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刑前我們被轉到二十三號，在那裏等候被集中押送到勞改農場或監獄去。那是個陰冷的冬天，對我們這些造反派來說，也是毛澤東最後下決心與保守派周恩來聯合起來鎮壓所有造反派的時候。左家塘的有線廣播經常廣播中共中央的佈告，這些佈告都是以與蘇聯發生邊界衝突為理由，命令所有造反派的政治組織解散，否則就當作反革命組織加以鎮壓。我當時感覺毛澤東利用造反派的准政黨組織反對共產黨官僚的這齣戲已經結束，我已丟掉了對毛澤東的任何幻想。
陳老師也到了二十三號。他的處罰相對於我和其他人而言是輕的。他被判五年強制勞動改造，簡稱「強勞」。強勞比勞教（勞動教養）處罰重，但比勞改（勞動改造）處罰要輕。陳老師三十歲左右，戴付度數不深的眼鏡。他的眼睛很大，清秀的面目，是那種中國人所說的「小白臉」。他看去非常善良和極具同情心，說話細聲細氣，溫和而謙恭。但我們相處久了，我才發現他的內心比他的外表強硬得多。他對現政權極端不滿，特別喜歡用他在大學裏教學的經驗去批判當時官方的意識形態。那時所有官方的宣傳工具都在批判「智育第一，專家路線，白專道路」，要求知識分子參加勞動，向工農學習。大多數人都只能接受這些東西，不敢批評，甚至不敢懷疑。而陳老師在二十三號每天都要向我發表他對這些官方宣傳的批評。
「現在拼命強調實踐，把基礎訓練看成沒用的，這怎麼能培養出好學生呢？」他的普通話江浙口音很重，講話不動情緒，但看得出來他是那種動腦筋的人，對任何事都有自己的看法，絕不會輕信官方的宣傳。「知識積累的竅門就在於專業化，專業化才能提高效率，所以我只教數學，不教物理和中文。毛主席要學生同時學工、學農、學軍、學商，反對專業化，這不是要退到原始社會去嗎？」
慢慢我了解到陳老師的意識形態是非常右的，他反對當時毛澤東對文化教育的一切思想和政策。但他卻支持他的學生中的激進分子，他自稱他的思想傾向是造反派的。
我有天好奇地問他，「你的判決書上說你是操縱『省無聯』的黑手，他們抓到什麼證據沒有？」
「你知道，『高校風雷』是『湘江風雷』的成員組織，我與『高校風雷』中的我很多學生關係很好。但我從未正式參加過任何組織。我被抓只是因為我姓陳，正好與康生說的陳老師相合。當時我認為自己並沒有做任何不合法的事，就向審訊我的幹部坦白地講了我的許多觀點。我告訴他們我反對文革中很多對教育和文化的政策。我曾經告訴我的學生，他們是造反派——你們應該造當局的反，來爭取推行更理性的政策，但現在並不是造反派的最好時機。最後當權派總會在這次文革中把你們鎮壓下去。你們應該積蓄力量，準備在下次文化革命時進行成功的造反，把這些不合理的政策改變。誰知道，我自己告訴審訊員的這些話卻成了我判刑的根據。他們說我是『隱藏很深的階級敵人，企圖在下次文化革命中推翻無產階級專政』。」陳老師說完，苦笑了一下，似乎在說「我把當局想得太好了」。
幾天後，我才從周國輝那裏知道，陳老師被判刑前還是共產黨員，湖南大學的「模範教師」，在數學研究方面很有成就。這可能是陳老師把當局想像得太好的原因。陳老師後來後悔地對我說「如果我不告訴審訊員我的觀點，他們沒有任何判我五年強勞的證據。」
但是陳老師對自己的安危並不是最關心的，他仍非常關心國家的命運。他告訴我，要改變這個非理性的政權，我們一是需要理論，二是需要組織。我看着他眼睛中閃爍着的光彩，知道他並沒有放棄等待下一次機會改變中國的非理性的政治的希望。
陳老師在二十三號還在讀英文和鑽研他的數學。我告訴他我已下決心在兩年內學完大學微積分的課程，請他介紹一些最好的微積分教材。他向我推薦了樊映川編寫的《數學分析》。正如人們傳說的一樣，陳老師是位非常賢良的人。他每天清晨起來洗冷水澡，然後打掃號子裏的地板。端飯端水等工作，他都爭着干。他在坐牢後還練出縫補衣服的本事，誰的衣服破了，他都幫着縫補。看着他善意的微笑，我在問自己「共產黨為什麼連這樣一位善良的文弱書生都不肯放過？」一個月後，陳老師被押送到長沙河西郊區的一個新生水泥廠去了。據一位叫劉樂揚的一九五七年被判刑為壞分子的人說，新生水泥廠是個強勞單位，專門生產石灰石和水泥。劉樂揚因政治問題被判為壞分子後曾在那裏勞教。他在文革中支持「省無聯」，又被當成黑手判了刑。
我一直再沒聽到陳老師的消息，直到一九七八年我刑滿回到長沙碰到章雨剛時才知道他以後的事。章雨剛也因「省無聯」案件被判刑。他文革前夕在社教運動中被省委駐大學的工作組劃為崇拜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內控右派」。文革中這些「內控右派學生」參加了造反派，並從黨委的檔案中抄出了這些劃內控右派的黑材料，把它們當眾燒毀了。章雨剛因參加「省無聯」被判刑的判決書上，「燒毀文革前的內控右派材料」是一條主要「反革命罪」。
章雨剛刑滿後在長沙五一路新華書店的外文部碰到過陳老師，那時陳老師已刑滿，湖南大學不准他回大學，他被強迫在新生水泥廠就業，當一名看門人。他每個星期天都來五一路新華書店外文部看一些最新的英文數學期刊和著作。陳老師告訴章雨剛，他正在譯一本英文數學教科書，並且開始寫一本數學著作。但是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垮台後，陳老師卻突然失蹤了。
章雨剛向五一路新華書店外文部的店員打聽過陳老師的下落，那裏的店員都知道陳老師，因為陳老師以前每周都按時來外文部，風雨無阻。但自從四人幫垮台後，陳老師就再也沒來過新華書店了。一直到七八年，一位新生水泥廠的政治犯出獄後，人們才從他嘴裏知道陳老師從新生水泥廠失蹤的背景。四人幫倒台前，陳老師曾告訴過這個政治犯，他預見毛澤東一死，江青等激進派會與共產黨內的保守派官僚發生衝突。如果激進派成功，中國可能有機會徹底改變共產黨制度，甚至暴發革命。如果共產黨里的保守派佔上風，中國又會回到蘇聯體制，長時間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的機會。
根據這個消息，我和章雨剛判斷，陳老師可能一直將徹底改變共產黨制度的希望寄托在江青這些激進派身上。江青一倒，他認為中國大變沒有希望了，於是逃出新生水泥廠，企圖越境出國或是在社會上流浪，在這個過程中他遭到不測而不幸身亡，否則在一九七八年的形勢下他應該會回來的。一九七八年冬天，我和章雨剛去湖南大學參加校方給陳老師舉行的平反大會時碰到了陳老師的妹妹。這是位漂亮端莊的少婦。她長得很像他哥哥。她仔細地向我們敘述她幼年時心目中的哥哥。她說她之所以選擇數學專業，成了上海一所大學的數學教師，完全是受了哥哥的影響。哥哥是位堅韌不拔的人。五十年代初他得過肺結核，有三分之一的肺在手術中被切除，但他在重病中仍然在學習。病好後馬上考上了復旦大學數學系。他始終是妹妹最崇敬的人。這位妹妹按照我們的線索又花了很多時間去尋找陳老師的蹤影以及他的數學手稿。但一直到一九八三年我離開中國，沒有人知道陳老師的下落。他的失蹤就像那個動盪不安的時代一樣神秘莫測。也許人們永遠不會確切地知道他最後的故事，就像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那個時代的很多秘密一樣。
（選自楊小凱著《牛鬼蛇神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8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