國的革命勝利之後，我們越來越感覺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並不像原來所想像的那樣。1949年中共國成立後，第一個針對知識分子的政策就是思想改造，緊接着就是院系調整。那時候對知識分子地位的描述，並不像後來所說的那樣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對於知識分子的定位，一直面臨着它依附在什麼階級身上的問題。最開始，政策制定者認為知識分子可能是依附在資產階級身上，無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都是屬於資產階級化的，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隊伍的一部分，屬於小資產階級。所以，在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起來後，知識分子的世界觀或者思想體系都還是資產階級化的，或者說是舊的，就需要對敵對陣營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改造，這幾乎是思想改造的「法理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