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第3期的《收穫》雜誌上，我讀到曹禺的女兒萬方寫的回憶他父親的文章《靈魂的石頭》，這篇文章是曹禺去世後，我讀到的最好的一篇懷念文字，當然這與作者的特殊地位有關，作為女兒，萬方是理解自己父親的，她用真誠的心靈，寫出了曹禺晚年的痛苦。
在許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我以為從作家的角度看，曹禺和老舍是兩個讓人感興趣的人物，不光是他們在文學上獨特的貢獻，還在於，他們二人本身的經歷就是一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歷史，雖是兩種結局，但內心深處的悲涼是一致的。
我曾聽到一位曹禺在清華的同班同學說起過曹禺在清華的一些舊事，這位老人對曹禺在文學上的才能評價很高，但對他的個性卻留有餘地。我理解這多是由曹禺晚年的一些事而觸發的。曹禺在晚年，做了幾件讓知識分子不理解的事，儘管只是寫幾個字，簽個名之類的小事，但由於他出身清華又多年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生活的形象，讓人感到有些失望，不過這失望，讀了萬方的文章，人們又會多少能體味到他晚年的處境，其實他晚年的內心世界是極其痛苦的。
作為一個有創造性的劇作家，曹禺在40歲前就已完成了他一生的工作，他是1910年生，之後，他的創造性就沒有能再發揮出來，無論是50年代的《明朗的天》還是70年代末的《王昭君》，都讓人感到這不再是當年的曹禺了。對於曹禺40歲以後的創作，他的朋友吳祖光有過尖銳的批評，意謂他是太聽話了。而黃永玉的批評更是痛心疾首：「你是我的極尊敬的前輩，所以我對你要嚴！我不喜歡你解放以後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心不在戲裏，你失去偉大的通靈寶玉，你為勢位所誤」（田本相《曹禺傳》472頁）。晚輩劇作家沙葉新也曾直言批評過曹禺的沒有主見。
對於朋友和晚輩的批評，曹禺是從內心接受的，而且他還把黃永玉給他的信裝裱成冊，作為對自己的鞭策，然而他內心的煩惱和痛苦，在他生前終於沒有得到爆發，他在平靜中懷着痛苦離去，據說他本來還要在一次重要的會議上繼續扮演一個早已厭倦的角色，然而生命沒有再給他這一次機會……
這許多年來，我一直在思索從馮友蘭、錢端升到曹禺、錢鍾書那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命運，從曹禺的身上，人們感受到的不同於馮友蘭，更不同於儲安平，他和費孝通有點像，但又沒有費孝通那樣通達，費孝通是大徹大悟，而曹禺卻總在痛苦中不能自拔，這也許就是他那藝術家的本質。他要真能從痛苦中出來，扮演那個給他派定的角色，也許他的痛苦會輕一些，因為雖然不得不演戲，但在戲完了的時候，還多少有一些滑稽感。但曹禺不能，他的苦惱也就越來越深。
早年曹禺的話劇不僅征服了當時許多前輩，就是在同時代的朋友中，大家對他的成績也是真誠佩服的。1946年，儲安平在上海創辦《觀察》周刊的時候，曹禺和當時大批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是列在封面下的「撰稿人」，雖然他沒有給《觀察》寫過文章，但他的思想傾向與那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是一致的。1944年儲安平在給桂林《力報》寫的一篇劇評中，這樣評價曹禺：「在中國的戲劇界裏，並非沒有特殊的人材和特殊的劇本，曹禺及其作品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們讀曹禺的作品時，我們大體上是滿意的；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嚴肅的作家，一個走正路的作家，一個可以敬佩的作家。」
儲安平是敬佩曹禺的，不光是敬佩他的作品，還敬佩他那專心劇作，不涉及其他的性情。然而這一切到了後來都從曹禺身上消失了，而且消失得那麼乾淨。對此萬方有一段話說得極好：「長時間以來，我爸爸和許多的人，他們都被告知他們的思想是需要改造的，這種對靈魂的改造像是腦葉切除術，有時是極端的粗暴行動，還有就像輸液，把一種恐懼的藥液輸入身體裏。這是一種對自由渺小卑微的恐懼，我知道這是非常嚴酷的事。」就個性而言，曹禺是屬那種謹小慎微的人，他本人是藝術家，可他40歲以後趕上了一個不容藝術家氣質的環境，在這樣的時空裏，他的藝術家天性被壓抑到了幾乎改變一個人性格的程度。也許人家正是看重了他身上懦弱的一面，聽話的一面；才不斷派給他各種不屬於藝術家的角色的。當萬方問他：「真夠忙的。」他緩過點兒來，說：「就是無聊就是了，沒點兒意思。」「一天到晚瞎敷衍，說點這個說點那個，就是混蛋唄，沒法子。」
曹禺年輕的時候是非常自信的，《雷雨》劇本被朋友靳以壓了一年之後才發表，但他也不着急，他曾對女兒萬方說過；「我知道那是好東西，站得住。」但40歲以後，他的自信就逐步喪失了。他曾說過自己想做一個新人，「我要沉默，……放棄『嘴』的生活，用腳踩出我的生活，用手寫真實的人生。」然而他終於未能沉默，他直到臨終前，還得應酬，對一個藝術家來說，意識到無聊的生活而又難以擺脫，這是怎樣一種處境呢？曹禺說：「我痛苦，我太不快樂了，我老覺得我現在被包圍着；做人真難哪！我要坦白出來，我怎麼自私怎麼壞，我要說心裏話，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說的話。」這是曹禺晚年的心聲，可惜我們只能從他親人的回憶中聽出，而不能聽他親口對人們訴說了。
曹禺晚年的痛苦，還使我想起了另一位和他經歷很像的文化老人，他官比曹禺做得還大。我聽一位接觸過他的人說，這位文化老人有一次曾和他說起：我已經80多歲了，90歲以後我要開始罵人，我要寫回憶錄，要寫出我眼中的反右和「文革」。聽了這話我是很感動的。但我又略有一點擔心，80多歲的老人，難到還要非等那個90歲來臨嗎？為什麼不趕緊把自己胸中的痛苦和無奈早點告訴你祖國的人們呢？不要再等了。
（選自謝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