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所謂"河殤歷史觀"，自從我到海外後，曾頗遭批判，因為它其實仍然是一種"大一統"論說；而我，在普林斯頓大學上了一位教授的一堂課，就徹底拋棄了它。這裏貼出課後我寫的一文，它有一個副標題：帝國的解體與災難的神話，文字是三十年前的，有些陳舊，但是其觀念在中文語境，恐怕仍屬現衛，所以我都懶得批駁"大一統"濫調。】
這個世界完結過多次。三千年前，赫梯人洗劫了巴比倫。公元前612年，亞速的尼尼微破城。一百年後，控制黃河流域三個世紀的周室東遷，天下大亂。在西方，希臘城邦的民主和自由，到公元前338年終結了。又到前30年左右，延續了三十個王朝的古埃及，和亞力山大大帝的希臘世界，同時滅於羅馬人之手。公元五世紀前後，黑白匈奴大泛濫，古典世界瀕於坍塌，西羅馬傾覆，中國分南北朝，波斯奄奄一息，印度芨多王朝滅亡——每一次崩潰，在當時人看來，都是世界末日，但其後又總有更燦爛的文明湧現。
一九八九年那場血光之災後，中國人對自己的未來，除了大崩潰的恐懼，仿佛沒有其他更樂觀的看法。鄧小平說，如果共產黨垮了，中國就會崩潰，亞洲就會混亂。知識菁英們說，中國一旦失去權威，就會重新陷入封建割據，軍閥混戰，生靈塗碳。海外一些名流，每每也拿東歐和蘇聯說故事，極言其後果不堪。這一來，中國老百性嚇住了，他們說，算了吧，鬧個兵荒馬亂，還不是咱們當百姓的遭殃！我自己好象也頗相信此類"崩潰"說，讀了那本《黃禍》，出了一身冷汗，寫了一通談"黃"色變的文字。這些看法，與其說是對未來的冷靜分析，不如說是某種強迫性的歷史記憶使然，它們大概包括：世界的（羅馬帝國解體後的黑暗中世紀）、近代的（大清帝國崩潰後的軍閥割據）以及眼前的（東歐共產體制消亡後的亂局）。中國人一時看不到出路，就只好拿這些歷史記憶互相嚇唬。難怪哈佛大學的史華茲教授（B I Schwartz），在一九九〇年夏天的一個討論會上嘆道：傳統中國的政治總是徘徊在一個固定的形式上，不曾出現其他的選擇（Alternative），似乎只要能維持天下不亂，便不曾好好思考另一種政治形態的可能性。換一種思路去對付那種令人窒息的預設的"崩潰"說，或許有柳暗花明之感。
古代世界的終結
"對我這個愛爾蘭人來說，羅馬帝國的完結是無所謂的。"布朗教授（Peter Brown）笑眯眯的對我們說。他在普林斯頓大學專治古代史，1989年發表一本專著，題為"古代後期的世界"（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i）。這本書提出一個看法，從公元一世紀到八世紀，許多古代文明毀於蠻族鐵蹄，過去史家都認為，世界漸漸進入無文化的黑暗的中世紀。但恰好在這個時期，從古羅馬衰亡中孕育的天主教（西方）、拜占庭的東正教（東歐和俄國）和穆斯林的回教（阿拉伯），構成一個新的文明格局。這個格局一直延續到今天。
那天布朗教授應邀來給我們講一個題目，叫作"古代世界的終結"。開宗明義他就提出一個問題：公元475年西羅馬滅於哥特人之手，這個龐大政治結構的終結，意義何在？史學界對此一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最難解的一個矛盾就是：一方面，西方歷史是一個連續的歷史（羅馬法、拉丁文）；另一方面，西歐的文明恰恰又是因為羅馬帝國的滅亡才成長起來。如何解釋這種連續和斷裂？
演講前，布朗向我們推薦了另一本書，《穆罕默德與查理曼大帝》。此書成於1935年，作者亨利•皮倫（Henli Pirenne），是一個比利時的反日耳曼主義者，曾被關進納粹集中營。書寫完十天後，皮倫去世。此書以極豐富的材料，證明西羅馬滅亡後，羅馬的經濟和文化並沒有完結，而是在比較小的結構中存活下來，演成新質。特別是公元732年的普瓦蒂埃之戰，橫掃地中海沿岸的穆斯林征服者，被剽悍的法蘭克國王"大錘"查理（Charles，"the Hammer"）擊敗，從此退出比利牛斯山外，不能進入西歐。偏安於戰亂紛飛的昔日"羅馬世界"之外的西歐，因此自成格局。皮倫此說，一舉將中世紀史提前了三百年。
大結構控制力可疑
布朗說，把羅馬的政治結構，與它的經濟、文化分開來看，這是皮倫的一大貢獻。皮倫並不覺得羅馬政治結構的終結有那麼重要。他把地中海看作一個生態單位，是羅馬網絡的中心，有如中國的長江和運河。地中海交通快捷，從羅馬到埃及走海路，只需十天，走陸路卻要一個月，而且運費高出56倍。因此，公元472年羅馬城的陷落，以及君士坦丁堡又延捱了一千年，其實都不重要。倒是公元642年伊斯蘭海軍攻佔亞力山大里亞港口，控制了地中海的制海權，羅馬帝國真正不存在了。所以，羅馬的滅亡，是一種生態的滅亡。
然而，皮倫又指出，正因為"地中海生態"消失了，昔日帝國的貿易和稅收不復存在，西歐君主們只有靠土地的稅收來維持財政，農民只依附地主，職業軍隊沒有了，世界統一的感覺也沒有了，這才逼出一個封建主義。
我不知道，皮倫的這種"分離法"能否用於中國歷史。我只知道，雖然我們頗為"中國的封建社會為什麼這樣漫長"而苦惱，其實我們壓根兒沒有真正"封建"過。大概，不是因為封建制而漫長，恰恰因為沒有封建制而漫長。漫長的不是封建制，而是別的什麼東西。是不是羅馬式的那種大的政治結構？金觀濤先生曾有"超穩定結構"之說，然而，果真有"超穩定"的東西，那不會是政治結構，而是文化的連續性。至少，按照皮倫的說法，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不會"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那麼，說中國社會高度整合不易轉型，說中國不整合不統一便沒有現代化可言，說中國一旦失去共產黨的權威就會"飛灰煙滅"，大約都是神話。
我想，羅馬的政治結構，又何尚不是一種生態現象呢？帝國體制的功能，集中於征服世界，從北非到撒哈拉，從西班牙到不列顛，這樣大的結構，本身就是一個不自然的東西，其控制力是很可懷疑的。帝國在其漫長的邊境駐紮大量常備軍，沿英格蘭北部、萊因河甚至北非，都築起永久性的壁壘，頗象中國的長城。但所謂的"羅馬世界"，其內部另有一個看不見的疆界，僅僅環繞地中海。對羅馬人來說，巴格達很近而不列顛很遙遠。布朗教授說他在北英格蘭看到古羅馬的"長城"時就想，羅馬人的生活多麼乏味呀，如果它不滅亡，我們就沒有阿瑟王的故事，沒有後來的城堡，而城堡就代表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事實上，從北非出土的羅馬莊園，已經有很高的牆，顯示對周圍有很大控制力，莊園主儼然一個小皇帝，只是為了享受繁華才去羅馬。後來，他們都呆在自己莊園裏不去羅馬。羅馬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也就消亡了。
羅馬退出歷史以後，歐洲的政治結構從此變成比較小的單位。帝國式的結構，叫人不堪忍受，封建的政治單位相對小而分散，有競爭，人的生存狀態，也多元一些。這是帝國終結的一大意義。那些處在邊陲的民族和他們的文化，逐漸走向中心舞台。他們的心態，比較容易超越那種大羅馬情結。歐洲中世紀，除了基督教，沒有其他大一統的結構。眾口一詞的"黑暗中世紀"，其實也大值得懷疑。君不見，巴黎的聖母院，科隆的大教堂，都是那時的傑作。即使連綿不斷的宗教戰爭，也終於打出一個洛克所說的"容忍"，打出政教分離的制度性妥協，神歸神，人歸人，奠定了歐洲近代社會的基礎。
羅馬不亡，哪來歐洲？
如前所述，公元475年西羅馬崩潰之後，"古代世界"就終結了。老式帝國的政治結構，到近代紛紛解體。倒是本世紀在共產制度下，又出現令人不堪的帝國模式。不過，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活不過二十世紀去。蘇聯的解體，象一出神話，連俄羅斯人都把那個帝國棄之如蔽履，放波羅的海諸國走掉，真可謂"提得起，放得下"。我們中國人好象就差這點氣度，其他大概都不在乎，就捨不得那個大一統，情願大伙兒都在裏頭摽到底，否則就是玉石俱焚。中國人在大結構的生態里活慣了，除了泱泱大國的感覺，不知道"小結構"的滋味，要超越大中國情結（或可稱"大羅馬情結"），是不容易。
由此我便想到台灣和香港。它們好象是從一個大結構里被甩出去的碎塊，在邊緣自行運轉。它們受那個呆板的大結構制約，但它們自身卻靈便得多。久而久之，大結構慢慢僵死，而邊緣的碎塊卻越來越活躍。大陸與港台，不過四十年的分道揚鑣，當年遠東第一大都會上海的風光，盡悉被香港佔去；高雄躍為世界第十大港。上世紀八十年代，廣東受"港"雨"台"風薰染漸次開化，粵語風靡大陸，北京"小痞子"徑相模仿；連窮鄉僻壤的海南島，竟也引來幾度"淘金"狂潮。怎能想像，當初若將港台也攏進這大一統里來，如今豈不早就一古腦憋死？這就如同布朗教授所感慨的，倘若羅馬不亡，哪有他的祖先?
那天布朗最後談到，他的老師寫完《古羅馬滅亡史》說，讓人奇怪的不是羅馬消失了，而是它為什麼能在那裏呆這麼久？我想，這個問題如今該問中國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