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的寒假沒有過完，縣級反右派運動開始了。
春節剛過，積雪未化，瓦沿上倒掛着冰棱，如閃着寒光的鑿子，看着，總覺得它鑿到心中來了。學校操場四周的白楊樹落盡了葉，只剩下光禿禿的枝條在寒風中索索發抖。看着，總覺着心也在發抖。全縣中小學的教師還沒有在家中享受夠和家人團聚的溫馨，就接到通知冒着寒冷揣着一顆忐忑不安的心到淳安中學集中，住在各個教室里。即使家在縣城的教師也不得住在家中，都得住到淳安中學。淳安中學一下子成了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偉大領袖說過大學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那兒有右派，尤其是中文系、歷史系。如今，淳安中學也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也必然有還沒有挖出來的右派，縣一級的反右派鬥爭很有必要，再給敵人的隊伍中增加些人馬吧！
淳安中學的教職員編成一個大組，上面派來一個姓孫的組長來領導這場縣級的反右運動。孫組長也是縣派來的領導這場中小學反右運動的主要領導成員之一。孫組長四十多歲，是行伍出身的老革命。他原來在省里當什麼長，下放到縣裏來了。
目的是揪右派，可是還要先發動大家幫助黨整風，動員大家鳴放，動員大家提意見。我覺得這是重演我在大學裏經歷過的一套，覺得十分有趣。不過，這回有了經驗，領導者操作得有計劃，有程序，與人鬥爭，其樂無窮的鬥爭藝術更完美了。又是虛懷若谷地勸說大家大鳴大放，勸說大家幫助黨整風；又是用「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等古語來吸引傻氣十足的而又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中國的知識分子往往傻得可愛，可笑，最後是傻得可悲。他們自以為是范仲淹，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他們有知識，因而他們也很聰明，意識超前，對問題敏感，談問題尖銳，他們以此自負，甚至有點傲氣（或者說是書生氣），喜歡議論朝政，指點江山，甚至激揚文字；他們在議論朝政時又往往不喜歡唱周頌，在他們看來找出事情的缺點加以改正才是最重要的。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鬥爭使傻乎乎的知識分子清醒了，他們接受了教訓，封住自己的口，再也不敢議論朝政、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了。
給大家作動員幫助黨整風的報告的是縣委劉書記。縣委書記，這是縣裏最高級別的官員了。劉書記，黑而瘦，但瘦得很有精神。他是山東人，但不知是山東何處人。他說話時，嘴裏象是含着顆山東大紅棗，他的話象是這顆山東大紅棗在嘴裏滾動出來的，因此，聽眾要很專心才能聽懂他的山東話。他作報告時披着棉軍大衣，講話時，他時時揮手，學偉大領袖揮手的姿勢，因而，他的棉軍大衣就時時滑下，他時時拉上。這樣是很麻煩的，但他就是不肯將棉軍大衣穿上或脫掉。大約當時當長的作報告都以披着衣服為時髦，如同如今女子以坦胸露背為時髦。劉書記的報告很長，當時一些當「長」的作報告以長為時髦。他從上午八點講到下午一點，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聽眾已飢腸轆轆，他卻正方興未艾，直到下午兩點，他才不好意思地說：「今天只能這麼簡單地講了這些了。」他的報告歸結起來是一個目的：要把中小學教師心中的意見勾出來。我是有經驗的，知道這是「引蛇出洞」之計，美其名為「陽謀」。
然而，劉書記達不到目的，知識分子有了教訓了。一九五七年，中小學教師從報上以及從傳聞中早已知道整風、反右是怎麼一回事了。他們來參加運動之前，他們的親人是會再三再四地叮嚀他們要慎言、少言或不言的。幫助黨整風與否對他們而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不能招禍。民諺：「只要不開口，神仙難下手。」這是與名言「沉默是金子」一樣明智的話，這是老百姓從漫長的因言獲禍的歷史中總結出來的防口禍的箝口術。其實，不用親人的叮嚀，中小學教師也知道「禍從口出」這句名言，也知道社會發展到了二十世紀中葉，封住自己的口是多麼重要。因此，儘管劉書記誠誠懇懇，虛懷若谷，求言若渴，苦口婆心地作了大半天的報告，在分組鳴放會上，也沒有從中小學教師的口中勾出半句幫助黨整風的話來。鳴放會如同默哀般寂靜無聲，萬馬齊喑。我當時很替中小學教師慶幸：知識分子變聰明了。
一連幾天，分組鳴放會都在沉默中度過。這種沉默多麼難熬。沉默者在沉默中戰戰兢兢，領導者在沉默中心急火燎：蛇為什麼不出洞？領導者畢竟是領導，有領導藝術。領導組要求每人每天至少要提十條意見，要寫成大字報貼上牆，要把意見的底稿抄在發下的紙上交上去。每人每天必須完成任務，否則，就是對黨不忠誠，就是對運動的態度不端正，就是……一連串的「就是」，都是關係着每個人的比生物生命還重要的政治生命的大問題。領導者這一招真靈。可憐的中小學教師無法再沉默，必須啟封他們自封之口，但他們啟封之後仍是牢牢記住「禍從口出」這個千百年來總結出來的教訓，因此他們每天都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絞盡腦汁提十條意見，寫成大字報，貼在牆上，完成任務。一下子，牆上的大字報多了，很是熱鬧。領導還號召各個組展開競賽，看哪個組的大字報多。
「提一條意見：請校領導考慮能否在教室門口擺上開水桶，供應學生飲水。」
「請總務處把學校或圍牆的牆洞補好，保證學校安全。」
「請教師不要在教室里吸煙。」
「……」
所寫的大字報大多是類似這樣的意見，所用的語氣都很溫良恭儉讓。
領導發火了，孫組長也發火了，認為大家提的意見都是雞毛蒜皮，質量不高。於是，再一次強調敢不敢幫助黨整風，是對黨忠不忠的試金石。要大家提質量高的意見。
儘管領導發了火，孫組長也發了火，但中小學教師仍然勇敢不起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人民的幸福生活。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共產黨英明、偉大、正確，哪裏有什麼缺點？更不用說有錯誤。誰敢鳴放？
運動剛開始，我就被調了房間，調到姓胡的總務主任房間裏和胡主任一道住。胡主任是很革命的。我心中明白，知道領導調我去住的目的是要讓胡主任監視我，是怕我在運動期間會搞什麼破壞。我意識到領導這種苦心，心底感到很好笑。運動剛開始，孫組長就在小組會上警告我：「你已經是右派了，是死老虎。讓你參加這次運動，是要你在運動中改造自己。你必須在運動中老老實實，夾着尾巴，不准亂說亂動。」孫組長對我的關心，使我很感動。我牢記孫組長的諄諄教導，不亂說，不亂動，但我也要完成每天提十條意見的任務，這真是難死我了，我也只能絞盡腦汁提些雞毛蒜皮的意見充數，我不敢讓它質量高起來。
孫組長又發火了，在小組會上點名狠狠批了一位姓戴的教歷史的年青教師，因為戴老師自運動開始以來不發一言，也沒有寫一張大字報，這不是對抗運動是什麼？不狠狠批一頓行嗎？這位戴老師平時就少言寡語。他上課時是對着課本讀書的，從不管學生在下面吵鬧；除了上課，他基本上足不出戶，從不與人打交道。孫組長一點名一批判，一些黨員也跟着批，一些人見有人當了靶子，也樂得跟着批，以顯示自己的革命性。批得戴老師哭了起來，抖抖地說：「我……是不知道說什麼好……我是不知道提什麼意見啊……」他的淚水沾濕了他的眼鏡片。一個男子漢如此哭，令人心驚膽戰。批戴老師，是有點殺雞給猴看的味道的，是為了威嚇大家，要大家提質量高的意見。
終於有個別的知識分子封不住自己的口了，他們也許真的受了領導的動員報告的感召而真的覺得要幫黨整風呢。這個別的知識分子中就有教生物的方老師。方老師寫了一張質量高的大字報，說某某黨員偷學校食堂里的炭。我看了這張大字報，就知道這位方老師是自己往槍口上撞了。這個傻瓜，難道不知道當時的奇特的邏輯推理：黨是由一個個黨員組成的，誣衊某個黨員就是誣衊黨，這叫做對黨抽象肯定而具體否定。黨員是特殊材料製成的，會偷炭嗎？說黨員偷炭，不是誣衊黨是什麼？不是反黨是什麼？所幸淳安中學其他教職員還是能守好自己的口，守好自己的筆的，沒有提高質量的意見，然而，領導還是要大家每天寫意見，每天要絞盡腦汁寫不痛不癢的大字報，真是非常難的事。
好不容易熬過了半個月，領導組終於宣佈整風階段結束。運動轉入第二階段：反右階段。
縣委劉書記又來作動員報告。這回他所用的言辭不是求言若渴、不是虛懷若谷、不是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了，而是暴風驟雨，無情打擊，殘酷鬥爭了。理由自然是第一階段中有右派分子乘整風之機向党進攻。雖然從運動一開始，中小學的知識分子都知道必須過反右這一關。反右，才是運動的真正目的。整風，只是這次運動的一個引子。但當這真正的一關到來時，中小學的知識分子還是惴惴不安的，擔心不知什麼時候，右派分子的帽子會落到自己的頭上。這時，縣機關單位也開始反右了。幾天前中小學反右運動的領導成員之一的教育局的楊局長還曾坐在大會的主席台上，忽然傳來消息說楊局長成了右派分子了，至於他有什麼「罪」，大家不清楚。我想起我到縣教育局報到時，他叫工作人員在給我的介紹信上附上我是右派分子的情景，不禁有所感嘆。曾幾何時，他還是個革命領導幹部，忽然就成了反動的右派分子了。人生的命運，實在無常。楊局長成了右派分子的消息傳來，使中小學的教師更加人心惶惶。領導組宣佈：反右階段，一律不准請假外出，這更加增加了緊張氣氛。
孫組長這回不是勸說大家幫助黨整風了，而是聲色俱厲地要大家揭發右派分子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言行。他強調揭不揭發是個政治態度的問題，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抱什麼立場的試金石。但是，揭發誰呢？誰是右派分子呢？同事多年，誰也不能昧良心說別人是右派分子，何況有什麼根據？教生物的方老師是講某某黨員到食堂偷炭，但這不是指出某黨員的缺點錯誤，從而幫助黨整風嗎？能談得上是右派嗎？我是右派分子，但我已是死老虎了，揭發死老虎是不算數的，何況我到校不久，處處小心，如履薄冰，沒有什麼新的罪行供大家揭發。至於我的老「罪行」，封在檔案袋內，大家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好幾天過去了，白天夜晚地開會，一再動員揭發，但總揭發不出具體的內容來。反右運動落實不到具體的人的頭上，就完不成偉大領袖定的右派分子在知識分子中的百分比的，反右就取不到偉大的勝利。領導組是很着急的，但是領導是難不倒的，領導是很有鬥爭手段的。孫猴子縱有七十二變，也逃不出如來佛的手心。
終於有一天，反右鬥爭的矛頭鎖定在教生物的方老師頭上，罪證就是他寫的那張說某某黨員到食堂偷炭的大字報。批鬥他時根本不問問他某某黨員偷炭是不是事實，而是運用了當時的奇特的邏輯推理：黨是由一個個黨員組成的，污衊某個黨員即污衊了黨，就是抽象肯定黨而具體否定黨，即反黨也，即反社會主義也，即反人民也，即右派分子也。開始時，方老師還辯解，發誓說某某黨員偷炭是真的，是他親目所睹的，後來被奇特的邏輯一推理，他就百口難辯了。何況還有人指出，黨員是特殊材料製成的，是有很高的覺悟的，是絕不會去偷炭的，方老師是有意對黨員中傷，其用心何等惡毒！這時，又有人指出方老師的第二條「罪狀」：他在上課時對學生說雄青蛙爬在雌青蛙的背上交配，然後產卵，然後有蝌蚪，然後變為青蛙。這條「罪」被奇特的邏輯推理為：向學生進行黃色宣傳，是毒害青少年。孫組長對此條「罪狀」特彆氣憤，說：「這是放毒啊！」我坐在小組內，聽着這樣的邏輯推理，感到匪夷所思了，這是正常的講課啊！這是正常地講解一種動物的繁殖過程啊！怎麼是放毒？我感到這社會不可理解了，但我只是內心想想而已。（許多年後，我讀到戴煌寫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一書，書中提到一位十八歲的女孩因為說了「美國的皮鞋油真好」這句話而被打成右派，被送到北大荒去勞動教養這件事，我感嘆類似方老師的情況不是個例啊！）有了這兩條「罪行」，方老師便是名副其實的用心何其毒也的右派分子了。有了具體的靶子，大家就群起而攻之，一個個義憤填膺地發言痛斥方老師。也有很象我大學時同班的那位黨員一樣的很革命的人幫方老師找到方老師成為右派的階級根源，指出方老師家是富農成份，是剝削階級，是想恢復剝削階級失去的天堂。挖階級根源，這似乎給領導很大的啟發，打開了挖右派的門路。在孫組長有力的領導下，繼方老師之後又挖出了兩位右派分子：語文組的余老師，他的家庭成份是地主；校醫室的徐醫師，他在國民黨的部隊裏當過軍醫，有軍官銜。雖然他倆在運動中沒有說過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言論，也沒有寫過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大字報，但他們理所當然地名正言順地成了右派分子。據奇特的邏輯推理：他們的成份和歷史都有大問題，這樣的人不想恢復剝削階級失去的天堂才怪呢！不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才怪呢！所以他們必須是右派。他們倆沒有象方老師那樣為自己辯解，而是默默地接過帽子。他們比較聰明，知道爭辯是沒有用的，爭辯只能被看作是「頑固不化」，是花崗岩的腦袋。
其他中學、小學也深挖出一些右派分子，也是運用了奇特的邏輯推理的偉大的力量的。
如來佛畢竟佛法無邊，任你怎麼封住自己的口，都逃不脫他的手心。
淳安縣這場反右運動進行了兩個多月才結束，弄出一些右派分子來，完成了欽定的百分比的指標，當然也是取得偉大的勝利的。其時已是一九五八年了。一九五八年縣級的反右，還有城市中的反右補課，右派分子的隊伍中又增加了新成員，使全國的右派分子增到了五十三萬人（這只是官方的統計數字，實際上是不止這個數字的），共和國一下子多了一支浩浩蕩蕩的敵人的隊伍，而這支隊伍是由有文化的知識分子組成的。反右運動這種偉大的勝利是史無前例的，全世界有哪個國家有這種勝利？
孫組長同我大學裏那位很革命的自稱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很堅定的莊同學一樣，反右有功，我想，他的頂子要紅了。果然，反右結束，他就成了淳安中學的校長。孫校長很革命，我預感到在他的領導下我的日子不會好過。淳安中學新增了三位右派，加上我與王老師，共有五位右派了。一個有四五十位教職員的學校，有五位右派分子，達到欽定的指標了。我忽然暗地裏有點高興，我有了更多的同類了，今後苦苦修煉，有了同伴了，不再孤單了。（幾年後，調來一位女教師，她的丈夫在淳安中學教書，是華僑，為了照顧而將她調來的。她也是在大學畢業時被劃為右派的，分配在大城市，考查一年，一年後，她就被摘了帽子了。算是個摘帽右派吧！我也是被考查一年的，但我後來竟然被考查了六年，不知是不是淳安縣另有政策？）
我經歷了兩次反右運動，榮幸極了。我冷眼看着這場縣級的反右運動一幕幕地演出，每演完一幕，我就能憑在大學反右運動的經驗猜出下一幕的內容；領導組每講一段話，我都能猜出其用心，我覺得有趣極了，悲哀極了。我有幸生在中國，生在二十世紀中葉的中國才能親歷這樣有趣的事，這樣悲哀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