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被拆除的新疆托庫勒清真寺的遺址上建造一座公廁外，中共還採取其他手段羞辱宗教。
托庫勒清真寺事件後，穆斯林在Twitter上抗議
中共似乎通過三種明顯截然不同的方式鎮壓宗教和摧毀文化。大量基督教聖地、穆斯林公墓和民間宗教寺廟被拆除，令人痛心的悲劇比比皆是。山東第一觀音像被滑稽的孔子塑像取代，河南汝州市修建了可笑而愚蠢的所謂「毛主席佛祖殿」，這些弄巧成拙的證據既讓人心酸又讓人好笑。最近幾個月，近似低俗、滑稽的愚蠢嘗試更是屢屢出現，但除了當地黨委外，也許沒有幾個人會認為這種嘗試有什麼值得讚賞的地方。
我說的「低俗喜劇」，是指最近幾年的「清真寺整改」運動導致一系列旨在羞辱維吾爾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的幼稚舉措。「清真寺整改」是一個委婉的說法，實際是指有計劃有步驟地拆除和褻瀆數以千計的穆斯林敬拜場所、宣禮塔、公墓和麻扎（墳墓），包括位於綠洲城市和田以北的伊瑪目阿西姆之墓（Imam Asim shrine）等有影響力的標誌性建築物。在阿圖什市松他克村（Suntagh village）的托庫勒清真寺（Tokul mosque）遺址上，現在建起了一座公廁。在阿茲納清真寺（Azna mosque）的遺址上，現在建了一間便利店，並且店裏還挑釁性儲存了大量的酒和香煙。洛浦縣（Lop county）一個清真寺遺址上，正在計劃建立一個活動中心，而伊里其鄉（Ilchi township）一個清真寺遺址上，則會很快建成一個批量生產內衣的工廠。
在托庫勒清真寺（Tokul mosque）遺址上建公廁對於任何一個有點教養的人來說都是一種冒犯，這種行徑當然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但是，當自由亞洲電台對該事件進行跟蹤採訪時，當地村支書不承認這樣一個舉動是非常令人不快的失策。當被問到是否迫切需要在清真寺的遺址上建廁所時，這位村支書只是聳聳肩說，「各家都有廁所，所以以前並不存在這種問題。」而官方立場仍然是建公廁是為了滿足「來該地區檢查的督查組或者幹部們的需要」。這樣的說法並不能當真。的確，這只能解讀為一個整體計劃的一部分，而該計劃就是歷史學家卡哈爾·巴拉提（Qahar Barat）所說的「在精神上打垮/擊潰精神」。
伊斯梅爾·卡達萊（Ismail Kadare）在其1978年的小說《恥辱龕》（The Traitor's Niche）中概述了文化滅絕的不同階段，即：「首先，肉體上擊垮反抗者；其次，根絕任何反抗的思想；第三，摧毀文化、藝術和傳統；第四，消滅或者削弱語言；第五，滅絕或削弱民族記憶。」這種「慢性屠殺和持續數世紀之久的傷痛」會是一個逐漸衰弱的過程，但「與那些冷酷無情的能手所做的事相比」，也是一件相對「容易的事」。「為了研究，那些能手可以連續幾個小時守在煮人的大鍋旁，或者守在將反抗者剝皮的絞刑架邊。」但是在中國，我們看到了兩種情況同時存在。清真寺被拆毀後用廁所取代。維吾爾「母語」運動被鎮壓後，阿不都外力·阿尤普（Abduweli Ayup，維吾爾語言學家和詩人）不禁哀嘆道：「他們口裏的話並不可信，就像玫瑰花上的雨滴，一陣風吹來就消失了。」然而，大規模監禁、奴役、施加心理壓力、酷刑和強制絕育等行徑也日益猖狂。
達倫·拜勒（Darren Byler）在其2020年2月份發表的一篇關於被失蹤的著名維吾爾作家帕爾哈提·吐爾遜（Perhat Tursun）的極具衝擊力的文章里記述了他和另一個維吾爾文學家的一段對話。那位文學家非常生動形象地敘述道：
2009年後，我有一些朋友被關進監獄，有一次，他們問獄警是否可以看維吾爾歌舞視頻，獄警說可以。於是，大約有30個獄友聚集在一間監室里看視頻。他們很高興，幾個小時後打算回到各自的監室，但是獄警說，「不行，你們既然要求看這些視頻，那就請繼續看。」所以他們看了24小時的視頻。之後他們再次問是否可以離開，因為他們當時已經感到非常不舒服了，但獄警說，「不行，這是你們要求的，請繼續看視頻。」最後，他們看了72小時的視頻。房間裏瀰漫着30個男人大小便的味道，最後他們說他們再也不要求看視頻了，獄警這才讓他們回到各自的監室。幸運的是，這些男人非常堅強，他們仍然頭腦清醒，沒有精神錯亂。
這種已成為慣例的羞辱曾出現在採用系統化、制度化侮辱手段的納粹集中營（Nazi Konzentrationslager）里，也曾出現在把剝光衣服的囚犯塞在「狗籠」里以便最大程度羞辱他們的蘇聯古拉格勞改營（Soviet gulag）里。我們不應當忘記，納粹特雷布林卡（Treblinka，二戰期間納粹德國在波蘭建立的一座滅絕營）指揮官佛朗茲·斯坦格爾（Franz Stangl）1971年接受採訪時曾承認，在當時那些背景下恣意羞辱他人的殘酷行徑並不僅僅是出於肆虐成性的本質，另外也是為了「訓練那些事實上不得不遵守這些政策的人，這樣他們才有可能去做當時被要求做的事」。人們在新疆等地也發現有同樣的情況。將受害者非人化後再實施文化滅絕、酷刑、強摘器官、強迫年輕女性絕育自然就容易多了。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非人化的其實不是受害者，而是施暴者。一個是希望能和平地敬拜神靈的宗教信徒，一個是強拆清真寺並在其遺址上建廁所的政府官員，他們之間的區別再顯而易見不過了。一個是要求看歌舞視頻的在押知識分子，一個是連續折磨他幾天的獄警，同樣有着天壤之別。經歷所有這些羞辱和文化毀滅仍堅持為生存而抗爭的維吾爾人是何等的可歌可泣。維吾爾音樂教育家木沙江·肉孜（Musajan Rosi）創作的一首維吾爾歌曲這樣講述：
「艱難的旅途剛剛啟程時，我們寥無幾人，
穿行在沙漠裏，我們最後成了一輛大篷車，
沙漠上留下了車轍印，生命在紅柳樹叢旁消逝，
在漆黑沙漠裏倒下的英雄沒有安息之地。
不要說紅柳樹叢旁逝去的生命沒有墳墓，
他們的墳墓將在初春長滿鮮花，
儘管我們的馬匹羸瘦，但大篷車永遠不會停下，
如果我們沒有完成使命，我們的子孫後代將前赴後繼。」
在廣袤而惡劣嚴酷的塔克拉瑪干荒漠裏，許許多多維吾爾人的無名墳墓四處散落，但是那些以前來到這裏的人的記憶並沒有消失。對維吾爾公墓隨後的毀壞雖是個災難，但是單憑這個還不足以摧毀整個民族。一個民族的各種文化比所有公墓的總數還要多得多。
上文提到的詩人帕爾哈提·吐爾遜在其2006年夏天寫於北京的代表作《輓歌》（Qeside/Elegy）中，也許給出了最好的描述。在哀嘆「他們砍下我的頭只是為了試一試刀有多快」之餘，他仍然向讀者保證，「當他們強迫我將屠殺當成愛接受時/你知道我也與你們同在」，「當他們在各條街上搜不到我消失的身影時/你知道我與你們同在」。正如翻譯吐爾遜作品的約書亞·弗里曼（Joshua Freeman）所說，這首詩可以作為「那些因歷史上強大卻致命的意識形態而消失的所有人的墓志銘」，但是「每小節的最後一行詩似乎在波濤洶湧的無情歷史洪流中將人與人的關係當作其中的救贖」。這些不朽的詩句給人帶來了希望，而新疆當局則不顧他人感受，強行用一些褻瀆手段羞辱民眾。通過對比，大家應該能很快意識到，到底是誰在羞辱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