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實味是四十年代延安最大膽、最有爭議的知識分子，一個年輕的翻譯家、作家。連黨的最高領袖毛澤東都曾深夜提着馬燈去看《矢與的》壁報（上面最轟動的就是王實味寫的短文），1945年「七大」時甚至說：「四二年，王實味在延安掛帥，他出牆報，引得南門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總司令』，我們打了敗仗。」1962年，王實味死了十幾年了，已經成為全國領袖的毛澤東又一次在最高層會議上提起他。
王實味只活了41歲，1947年被他信仰的黨所殺。死的時候頭上戴了三頂大帽子，「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反黨五人集團頭頭」。這些帽子哪一頂都足以把他打入萬劫不復的地獄。在他死後四十四年開始，三頂帽子由三個不同的部門以不同的形式陸續摘掉了，1982年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決定否定了「反黨五人集團」的存在，1986年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的《毛澤東著作選讀》的「注釋486」說關於王實味「是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一事，據查，不能成立」。1991年公安部對「托派問題」的結論予以糾正，宣佈平反昭雪。前後經歷了近十年。現在王實味文集也出版了，王實味和他的《野百合花》獲得平反，以「野百合花」命名的書、叢書也洛陽紙貴、隨處可見。但不少書對王實味的介紹卻錯誤百出，如1992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野百合花》收有王實味的四篇文章和溫濟澤的《王實味的冤案》一文，在僅僅一百多字的作者介紹中至少就有五處錯誤。《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卷有關王實味的介紹也有至少兩處錯誤。
人性論
王實味到底是何許人？他在1942年的延安——當時中國的革命聖地說了些什麼？
王實味是河南潢川人，原名叔翰，1930年以後用「實味」的名字投稿，還用過詩薇、石巍等筆名。1925年他考上北大，和胡風是同班同學。1926年20歲時加入共產黨，那時北京還在軍閥統治下的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李大釗就是1927年被殺害的。他在北大隻讀了兩年因為經濟原因而輟學。
學生時代他已開始發表小說，30年代初在上海出版過小說集，還翻譯了不少西方文學作品（如都德、哈代、高爾斯華綏等人的作品），1937年奔赴延安前已經是個作家、翻譯家。在延安的頭四年，他翻譯了一、二百萬字的馬、恩、列經典著作，算得上是個有成就的馬克思主義翻譯家，正兒八經的黨內知識分子。
導致他被殺的不過是他1942年寫的幾篇短文，也就因為這幾篇小小的雜文，他的名字留在20世紀的歷史上甩也甩不掉，他的案子、他的死都曾引起各方面的關注，最高領袖都要一再提起他的名字。
其實他一直是個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並沒有向這一意識形態提出挑戰。他不過是追求普通的人性，在他的短文里表達了自己樸素的人性觀點，這些恐怕和他在北大所受的教育，和他西方文學的深厚造詣有關。他雖然信仰馬克思主義，但也沒有放棄最基本的對人性的內在追求。這是他1942年闖禍、1943年被捕、1947年被殺的根本原因。
和他十分熟悉的文藝理論家雪葦揭發他——特別執着於「人性」，深信「不論一般政治也好，或特殊的革命政治也好，人性都起着很大作用」。他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太強調客觀、太看重物質，以為改變了客觀的物質條件，人性就能夠變好」，他以為未必。他認為「改變人性這項工作是獨立的，如果說它不比改變社會的物質環境更重要，至少是同樣重要。」他舉例說，革命之後，「得勝的新朝權貴們露出來的『人性』，竟比老北洋軍閥的更丑更惡，這使他悲憤；更使他痛心疾首的，則因他眼見不少的『老朋友們』，一見氣候轉變，立即改轅易轍，甚至認賊做父，賣友求榮。」
雪葦那時在窯洞裏寫中國新文學史，張聞天說可以和王實味交換意見。他們肯定討論過有關文學、人性等問題，他的揭發因而是可信的，和王實味自己的文章中所表達的觀點也一致。
即使在王實味遭到批判後，他還經常和人說「斯大林人性不可愛」，蘇聯清黨時「斯大林不知造成了多少罪惡」？「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
王文元回憶他們當年在上海每次見面談論的主題也並不是革命，不是主義，「我們每見必談、每談必爭的一個問題是他後來因之出名的『人性論』」。
所以周揚在《解放日報》發表的長文《王實味的文藝觀與我們的文藝觀》，就是批判王實味「主張藝術是為抽象的人類服務，是表現抽象的人性的」。可見王實味對人性的理解是一貫的（當然，四十多年後周揚也發表文章說「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肯定他批判了一輩子的人道主義和人性論，這些王實味都不知道了）。
關於王實味的托派問題，起因是他有兩個托派朋友。他在北大時的同鄉、他的入黨介紹人、他所敬愛的老大哥陳清晨（其昌），他的同學王文元（凡西）後來都成了著名的托派。30年代初他們在上海曾有過交往，替他們翻譯過《列寧遺囑》、《托洛茨基自傳》中的兩章，還在托派刊物上發表過小說，同意他們的一些觀點。但他並不贊同他們另起爐灶，也從未參加過托派。
直到1942年王實味已大禍臨頭還對他們念念不忘，「仍覺得他們底『人性』是好的」。尤其是對陳清晨，「即使面對着聲色俱厲的批判與前景險惡的審訊，他也不肯否認那溫暖地保存在他心中的老大哥『好的人性』」。王實味愚蠢之處就在於這裏，——既然不是我們自己人，怎麼可能「『人性』是好的」呢？衡量人性的標準是什麼？人性那時侯在黨性、立場、覺悟這些大義凜然的概念面前，真的是多麼微不足道啊！這一些書生氣十足的王實味至死恐怕也不會明白。
他不能因為政治觀點的分歧就否定他的老大哥、他的同學的人性。1930年，他的妻子小產，家中一無所有，是陳清晨默默地把自己家裏能當的東西全部當了，硬塞給他三十元錢（這一些王實味並不知道，他也不知道陳清晨最後慘死於日本憲兵之手）；王實味要翻譯哈代的《還鄉記》，窮得買不起原著，就是王文元替他買的。這種人性的溫暖一輩子都留在他的心中，甚至可以為此而死。
野百合花
王實味最出名的是他1942年3月分兩次發表在延安的《解放日報》上的一組雜文《野百合花》，在「前記」中他對這個題目作了解釋：
「第一，這種花是延安山野間最美麗的野花，用以獻給那聖潔的影子；其次，據說這花與一般百合花同樣有着鱗狀球莖，吃起來味雖略帶苦澀，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樣香甜可口，但卻有更大的藥用價值——未知確否。」
他深情地回憶起他在北大時「那聖潔的影子」——李芬，一個在北大入黨的女共產黨員，1928年春天她在故鄉湖南被自己的親舅父縛送給當地駐軍，穿着三套密密縫在一起的襯衣褲從容赴死。王實味一生都忘不了這個「聖潔的女殉道者」，並從她的影子裏汲取生活、戰鬥的力量，促使他寫下這些文字的也是這一力量，他由李芬想起了倒在血泊中的同志，所以他才批評延安「歌轉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一片昇平氣象。
這篇文章共四個小標題，分別為「我們生活里缺少什麼？」、「碰《碰壁》」、「『必然性』『天塌不下來』與『小事情』」、「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
他批評「革命聖地」缺乏人際之間的溫暖，多少熱血青年奔赴延安就是為了尋求「美麗與溫暖」，所以對「醜惡與冷淡」「忍不住」要「發牢騷」。他說「要想在今天，把我們陣營里一切黑暗消滅淨盡，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減至最小限度，卻不但可能，而且必要。」所以他反對以「必然性」、「天塌不下來」、「小事情」為藉口推卸每個人（尤其是「大人物」）的責任，認為那是「間接助長黑暗，甚至直接製造黑暗！」他直言不諱地反對等級制度——「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它必要與合理——尤其是在衣服問題上（筆者自己是有所謂『捕耗服小廚房』階層，葡萄並不酸）」，當時他是特別研究員，穿着和領袖一樣，津貼比邊區主席林伯渠還多，和王若飛一樣吃中灶，在延安文化人里算是有地位的。但他無法容忍那些不如人意的現象，並提出語無遮攔的批評，他的立足點不是政治性的，而是人性的，因此他倡導的是愛、溫暖，他之所以參加革命說穿了也就是追求人性，他說青年們來延安是為了「美麗與溫暖」，無疑是他自己真實的內心寫照。
政治家•藝術家
在《野百合花》後半部分發表的同時，他的另一篇文章《政治家•藝術家》也在《穀雨》上發表。他強調政治家與藝術家不同，實際上尖銳地指出了藝術家可以獨立於政治家，藝術獨立於政治之外，有它自身的規律這樣一些要命的問題。
他指出政治家的任務是改造社會制度，藝術家是改造人的靈魂。「人靈魂中的骯髒黑暗，乃是社會制度底不合理所產生；在社會制度沒有根本改造以前，人底靈魂根本改造是不可能的。社會制度底改造過程，也就是人底靈魂底改造過程，……政治家底工作與藝術家底工作是相輔相依的」；政治家「善於進行實際鬥爭去消除骯髒和黑暗，實現光明與純潔」，藝術家「善於揭破骯髒和黑暗，指示純潔和光明」；「政治家對事更看重」，「藝術家對人更求全」，因為「政治家了解在革命過程中，自己陣營里也是人無完璧，事難盡美；他從大處着眼，要把握的是：歷史車輪前進着，光明佔優勢。藝術家由於更熱情更敏感，總是渴望着人更可愛，事更可喜；他從小處落墨，務求儘可能消除黑暗，藉使歷史車輪以最大的速度前進」；政治家的優越性是「怎樣團結、組織、推動和領導革命力量，怎樣進行實際的鬥爭」，藝術家「自由地走入人底靈魂深處，改造它」；政治家和藝術家各有各的弱點，政治家熟悉人情世故，精通手段方法，善於縱橫捭闔，貓的利爪可以捕老鼠也可以用來攫雞雛，這是要防止的；藝術家驕傲、偏狹、孤僻，甚至互相輕藐、互相傾軋。
他說「舊中國是一個包膿裹血的，充滿着骯髒與黑暗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裏生長的中國人，必然要沾染上它們，連我們自己——創造新中國的革命戰士，也不能例外。這是殘酷的真理，只有勇敢地正視它，才能了解在改造社會制度的過程中，必須同時更嚴肅更深入地做改造靈魂的工作，以加速前者底成功，並作它成功底保證。」
他充滿敬意地提起了偉大的魯迅。他認為「藝術家改造靈魂的工作，因而也就更重要、更艱苦、更迫切。大膽地但適當地揭破一切骯髒和黑暗，清洗它們，這與歌頌光明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真正偉大的政治家，一定具有真正偉大的靈魂，足以感化清洗他人靈魂中的骯髒和黑暗」。
他向藝術家發出呼籲：「更好地肩負起改造靈魂的偉大任務罷，首先針對着我們自己和我們底陣營進行工作；特別在中國，人底靈魂改造對社會制度改造有更大的反作用；它不僅決定革命成功底遲速，也關係革命事業底成敗。」
讀他的文章，我不禁想起了魯迅「文藝和政治的歧途」。王實味的血管里流淌着和魯迅一樣鮮紅的血液，他的個性十分強烈，他是性情中人，他不會、也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他把心裏話說了出來，作家、藝術家不應依附於政治而要發揮獨立的作用。
軟骨頭與硬骨頭
在上述這些文章發表時，延安最高學府中央研究院的整風壁報《矢與的》也創刊了，王實味一個人就在創刊號上發表兩篇短文《我對羅邁同志在整風檢工動員大會上發言的批評》、《零感兩則》，真名實姓，指名道姓，矛頭直接指向他的頂頭上司。
《零感兩則》的第一則是《辨正邪》，居然「危言聳聽」地說：「黨內的正氣必須發揮起來，邪氣必須消滅，否則亡國亡黨亡頭的危險，仍不能免。我們的眼光不應只看到本院，更應該注意到全延安以至全黨，因為有些邪氣傢伙正在那裏打着反邪氣的旗幟，企圖打擊中傷比他們正氣得多的人，……我們決不能讓邪氣更大的人得勢」。
第二則《硬骨頭與軟骨頭》指出：「你是不是對『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話不敢說？反之，你是不是對『小人物』很善於深文羅織？要了解，軟骨病本身就是一種邪氣，我們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
也有人在壁報上反駁王實味，他則發表《答李宇超•梅洛兩同志》予以回擊。再次重申「王實味充分自信，他的骨頭從未軟過，而且不比任何人軟！」
「《矢與的》的壁報出來以後，看的人川流不息。有幾期壁報貼在布上，掛在延安的南門外，看壁報的人象趕廟會一樣多。」（這是羅邁即李維漢的話）一時轟動延安，三十六歲的書生王實味成為「革命聖地」的明星。領袖都要深夜提着馬燈去看壁報，甚至說「王實味在延安掛帥」。
王實味的觀點說穿了也沒有什麼高深之處，他無非說出了別人沒有勇氣說出來的一些心裏話而已。他二十歲就入黨，譯著等身，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但他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是有人性色彩的，所以他才批評斯大林缺乏人性，才敢直言延安的陰暗面，他不是那種只會唱讚歌的喜鵲。他在嚴酷的戰爭環境還能夠堅持獨立思考，真正體現了北大精神的精髓。因此他就要為自己的思想和骨頭付出全部生命的代價。王實味死了，他留下的有關人性的討論並沒有結束，也永遠不可能結束。
這位北大出身的知識分子，在他以生命的滿腔熱情主動投奔的「革命聖地」呼籲民主、平等，要求政治中的人性，希望正在進行中的革命事業更加完美，這是多么正常的一件事。但是當他遭到批判、鬥爭以後，其他的知識分子幾乎都參與到批判的行列，蕭軍恐怕是唯一一個為他說過話的知識分子，為此他還和丁玲、周揚、劉白羽等黨內知識分子，艾青等黨外知識分子展開過激烈辯論。而他與王實味素不相識，從無來往。在那恥辱的一頁中，蕭軍的出現象是一個異類。當然這些人以後的經歷比起王實味實在也是好不了多少，只是活了下來而已。中國的知識分子常常不懂得生命的意義有時候不在於是否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經死了。王實味從來就不是什麼大人物，但因為他對人性的真摯追求，他的身上永遠都閃爍着人性不滅的光芒。
20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