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總是把社會上的一切事物顛倒過來,這本是人們發明革命的目的。共產黨的革命,不管是一九四九年的革命還是文化革命,都使社會的大量精華成了政治犯。一九六零年代末的左家塘就是這樣一個精華(政治犯)和渣滓(普通犯)混合的地方。來自一個我認為是對社會負責任的家庭,我剛進看守所時曾期望政治犯(通常被稱為反革命犯)的道德品質會比刑事犯好得多。但事實上卻不一定。九號的人們生活在一種物質極端缺乏的環境中,社會下層的普通犯人早就習慣了這種生活。像向土匪一樣,他們知道怎樣依靠直接的互助生存。而像盧瞎子之類的政治犯多半來自社會的中上層,他們習慣於獨立的生活。他們很少與他人分享自己的食物及其它稀缺物資。可能是因為我還年輕,我在左家塘卻慢慢習慣了下層社會中那種「同甘共苦」的文化,雖然我明白這種文化按照精英社會的道德標準而言是不正常的。大概是因為這種上層社會的道德準則與下層社會的道德準則的差別,在羅鋼一類扒手看來,政治犯中的「怪味碼子」實在不多。但李安祥和陳老師卻是兩個例外。
雖然大家都叫他李牧師,李安祥並不是牧師。但他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他三十歲年紀,信了二十年教。他過去去的教堂是北區的一個天主教堂,現在已成了長沙市立第二醫院。我小時候曾去那個醫院看過病。有次我在那裏看病時看到一個圖片宣傳欄,這個宣傳欄宣稱北區的天主教堂和附屬的醫院是美帝國主義進行文化侵略的據點。一九五四年肅反運動中,神父被逮捕入獄,其中美國神父後來被驅逐出境,而中國神父一直被關押着。教會的醫院被收歸國有,成了市立第二醫院。李安祥自幼隨其母親去那個教堂,教堂被封閉後,他就在自己家裏供奉上帝,每到周末還到親戚朋友或鄰居家去「傳播上帝的聲音」。文革時的中國,信教的人就像妖怪一樣稀少。公開的教徒自然成了稀世珍物。我自己認識的人沒有一個信教的,而李安祥成了我認識的第一位「上帝的使者」。
我第一次看到他早上做禱告時還以為他是精神病患者。左家塘有很多「瘋子」,九號隔壁的十號獄中就關着兩個瘋子。徐絡腮說他們是裝瘋賣傻的反革命。如果他們真是裝瘋賣傻的話,他們裝得非常像。我可以時常聽到他們吵鬧和殺豬般的尖叫聲。由於反革命分子中有不少「瘋子」,我看到李安祥跪在他床邊的鐵欄杆旁祈禱時,一點也沒懷疑他又是一個瘋子。
吃飯前在胸前劃十字,早晚做禱告,那時在我看來是非常荒誕的行為,但我不久就發現李安祥一點也不瘋。他每天都爭着做倒便桶、打水的髒活、重活。有天他一個人細細摸摸準備了一大把抹布,然後走到每個圍在地中木桶邊打牌的人身邊,請他們坐在床上去。他在對一個靠近我的打牌的人說話時,我隱約聽見他說「今天是洗地的日子。」羅鋼輕聲對我說,李安祥每個星期要抹一次地板。我走過去問他:「我幫你的忙?」他和藹地說:「你們都坐到床上去,我一個人就夠了,有上帝助我。」我坐到床上後,羅鋼小聲說:「他是信教的,每次有人要幫忙,勸他別對自己太苛刻,他總是說『上帝要我來吃盡人間苦,拯救我的靈魂』。」
牢房的地是用三合土(沙、泥、石灰)做成的,洗起來很不方便。李安祥先用水沖一遍,然後用抹布一點點把水吸起來擰在空便桶里。然後再用乾淨水沖,再用抹布吸乾,把髒水擰在馬桶里。他這樣重複三遍後,黑糊糊的地就變成紅亮乾燥的地了。李安祥蹲在地上干一兩小時後,整個房子裏似乎都亮了很多,空氣也好了一些。當時的中國,大家對環境都沒有高要求,李安祥是我遇到的第一個保持着對盡善盡美的追求的人。我雖然對宗教還沒有敬意,但從他身上,我看到了上帝的影響。
抱着對宗教的好奇,我開始與李安祥攀談。「你是什麼案子進來的?」我坐在他床上看他正在為羅鋼補衣服。
他瘦瘦的臉上露出微笑,很高興有這樣的問題來打擾他。「上帝派白馬將軍下凡讓我貼一張大字報,告訴眾人,文化革命像焚書坑儒一樣,將來會在歷史上遺臭萬年。」「上帝怎麼對中國的儒學這麼好感呢?他知道焚書坑儒嗎?」我好生奇怪,這焚書坑儒與上帝怎麼會連在一起呢?「當然,當然,我父親告訴我,最早來中國傳播上帝福音的西方人,都學習儒學。有的對孔夫子的學問非常崇拜。孔夫子歷來是包容並蓄,『仁者愛人』,跟上帝的仁愛是一脈相通的。」
漸漸地我知道李安祥有個幸福的家,一個可愛的女兒。他是長沙汽車電氣廠的車工,只是因為貼了一張攻擊文化大革命的大字報就被抓進了監獄。
為了幫助缺少衣物的同伴,李安祥發明了一種原始的紡紗機,這是用一塊小木板垂直釘着的木棍做成。李安祥從不要的舊棉被中捻出一根紗,然後纏在小木棍上並固定在木棍的頂端。紡紗時右手抓住一團棉花,把它與棍上的紗捻在一塊。李安祥用左手轉動木棍,然後放手讓木棍旋轉,右手同時慢慢從棉團捻出紗來,於是紗在木棍旋轉的帶動下,越捻越長。到了近一人長時,將木棍頂端的紗結揭開,把紡好的紗纏在木棍上,然後再結上,繼續紡。這樣積累很多天,可以紡出很多「綻」紗。李安祥把這些紗搓成繩子,再用繩子織成一塊塊大毛巾,可以用來縫成衣服。李安祥用這種辦法做成第一條毯子後,大家都紛紛模仿他紡紗織巾。李安祥離開九號後,這種紡紗織巾還持續了好長一段時間。
一個早春的日子,一大早李安祥做過禱告後,告訴我們,「昨晚上帝又派白馬將軍下凡,他告訴我上帝要遣我去最艱苦的地方,真正嘗遍人間的艱苦,以救眾生。」稍停片刻,他像是要去迎接神聖的使命一樣,「白馬將軍告訴我,『這一去就是十數年,你要擔當得起重任』。」
羅鋼挖苦道:「白馬將軍是西式打扮還是關公式的打扮?」李安祥一點也不在意羅鋼語氣中的譏笑。他認真地解釋道,「白馬將軍白盔、白甲、騎白馬,手持上帝的諭旨,來無蹤,去無影,是上帝親自所派。」幾天後李安祥果然被宣判十年勞改徒刑。臨離開九號那天,他打點好行裝,站在門外面向九號的朋友們閉目划過十字,口中念道:「此行一定不負上帝的期望,我當盡心嘗遍人間艱辛,以我血肉之軀贖罪。」站在他身後的幹部大聲喝道:「還在這裏搞迷信宣傳,趕快給我背起行李滾。」
自那天以後,我再也沒有聽到李安祥的消息。
陳老師名叫陳光第,他是另一類「道德君子」。他不信神,但卻看重精神和道德。雖然我在左家塘前不認識他,但因他與我同案,「省無聯」案子,我對他就特別關注。陳老師住在四號,與我隔着四個號子。但是通過進進出出的人犯,全左家塘的人都知道陳老師是位令人尊敬的君子。不論是政治犯、扒手,還是管犯人的幹部,都非常尊敬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