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美國大選鬧烏龍，但是歸根到底，還是左右之爭，紛爭背後有中國因素，挑唆了西方之福利與公正的原則之爭，所以歸根結底，還是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在一個壞制度的統御之下，所向無敵，其實就是我說的"鬼推磨"，新年總要說點什麼，就說說這裏面的迷思。】
一日偶讀《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那位天才型的以色列青年尤瓦爾•赫拉利寫的兩本暢銷書之一，他闡述"農業革命"在人類演進中的意義，解析人類擺脫250萬年的採集狩獵階段之後，開始馴化植物、飼養畜牲——關於農業對人類的重大意義，論述甚廣，我記得《槍炮、細菌和鋼鐵》一書中，詳述農業帶來定居、專職精英、士兵、征服等等，赫拉利也作如是觀，說農業正是未來大規模政治和制度的基礎，他寫道：
『正是這些徵收來的多餘糧食，養活了政治、戰爭、藝術和哲學，建起宮殿、堡壘、紀念碑和廟宇。在現代晚期之前，總人口有九成以上都是農民，日出而作，胼手胝足。他們生產出來的多餘糧食養活了一小撮的精英分子：國王、官員、戰士、牧師、藝術家和思想家，但是歷史寫的幾乎全是這些人的故事。於是，歷史只告訴了我們極少數的人在做些什麼，而其他絕大多數人的生活就是不停挑水耕田。』
而今縱觀這三十年，中國巨大的社會勞動，在東方比較保守落後的社會裏進行，它意外地令比較開放、自由的西方社會，得以更閒暇地專注精神、價值層面的嬗變和提升。這個星球的確分成兩半：有幾億人勤勞並註定拼命使用肌肉而不太勞煩精神，而另外幾億人盡可以騰出精力玩得更高級一些——世界原本就是這麼分工的，在吃不飽的飢餓時代（腸胃優先）是跑不出"同志"來的。"倉廩足而知榮辱"，在"全球化"的今天獲得新的含義。
很有趣的非預期現象：六十年代在西方，自由主義、民權運動、社會福利等價值提升，恰恰造就了他們八十年代後的經濟低迷，仿佛預先為後"六四"的中國幾億廉價勞動力出場，預備好了市場和購買力。所以，西方福利社會運作的條件之一，是東方必須出現一場龐大的物質生產運動，並且是維持低勞保、低工資、低人權的，否則不可能形成，而西方經濟也會崩潰，因為資本的鐵律是剩餘價值，它兼顧"美國優先"和"中國模式"的襯底，克林頓時代將貿易與人權脫鈎，是"符合"資本性格的行為。
另有一端是，六十年代西方的價值嬗變，看似"進步主義"，但是其總趨勢是利己主義、個人主義的強烈抬頭，但是女性覺醒、女性主義興起的直接後果，是核心家庭的解體，它導致了離婚率上升、生育人口下降、單親家庭普遍、子女孤單等一系列問題。將生物學引入人文領域乃當下時髦，物種的自私傾向甚至是存活選擇決定的，是基因的規定，所以文明基本的含義，利它主義，居然有反基因（克服基因趨勢）傾向。這是另一個未明的機制。
然而家庭位階，攸關子女前程，形成階級差異，乃傳統社會之規，並沒有被現代社會所顛覆。哈佛大學甘乃迪政府學院前任院長羅伯•普特南(Robert Putnam)寫了一本書，描述富人和窮人養育小孩的差異愈來愈大，受過高等教育的菁英，重振傳統家庭價值，所以女性大學畢業生不到10%是非婚生子，大學學歷白人女性只有2%非婚生子，而中學(含)以下學歷的非洲裔女子非婚生子人數高達80%。這裏不僅有種族差異，也有階級對立。他的意思，是富裕家庭有經濟能力更投資子女教育，使其具備更好的競爭技能進入社會，相比之下貧困尤其單親家庭，對子女僅能壓制訓斥，較少精神層面的教養而使其粗鄙化——這恰是"倉廩足而知榮辱"的原意。
但是另一個非預期後果，是單身孤獨的寂寞，可能導致社會對同性戀容忍度擴大，竟意外地使少數的同性權利得到普及，這在社會仍然以婚姻家庭為風氣的保守氛圍中，是不可能的。反過來卻是，同性風氣又進一步解構傳統家庭，同時由於生育的替代需求，而推動試管嬰兒、無性繁殖技術的精進。所以，女性撤離家庭的後果，其實是傳統生殖功能的衰減，直接危及人類物種的首選：繁衍後代。
然而也不盡然。2011年全球人口已突破七十億大關，早已超出地球負荷而成一大危機，其中出生率上升和壽命延長是兩大因素，與此同時，歷史上造成人口銳減的戰爭和飢餓兩大因素，也消停了近七十年，導致大自然平衡的"馬爾薩斯災難"失效。
可是另一種神秘機制，又悄悄地進行新的人口填補。實際上發達國家的生育率，因為富裕而不振；反而是伊斯蘭文明圈內人口激增，天主教拉丁語的南美洲出生率上升，呈現出來的弔詭是，制度好保障人權的地區人口下降，壞制度失敗國家卻大量繁殖。這裏提供的結論是，人權保障個人主義上升的非預期效果，居然是節制生育的。"人口之最"的中國計劃生育頗具成效，在這裏是個特例，其惡果嚴重，反而導致中國勞動力的萎縮。
二次大戰後，英美自由主義思潮，有讓位於左翼共產主義思潮之趨勢，國家主義、民族主義、集體主義等左傾思潮方興未艾，都成為一種新極權的土壤和氣候，以致半個世紀以來歐美之外的世界一派暴力血腥；相反，在民主社會裏，人權、民權、平等、均富等價值觀，其實是在溫室里發育茁壯的，跟外面的血腥毫好不搭界；更有甚者，乃是"西方建制派"以生意和人權兩策應對苟活的共產體制，妄言"經濟出改革"，又"人權當外交"，其實不過是"美國利益第一"、大財團進賬第一而已，羞答答地掩飾西方民主制度包裹下的利己內核，由此既豢養了交易對方的極權制度，也害了兩端的老百姓。西方民粹主義的興起，恰好說明左傾幼稚全球退潮。
美國意識形態左右大戰，左傾福利、平均、平權等論述，失去物質基礎而淪為空談，只能迷惑東西兩岸大城市青年；右翼則失去道德高度趨向功利，沒有什麼現代論述可以支撐，反而廣受中西部信教民眾的接納。左傾激進（如變性人等）不期然與伊斯蘭基要派合流，觸及基督教的倫理底線，形成名副其實的"文明之爭"，又勾引基督教基要派內藏的"白人至上"價值衝動，宗教對抗也會漫溢至普世價值層面，迫使左右雙方皆趨向各自的極端。
右翼一端生出茶黨，僅只抗高稅和大政府，卻又引出一個怪傑斯蒂芬•班農，坊間稱他"白人至上主義者"，竟"見人所未見言人所未言"，他說"儒家重商主義的權威模式已經贏了，猶太-基督教的西方，自由民主、自由市場已經輸了"，必須捍衛資本主義的純潔和原則，不能任"資本主義中國"，以其人口優勢加勞動力廉價優勢，配之國家計劃指令性資本主義，對歐美原教旨的資本主義大佔便宜。至少他的描述不錯：東方另類資本主義打敗西方正宗資本主義，是一個超經濟的怪異現象，前所未有，而西方金融業和華盛頓建制派，與這個"東方不敗"的媾合及腐敗，終於引起眼下的國際性民粹大潮，終結了二戰以來的全部現成體制和論說，人類只剩下不確定的未來。
(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