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解放軍報》發表的文章首次披露，在印度拉達克地區的加勒萬河谷附近與印度軍隊衝突事件中，有四名中國官兵陣亡。此前，印度方面表示有20名印度士兵在去年的衝突中死亡。
消息發佈後，眾多網友對中國軍人傷亡數字表示質疑。一位網名「辣筆小球」的網路大V推斷中方真正的死亡人數可能不止4人。20日，南京市公安局發佈通報稱，已於19日將發表違法言論的「辣筆小球」仇子明逮捕，認為他造成「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
辣筆小球的質疑屬於憲法保護的自由言論，對仇子明的抓捕顯然屬於因言獲罪的文字獄。但令人難以理解的是中國警方居然展開了你追我趕的抓人比賽。從2月19日至22日，除了南京外，中國北京，河北、四川、福建、廣東、貴州等地警方至少拘捕了六名網民，他們都是在網絡上發帖質疑中國軍人的傷亡人數的。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遠在國外19歲的青年王某，也因相似在新浪微博評論區發表「詆毀貶損英雄官兵」言論被重慶警方網上追逃。
在中國網絡不僅不是法外之地，而且已成因言獲罪的文字獄。劉曉原律師說：我們現在所看到抓了7個人，其中行政拘留的，估計也說是尋釁滋事。刑事拘留都涉嫌尋釁滋事犯罪，所以覆蓋範圍很寬廣。至於說到『情節嚴重』按照法律解釋，一般要造成當事人自殺或精神崩潰等等嚴重後果等等，而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一旦發了一個帖子也有可能被抓。
新修訂的中國《刑事訴訟法》中，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譽，榮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相關條款3月1日實施。《中國日報》的一篇評論居然遺憾地寫道「如果辣筆小球犯事再晚上十天，他就能成為受到該法律條文處罰的第一人了，能記入中國法制史啊。」。
在中國出現競賽不是稀罕事，五十年代就曾出現過糧食增產比賽。1958年6月8日，人民日報報道，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河南省信陽地區遂平縣人民公社在一塊2.9畝的小麥實驗田裏收穫了3821斤小麥，相當於畝產2105斤。這是第一顆「高產衛星」。隨後，人民日報7月23日報道，河南省西平縣和平農業合作社小麥畝產達到7320斤；8月13日報道，湖北省麻城縣麻西河鄉早稻畝產3萬6千9百斤；9月5日報道，《廣東窮山出奇蹟，一畝中稻六萬斤》；9月18日報道，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中稻畝產13萬斤。
1958年7月23日，中國糧食部宣佈：中國當年的小麥產量達到779億斤，超出美國小麥產量40億斤，躍居世界第二大產麥國。實際上，那年中國的小麥產量只有451.8億斤，不僅比美國當年估計的小麥產量少279.5億斤，就是比中國上一年的小麥產量也還少21億斤。
為什麼中國會出現這樣荒唐的比賽？這就不能不談到中國極權制度下的舉國體制。史丹福大學社會學教授周雪光指出：中共舉國體制的一個特點是一旦上面發話，這個體制動員力量會是驚人的，而且會變成政治任務，不惜代價完成。這是一個向上負責的官僚體制。它對於執行自上而下的指令，可以非常迅速，非常有力，特別在運動式治理的高度動員階段。在自上而下高度動員的過程中，各級官員的職責就是執行指令，上面讓你怎麼做，你就怎麼做。我們經常聽到上級領導說，這是政治任務，不惜任何代價也要完成。
南京警方對辣筆小球仇子明的處罰本來就是違法的，但各地官員為了增創政績和保住頭上的烏紗帽，於是展開了極端的抓人比賽，並且花樣翻新，從國內抓到國外。加之，中國已經打通對境外人員刑事案件的缺席審判和收繳國內財產的通道，於是各地政府更是有持無恐。如果發一條質疑官方的帖子都可能被抓捕，那麼中國的網絡就成了風聲鶴唳的恐怖之地。當中國民眾的自由空間不斷收窄，甚至無法表達時，民眾的不滿情緒就會引發報復社會或與政府對抗的群體事件。對言論的任性打壓，會使越來越多的小粉紅因言獲罪，並最終覺醒。中共的舉國體制就會成為其政權的掘墓人，真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有位中國網友孫女士在接受外媒採訪時說，中國人總會有能夠自由交談的一天。她說，許多東德人沒想到柏林圍牆會在1989年倒塌，但那確實發生了。「沒有人能預測未來，」「要相信人性，要相信人性是嚮往自由的。」
中國的舉國體制已經在去年3月份武漢封城事件中顯示了它的荒唐和野蠻。笑蜀在《武漢封城與極端政治》一文中指出：當政者在武漢疫情防控上的荒腔走板，可說是這種兩極震盪的經典案例。一方面極度任性和自戀，拒絕任何制約；一方面對現代治理極度無知和排斥，迷信土方治國。此類極端心態主導下，不可能有平衡感和分寸感，不可能有中道理性及生態均衡的現代政治。不趨向這個極端，就趨向那個極端，兩極震盪就成為常態，必待其元氣耗盡、資源耗盡、慣性耗盡，才有望終止。毫無預案、不計代價、粗糙粗暴的武漢封城，憲政民主國家不可能發生。為什麼？因為憲政民主核心要素即為限權，尤其是分權制衡。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始能達成多元平衡，多元平衡的政治社會生態之下，才有中道理性的可能，各種極端才會逐漸失去市場，社會才可能走出兩極震盪的惡性循環。尤其是言論自由才有切實保障，公民的知情權才有切實保障，公民監督和批評政府的權利、對枉法濫權之舉問責的權利才有切實保障。這才是杜絕人禍尤其杜絕官禍的對症良藥。歷史和現實皆有力印證。
近日，財新傳媒副主編高昱感嘆：過去三十年所有啟蒙的努力，失敗了。越來越多我們想給予幫助免於恐懼的人，變成了痛恨我們的人，比那些欺壓他們的人更恨我們。我認為，高先生的觀點可能過去悲觀，其實只要舉國體制存在，它就會不斷地將社會推向極端，並不斷製造災難，直至憲政體制的到來。
年逾九旬的美國法學家孔傑榮教授說，習近平正在播下反對他的種子，習獨裁終會像毛獨裁一樣成為過去。「習近平的鎮壓將激發反作用，詩人林賽說：『沒人會永生，死去的人不會復活』。」習近平本人也常說，中國正面臨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縱覽中國》網刊主編陳奎德說：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可能是進步也可能是倒退。事實上眾所周知，習近平目前正在大踏步地向毛澤東時代倒退。那是什麼樣子呢？回想60年前，一個甲子之前的毛時代，那時候幾千萬中國農民被人為地活活餓死，而發不出自己的聲音。而當時中國的報刊雜誌告訴中國人現在正是偉大的大躍進時代，東風壓倒西風，西方國家正處於水深火熱中，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處處鶯歌燕舞。結果成了文革之前的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所以發展的方向不是完全線性的，現在出現一個拐點、變局，正是這種不確定性的相當重要的表現。
我們說到這裏，現在需要進行一個總結。南京辣筆小球仇子明質疑中印衝突中的中國軍人死亡人數很正常，因為它與印度軍人的傷亡人數相差太大。即使他有嘲笑軍人的言語也是言論自由的範疇。我們永遠不可能讓所有人都只有一個想法。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國政府居然展開了抓人比賽，甚至將魔爪伸向了海外。中國抓人比賽的極端做法源於中共極權制度下的舉國體制，一刀切、運動式，從上到下，但舉國體制缺乏從下往上的信息傳輸和糾錯能力，結果一個小火苗往往會燃燒成熊熊的火焰。舉國體製成就了中共的經濟崛起，但它也會點燃中國巨變的星星之火。已經經歷了四十年改革開放的中國人是不可能退回到毛澤東極權主義時代的，看看緬甸百餘萬市民的抗議活動，我們就會明白，恐怖只能恐嚇一時，但當民不畏死時，中共又如何能以死懼之呢？一個質疑的推文都可以讓中共草木皆兵，驚恐不安，這個紙糊的紅色江山還能經受得起驚濤駭浪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