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辦公廳1971年6月1日發行的《毛主席會見友好人士斯諾談話紀要》（下稱《紀要》），應該是研究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文化大革命、中美建交及毛澤東本人最重要的文獻之一。《紀要》在當年印了四萬份，存世也應不少。它將有助於人們澄清對中國革命一些重大事件和問題的誤讀與曲解。
從《紀要》中，人們也能看出毛澤東是怎樣的一個人。毛澤東一生中唯一重要的任務就是「奪權」和「保權」，直到他生命終結。
首先，為奪權，死多少人他都不管，只要他能贏。中國民眾被殺，對他奪權有利，他就大聲叫好。當他與斯諾談到，在以保安為根據地，只有兩萬多兵時，他感嘆：「誰想到人們能夠佔領大陸啊？」，「後來日本人又來了……那些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在《紀要》中顯示，毛澤東曾在不同的場合說過同樣的話，顯然他對他的這個觀點頗為得意。日本人侵略中國讓多少中國人血流成河，多少人流離失所。據估計，直接死於抗戰的中國人就有2千萬人。
除了感謝日本人之外，他還感謝蔣介石：「後頭還是蔣介石幫忙，1927年他殺人了。」人們知道，1927年蔣介石清黨殺人，還想殺絕共產黨。而毛澤東卻為自己的同黨被殺叫好。平凡人根本無法理解偉大領袖的超常思維，因為人心都是肉長的。大概，只有那些」縱做鬼，也幸福「、甘心情願地做領袖炮灰的人才能真切地、衷心地理解他們的偉人。
《紀要》中還有這樣表現毛澤東對民眾生命冷血的證據。如，為了讓造反派幫他奪權，他支持武鬥。毛澤東的原話是：「這個文化大革命中有兩個東西我很不贊成。一個是講假話，口裏說『要文鬥不要武鬥』，實際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腳，然後把腳收回來。人家說，你為什麼踢我啊？他又說，我沒有踢啊，你看，我的腳不是在這裏嗎？講假話。後頭就發展到打仗了，開始用長矛，後頭用步槍、迫擊炮。好嘛，你這樣搞我贊成。」；「第二條我很不高興的，就是捉了俘虜虐待。」人們可以看出，毛主席不高興的是武鬥了不承認，講假話，以及虐待俘虜。而用矛、槍、炮真的武鬥，他家老人家看着這齣戲是滿心歡喜的。他才不管有多少革命小將和無辜民眾為此失去生命。他唯一關心的是權在誰手上。
其次，對妨礙他奪權或對他既得權力構成威脅者，格殺無論。當斯諾問到，「你什麼時候明顯地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毛主席回答：「那就早囉，1965年1月，23條發表。23條中間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毛主席還說：「那個時候的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個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個時候我說無所謂個人崇拜，倒是需要一點個人崇拜。」這裏，毛說北京市委的權他管不了，他要的就是權力在他個人手上才算數。很顯然，他追逐的是滿足個人對權力的佔有欲，以實現將其個人的烏托邦理想強加於中國大眾，以滿足其實現個人理想所獲得的快感。為了這種快感，他不擇手段，不顧一切，他只要認為有人擋他的道，他就會讓攔路者死。為了這種快感，為了掃清道路，他必須掌握絕對的權力。所以，他奪權完全是滿足其個人私慾，並不是人們原先認為他是為了勞苦大眾，大公無私。此前，他一言九鼎，北京市委都是乖乖聽話的，現在對他不理睬了，他極度失落；認為權力已旁落，他必須絕對地控制局面。是劉少奇這樣的當權派破壞了他的快感，劉少奇這樣的攔路虎必須清除掉，最好的藉口說是指其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從毛前面所說的話，人們還可以順便澄清一個流傳很久的說法——毛主席不贊成搞個人崇拜。再來看他是怎麼說的，他說，北京市委的權，他管不了了，那個時候需要一點個人崇拜。他繼續對斯諾說：「過去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很顯然，毛需要崇拜，正是他自己刻意要搞個人崇拜。毛搞個人崇拜其實由來已久，有人認為從延安整風時始，也有學者認為毛從井岡山時期就已經開始搞個人崇拜。但可以肯定的是，從目前中國人都熟悉的1959年廬山會議上看，彭德懷僅因為不滿大躍進，讓毛難堪一回，便被整肅得毫無還手之力。見到這樣功高蓋世的人都被修理成這樣，全黨從此噤若寒蟬，都知道毛心狠手辣，從此再也聽不到與毛不同的意見。毛利用恐怖氣氛樹立了霪威。有識時務者開始明白，吹捧毛是最安全的，而且還可以獲得政治實惠。於是崇拜毛主席逐步推向高潮，直到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等口號出現。
而文革初期，毛澤東之所以要掀起個人崇拜運動，很顯然，他要通過崇拜者來向自己的政治對手顯示自己的力量，向他們示威，為他的奪權行動造勢。所以，在1966年8月到11月間，他8次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總人數超過1000萬。他的目的，就是暗示他的政治對手：有這麼多人狂熱追隨我，你們不要動我，只要動我一根毫毛，你們就會被這些發瘋了的人浪所吞沒，將會死無葬身之地。看着這場面，那些對毛主席不滿的人無不膽戰心驚，唯有跟着高喊「毛主席萬歲」之外，別無選擇。
當然，後來由於劉少奇已於1968年在開封被整死，所以毛覺得暫時安全了。於是他認為個人崇拜要降溫了。然而也只是降溫而已，他並沒有全盤否定個人崇拜的必要性，他還是要保持一定的個人崇拜以威懾那些潛在的政治對手，只是收斂一下，在將來用得着的時候還要拿出來。況且，毛澤東其實很享受個人崇拜所給他帶來的幸福。所以他批評斯諾說：「總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諾沒有人崇拜你，你就高興啦？」；「你們美國每個州長、每個總統、每個部長沒有一批人崇拜他，怎麼混得下去呢！」毫無疑問，毛澤東不但很享受個人崇拜，而且還要把它變為他的奪權工具。說他不贊成搞個人崇拜並不符合史實。
毛澤東最後對斯諾說：「我對你不講假話」。《紀要》紅色的主標題下註明：已經主席審閱。毛澤東在這裏不說假話，所以在《紀要》中，毛澤東是真實的毛澤東。這份史料，人們會有四個強烈的感受：
第一，當最高權力不能公開透明的競爭使其和平更迭，而是以暗鬥的方式奪權，過程往往很暴力、很血腥，結局很慘烈。不論是彭德懷還是劉少奇，都沒機會向全國公眾表達他們的不同政見或辯解，以便公平地接受公眾的質詢和選擇。毛澤東一聲令下，他們或是被打入冷宮，或是丟了性命。這種奪權的方式承襲着中國宮庭鬥爭模式，中國曆朝歷代宮庭奪權內斗大都伴隨着兄弟、母子自相殘殺，民眾跟着受連累。這種鬥爭的技術要求是一招制敵，絕不給對手任何機會，稍存慈心，便反而讓自己身首異處。毛澤東運用這一技術時，手法嫻熟，所以他贏了，但全中國人跟着他遭殃。
第二，高度集權，權力就會失控。用無法無天來形容毛澤東是再恰當不過。建國後他一手遮天，誰也管不了。毛澤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國家權力和暴力機器成為其個人私有物，他想拿來整誰就整誰。在《紀要》中，甚至見到憲法的修改也是先由毛來定調。他一句話、一揮手，全中國都被他攪如痴如狂，也把中國帶到崩潰的邊緣。然而因為他是「至尊」，所以中國人不用他為自己的過錯承擔任何責任，其所造成政治、經濟、文化等全面的無法挽回的重大摧殘後果，卻由幾代中國人來承受。不改變這種狀況，高度集權仍將是中國社會的根本亂源。要徹底改變，唯有對權力進行橫向分立，讓它們相互制衡才能解決。
第三，當「個人崇拜」只有崇拜的權利，而不許有反對的自由時，個人崇拜很容易被權力挾持。毛時代，人們只能向主席表忠心，不能有半點不敬，否則就會招來殺身之禍。有人是真心崇拜毛澤東，他們主動維護毛的權威，對他們認為反對毛的人大打出手，而毛澤東卻利用手中的絕對權力，將這種崇拜挾持為自己奪權的資本和工具。當這種崇拜沒有利用價值或是反而使自己處於不利地位時，他會毫不留情地拋棄，甚至打擊。紅衛兵高潮過後，紅衛兵頭頭們被抓進牢裏，就是明證。
第四，當思想被極度專制時，生命就會被極度冷漠。讀這份《紀要》時，對人造成最強烈的刺激是：毛澤東太冷血了！但當回顧1949後的歷史時，卻發現這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問題，也許不能把所有罪過都歸罪於毛澤東，有很多東西助紂為虐。
對於這些，有人歸罪於中國人整體冷漠和對毛澤東的奴性。的確，不論是三反、五反、鎮反還是反右，都有大量的生命在中國人的互鬥中死去，不但沒人為此懺悔，甚至有人認為這些人活該死。還有那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中死去的幾千萬生命，當時也沒有多少人覺得痛心疾首。不但毛澤東，中國人整體都對生命極度冷漠。所以有人說，是中國人整體冷漠造成中國人大量非正常死亡到處漫延，而無法控制。
毛澤東為什麼能在執政過程中造成這麼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卻仍身居高位，直到還能讓他能發動文化大革命？如果沒有全中國人把毛澤東神化，極力崇拜、吹捧、縱容，他能翻這麼大的浪嗎？所以，有人說是中國人對毛澤東奴性，促成毛澤東對中國人造成大面積傷害。死了這麼多人，還是沒有人能醒悟過來。
其實，不能否認上述因素造成對中國人大面積傷害，但不能如此簡單歸罪。當時的中國人，只要他敢說他不崇拜毛澤東，很快連命都沒有。即使在今天，人們面臨這樣境地，也不會有多少人願意以卵擊石，何況那時的專制是如此嚴密。
也有人將這一切傷害歸罪於馬列主義，是這個鼓吹暴力專政的理論，讓中國人對生命漠視，充滿暴力。的確，那些被打倒的人都被認為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的反革命或壞分子。如果沒有馬列主義這面旗幟，毛澤東不可能舞動中國人。但這不能全怪馬列主義。人們知道，1949後，除了毛澤東和馬列的書作為理論著作出版之外，其餘思潮的作品一律對廣大公眾禁止。中國人除了馬列主義和慢毛澤東著作外，再也見不到其他的思想。每天講的、見的都只是馬列毛，所以只能相信馬列毛。加上不服從馬列毛將被暴力鎮壓，甚至生命都要補消滅，中國人想不從都難。中國人從此被劫持，被強制信仰馬列毛，從此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歸根結底，罪在中國人的思想被極度專制。在這種極度專制之下，馬列毛主義成為唯一被允許信仰的宗教，異教者被無情打擊和鎮壓，不服從者將無法生存。從此中國人不再思想，只要能生存就行，結果造就了群體無意識，中國人成了別人叫怎麼幹就怎麼幹的低等動物。
當思想停滯、枯竭到只知道盲從時，人就只剩下獸性。這就是中國人為什麼如此冷血地縱容、追隨毛澤東作惡的原因。
當然，雖然歸罪於專制體制，但不否認的是，中國人應對1949後因政治內鬥失去的生命懺悔。而簡單地把責任推給專制體制，中國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不必反省。毛澤東和馬列主義能上台，是有很多人主動推動的，並不完全被劫持，之前中國人還是有其他選擇的。可以說，毛和馬列是中國人自己選的，中國人必須承擔自己的所選擇的道路所產生的後果。尤其是那些在建國後各種運動中積極主動去殘害他人生命的人，更應該懺悔和道歉。儘管這些人有不懺悔的自由，但這種懺悔，將是從獸性向人性的回歸，也將一條使中國人更少暴力，由惡重歸於善的和諧之路。
（註：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又稱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或者稱為人質情結或人質綜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這個情感造成被害人對加害人產生好感、依賴心、甚至協助加害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條件是：1、人質必須有真正感到綁匪（加害者）威脅到自己的存活；2、在遭挾持過程中，人質必須體認出綁匪（加害者）可能略施小惠的舉動；3、除了綁匪的單一看法之外，人質必須與所有其他觀點隔離，通常得不到外界的訊息。4、人質必須相信，要脫逃是不可能的。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起源：1973年8月23日，兩名罪犯在意圖搶劫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內最大的一家銀行失敗後，挾持了四位銀行職員，在警方與歹徒僵持了130個小時之後，因歹徒放棄而結束。然而這起事件發生後幾個月，這四名遭受挾持的銀行職員，仍然對綁架他們的人顯露出憐憫的情感，他們拒絕在法院指控這些綁匪，甚至還為他們籌措法律辯護的資金，他們都表明並不痛恨歹徒，並表達他們對歹徒非但沒有傷害他們卻對他們照顧的感激，並對警察採取敵對態度。更甚者，人質中一名女職員竟然還愛上劫匪，並與他在服刑期間訂婚。而後來的研究顯示，這起研究學者稱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驚訝的普遍。研究者發現到這種症候群的例子見諸於各種不同的經驗中，從集中營的囚犯、戰俘、受虐婦女與亂倫的受害者，都可能發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