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一案例，即著名1960年的沙利文案。
1960年3月，《紐約時報》刊登了一起政治宣傳廣告，呼籲讀者支持黑人民權運動。廣告中警察驅逐抗議學生的情景部分失實，蒙哥馬利市政專員沙利文代表警察控告《紐約時報》，要求名譽賠償。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倫南最終裁決沙利文敗訴。為什麼？
布倫南大法官使用了「實際惡意」原則。他認為，讓新聞媒體保證每一條新聞報道真實無錯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僅是事實錯誤的言論也需要保護。這個案件是人類新聞自由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沙利文案從此終結了美國關於煽動性誹謗的觀念，非主觀惡意的「不實信息」（謠言）得到了法律的保護，最大限度地確保了個體的充分表達權。
接下來的問題是，互聯網是否改變了言論自由的邊界？在互聯網上，煽動性謠言和恐嚇性言論快速傳播是否威脅個人及社會安全？從法律的角度來看，互聯網是否適合霍姆斯大法官主張的「特定環境」？
我們再看一個案例。
2010年賓夕法尼亞州的安東尼·埃羅尼斯在Facebook上模仿說唱歌手的方式，寫下大量威脅前妻的言辭，並揚言要殺死她。他的恐嚇性言論甚至涉及到過去的同事和兒童。這時，聯邦調查局的一位女探員找到他，試圖調查其真實動機。埃羅尼斯惱羞成怒，在Facebook上稱要用刀割破女探員的喉嚨。
接着，聯邦檢察院將埃羅尼斯送上法庭。案件的焦點是，被告在網絡上發表的恐慌性言論是否受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這或許是網絡時代的新問題，沒有太多的判例依據。法庭決定啟用陪審團機制，將判決權交給社會公眾與常識。結果，陪審團判處埃羅尼斯44個月監禁。
被告不服上訴，官司打到最高法院。2015年，面對21世紀社交媒體時代的言論自由難題，最高法院作出了關鍵性裁決。最高法院以7票贊同的絕對優勢，推翻了下級法院對埃羅尼斯的有罪判罰。
到這裏，我們基本清楚了。大法官們認為，互聯網不是霍姆斯所指的特定環境，社交媒體沒有改變言論自由的邊界。在網絡時代，美國的言論自由的邊界依然是「明顯且即刻的危險」原則。
美國開國者為言論自由開闢了廣闊的空間，眾多傑出的聯邦大法官給言論自由設置了清晰而嚴苛的邊界，所有的謊言與真理、謠言與真相都可以在思想市場中自由充分博弈，讓再卑微的個體都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
然而，社交媒體及科技巨頭手握審查權，成為了信息的仲裁者、真理的仲裁者。他們利用算法傳播對自己有利或自認為真實的信息，限制對自己不利或自認為不實的信息。但美國憲法不賦予巨頭們這種生殺大權：
第一，根據布蘭登伯格訴俄亥俄州案，社交媒體並不具備限制言論自由的權力。川普上台後一直批判社交媒體的輿論審查權。如今三大社交媒體大肆審查信息，大量刪帖和封號。這已經涉嫌違憲了。CNN等傳統媒體更是如此，過去幾年他們隨意掐斷民選總統的直播和採訪，只因這些言論不符合他們的利益。
第二，對川普及其團隊封殺都需要滿足以上苛刻的條件。需要審查川普及其團隊的推文及演講原文（非網絡媒體轉述）是否有煽動暴力的信息，而且這些信息與示威者攻佔國會，存在必然的、直接的、而且是「緊急違法」的關係。按照過往最高法院的判例，這幾乎是不成立的（下文分析）。
所以，美國的言論自由邊界大到令人吃驚，但建制派的社交媒體的力量同樣大到令人懷疑人生。
03
科技巨頭的權勢
美國科技巨頭封殺川普，令歐洲老政客們都不寒而慄。德國默克爾發言人批評說：「言論自由的權利具有根本的重要性，這項基本權利可以通過法律和立法機構進行限制」，「有鑑於此，總理（默克爾）認為總統賬戶被永久停用是有問題的」。
歐盟內部市場專員布雷頓發文說：「一位行政總裁可以在沒有任何制衡的情況下拔掉美國總統揚聲器的插頭，這一事實令人困惑。這不僅證實了這些平台的力量，也顯示出我們社會在數字空間中存在深刻的弱點。」
他們原以為掌控了這個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怎知這個權力在媒體權力面前，在科技巨頭面前就是個渣渣。他們也可能跟川普一樣頃刻間就「政治性死亡」。雖然他們是建制派，但美國的科技巨頭不由他們掌控。歐洲老政客的言論針對的是科技巨頭，而不是建制派。意思就是限制言論的權力應該在我們手上，而不是科技媒體手上。可以預測，谷歌、Facebook等巨頭將在歐洲遭遇更加嚴厲的反壟斷制裁。
從歐洲老政客的恐懼中，我們可以看到，21世紀存在一個超越國家的超級統治勢力——全球建制派以及跨國金融科技巨頭。在這次事件中，科技巨頭的媒體統治力已經覆蓋了美國最高行政權力。這足以讓世界上所有人警惕。因為信息壟斷是社會奴役及內卷的三大權力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統治權力。
我曾在《內卷化焦慮》中分析，過去幾千年農耕社會形成了三大內卷化制度，即階級固化、產權限制及信息壟斷。與中世紀歐洲相比，古代中國的科舉考試及文官制度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階級固化和產權限制，但是因為歷代王室掌控了最後這一道門閥——信息壟斷，從而無法擺脫千年停滯與千年內卷。
根據英國樞密院的記錄，從1542年起，樞密院即不斷地以「煽動性言論」等罪名，懲處了一大批「反對者」。改革期間處死數達7萬多人，約為當時英國人口的2%。亨利八世之後，都鐸王朝以國家安全之名，使用文具商壟斷報業，每周對倫敦大小印刷所實施檢查。
真正打開人類「天靈蓋」的是16世紀末開啟的宗教改革，但爭取新聞自由的鬥爭極為艱難。直到光榮革命後的1694年，議會正式宣佈《許可證法》停止生效，人類第一次打破了新聞管制。接着，鬥爭轉移到北美殖民地，才有曾格案。此案後，北美迎來了新聞自由時代。
人類文明源自主觀世界的創造，打破信息壟斷是一切文明與創造的來源。歐洲宗教改革解鎖了人類的主觀世界，新聞自由打破了信息壟斷，開啟了人類的智慧之光。傑斐遜在制憲會議期間說了一句很經典的話：「新政府的目的是保護民眾才幹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是各類財產權的起源。【4】」判斷一個政府的好與壞，僅以此為標準即可。
如今，建制派領導的科技巨頭是否正在關閉人類的智慧窗戶？
首先看審查權。
過去幾年，美國科技巨頭的信息審查權備受詬病，被認為是違憲的。
我講個案例。2018年猶太裔社會運動家Laura Loomer（推特粉絲60萬）在推特上攻擊明尼蘇達州的穆斯林眾議員。隨後，她被推特及多數社交媒體封殺，甚至包括Uber打車軟件。這個事件引發了保守派的憤怒，不少人轉場到Parler。
推特是否具備審查權？
憲法修正案第一條不賦予任何機構以信息審查權，包括聯邦政府、推特。1917年的《反間諜法》不違憲，但其行為主體是政府。在申克案中，霍姆斯大法官給這部法律的執法者套上了嚴苛的枷鎖。即便是政府以該法指控他人，也必須嚴格遵循「明顯且即刻的危險」原則。
有人說，推特相當於電商平台，在上面發表錯誤的言論相當於賣家銷售假冒偽劣商品，平台不應該管理嗎？
再看另一部法律，1996年的《通訊規範法》。該法第230條是免責條款，推特、Facebook等社交平台不需要對用戶發表的信息負責。根據責權對等的原則，這些平台也沒有任何權力審查和管制用戶的信息。
其次看虛假信息。
2020年5月初，推特變本加厲推出「公民誠信政策」，其依據居然是《通訊規範法》。接着川普發佈了一道相關行政命令：如果社交媒體不對用戶發佈的內容負責，也就無權審查信息。如果社交媒體作為出版人負責審查用戶所發佈的信息，政府就必須嚴格限制社交媒體的審查權。這就強化了責權對等。
推特聲稱「公民誠信政策」的目的是打擊虛假信息。其創始人傑克·多爾西發推：「我們將繼續在全球範圍內指出有關選舉的不正確或有爭議的信息」，辯稱推特不是真理仲裁者。然而，推特卻扮演了真理仲裁者的角色。對此，馬斯克也暗諷推特。
這項政策推出的5月，川普的一篇推文被打上藍色嘆號的警告標籤。推文說的是，郵寄選票可能導致嚴重欺詐、操縱大選。這條質疑郵寄選票的推文並不構成虛假信息。
根據沙利文案，最高法院保護非主觀惡意的虛假信息。大法官們設置了言論自由的廣闊邊界，旨在將謊言與真理、謠言與真相的裁決權交給自由競爭的思想市場，而不是政府、企業或任何個人。推特無權對任何所謂的虛假信息進行審查、標識、限流及刪除。推特臨近大選推出該政策，對一些信息進行審查和限流，是否涉嫌干擾大選？
第三看封號問題。
且不論推特無權封號，根據霍姆斯的「明顯且即刻的危險」原則，川普及其團隊的推文必須對暴力的產生具有直接的、即刻的、緊急狀態的關係，而且暴力必須是相當嚴重的。
具體看推文。1月6日，攻佔國會日，川普的推特賬號被禁言。第二天解封後，川普發佈了一段視頻，內容是要求示威者保持冷靜，承認20日過度到新政府。8日的兩條推文是：「讓美國再次偉大」，「不去參加20日就職典禮」，沒有涉及煽動暴力的信息。但緊接着，推特就永久封禁了川普的賬號。
推特給出的理由是，川普最近的推文，「特別是這些推文在推特內外是如何被接收和解讀的之後——因為存在進一步煽動暴力的風險——我們已經永久停用該賬戶」。推特判斷標準不是原文，而是被人解讀後的「子虛烏有的信息」，且是「進一步」煽動暴力的風險，這些還遠遠觸及不到霍姆斯的「明顯且即刻的危險」原則。如果此舉允許，推特可因此禁言所有人。他可以說，你的言論被人解讀後存在煽動暴力的風險。
川普在個人賬號被封后，用白宮總統的官方賬號發推，抨擊推特打壓言論自由。這篇推文也未涉及暴力，更未觸及言論自由的邊界，但被推特秒刪。注意這個賬號是白宮的官方賬號。在二戰期間，英國首相丘吉爾每天都通過廣播激勵民眾勇敢戰鬥。很難想像，如果丘吉爾的廣播線哪天被人拔了，這個國家會發生什麼？
最後看科技巨頭作惡。
我在《信息繭房時代：偏見、撕裂與群氓》一文中揭示了這一問題。這些科技巨頭利用算法為每一個人編制了一個舒適的信息繭房。在自己的信息繭房中，每個人看自己想看的，聽自己想聽的，宛如回音壁一樣不斷地重複那些悅耳的聲音。然而，這種舒適終將付出沉重的代價，人越來越封閉與愚昧，社會越來越撕裂與群氓，且任由這些巨頭掌控與玩弄。
我在《算法即剝削》中指出，科技巨頭之所以能這麼做，是因為無償地佔用且濫用了用戶的個人數據。有些人認為，網絡上的數據應該歸屬政府（公共）或平台，而不是私人。
有些經濟學家認為這是數據初始產權的確權問題，並以科斯定律「誰用得好回歸誰」為由將數據產權劃歸給平台。這是錯誤的。數據在線下已存在，而且產權都極為明確。
比如，線下的一筆交易，甲乙雙方在簽署合同時都會附上營業執照或身份證複印件。這些數據（姓名、電話等）在線上購物時也會提交到平台，它是私人數據。線下簽署合同時，營業執照或身份證複印件背面會標註「僅用於此合同」。這就限定了個人數據被濫用。即便不標明，這些信息被濫用（不管是線下還是線上）也是違法的。但個人信息卻被平台私自濫用。
又如，我們在逛宜家時，每一個動作都是數據，這些數據屬於個人，是用戶花了時間成本創造的，不能被宜家偷錄並濫用。但是，網絡平台把用戶的每一個動作錄下來濫用於算法營銷。
我講個案例。2014年推特公司狀告美國聯邦政府，理由是聯邦政府強迫他們交出用戶數據。最開始推特公司以保護用戶數據為由多次拒絕，最終還是迫於壓力交出，之後推特狀告聯邦政府。
這又是一起關係到國家安全與言論自由之間的案件。政府關注國家安全，推特以憲法第一修正案作為反駁。最高法院最後裁決推特勝訴。很多人慶幸，憲法第一修正案再一次抵禦了政府以國家安全之名的打擊，推特頂住壓力捍衛了用戶數據及言論自由。
但是，用戶高興太早了。推特替代了民選政府成為那個干涉言論自由的更大的「惡龍」。這裏有一組數據：推特2017年上半年的《透明度報告》顯示，從2015年8月到2017年6月，推特總共封禁了93.5897萬個涉嫌宣傳恐怖主義的賬戶。其中，政府要求封禁的帳戶佔比不到1%【5】。
表面上推特是反恐先鋒部隊，背面是推特掌控了比政府更大的生殺大權。英國大數據專家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在《大數據時代》中就預言，大數據權將挑戰民主政府的最高權力【6】。
如今，大數據權被科技巨頭掌控，他們在這件事情上展現出了凌駕於政府最高行政權的控制力。如果你在推特上註冊一個新賬號，推薦關注的賬號大部分是民主黨或建制派的，如希拉里，極少保守黨人的賬號。如果你在Facebook、推特上看到一篇川普或拜登的負面信息，接下來推送的大部分是相關的負面信息。科技巨頭控制了信息源和信息傳播，用算法給個人「投餵」信息，極可能操縱大選。
在這起事件中，社交媒體都限制了「停止偷竊」、「愛國者黨」、「選舉欺詐」等標籤的流量分發，這些標籤的背後是對大選的反對聲、質疑聲和控訴聲。每一屆大選都有質疑聲，2016年大選民主黨指控川普的「通俄門」一直在網絡上傳播。科技巨頭扮演了信息控制者、真理仲裁者，他們傳播對自己有利的信息，限制、禁止對自己不利的信息。其背後站着的是全球性建制派勢力。
過去四年，川普一共發了2.5萬條推文，最瘋狂時一天200條；高級官員的任免都由推特發佈。這就是推特治國。推特治國是這位政治素人最為簡單粗暴的鬥爭方式。推特治國最大的好處是撕破建制派台上一套台下一套的虛偽面紗，國家大事直接在推特上向民眾公示。川普曾發推稱要「抽乾沼澤」，挖出幕後控制的「深層國家」，劍指克林頓家族及其建制派勢力。如今，推特一舉抹去了這些痕跡，川普瞬間被「政治性死亡」。
我在《美國的真相》中指出，這場鬥爭超出了兩黨、種族、宗教及國家的範疇。這是一場21世紀反全球建制派的鬥爭。除了輿論集體封殺，蘋果、谷歌等科技、金融巨頭停止政治獻金的支持，以施壓共和黨參與川普的彈劾行動。共和黨建制派麥康奈爾樂見其成。有些人說這些是陰謀論。要理解這個問題，確實需要一定的經濟學、法學知識及抽象邏輯，如貨幣擴張的邏輯等。我在下一篇文章中會詳細講解。
從「動物莊園」到「1984」，世界每一個人都應該對建制派及科技巨頭的封殺行動引起足夠的警惕，任何站在國家、黨派角度上沾沾自喜的人都可能遭到同樣的對待。人類的「天靈蓋」一旦被算法關閉，麥迪遜所說的「民眾才幹的多樣性」以及人類文明將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信息繭房中的溫和奴役。
如果不能發出異見，那麼說話就沒有意義。誠如傑斐遜所說：「異議才是愛國的最高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