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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中心醫院書記下課 其實我們早就與病毒合謀已久

—哨聲已經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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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另一種病毒,早就侵蝕了我們的肉體和思想。可怕的是,這種侵蝕常常被忽略甚至虛構成了浪漫的狂歡。我們的身體早就背叛了我們自己,只有災難降臨到頭頂之時,才無聲地喊一句:為什麼是我?其實我們早就與病毒合謀已久,造成今日之困局,難道不正是一個個的我嗎?一個個被定義,被構建的成熟的我,才是最可怕的病毒。這話聽起來充滿了宿命色彩,卻是不幸的中國現實。

武漢中心醫院黨委書記蔡莉(圖片來源:網絡)

忽然就傳來消息,武漢市中心醫院的蔡莉「下課了」。

「下課」是民間俗語,隱隱約約包含了問責的意味,許多人轉發,似乎很開心,這也可以理解,畢竟半年多過去了,因為疫情被問責的湖北各級官員很多——從疫情發生截至4月中旬,湖北省處分疫情防控中失職失責黨員、幹部3000多人,其中廳局級10多人,縣處級100多人。卻偏偏沒有這個萬眾矚目的武漢市中心醫院的書記,坊間流傳各種猜測,無法證偽,也無法證實。

澎湃新聞的報道標題是「蔡莉不再擔任武漢市中心醫院黨委書記,王衛華接任」,請注意澎湃新聞的小心措辭「不再擔任」,這四個字的含義並無具體的價值判斷,卻暗暗包含着一層意思——「可能」只是正常人事調動。我依稀記得,當時馬國強離任,也是這個措辭。

如果回到半年之前,輿論會如何發酵?這讓我有點恍惚,如今武漢全面恢復正常狀態,街市繁華,人潮如織,我們經歷過的災難,似乎變得並不真實,看得見,卻摸不着。我們真的經歷過一場災難嗎?我們追問蔡莉的去向到底是為了什麼?這問題得好好捫心自問一下。

我一直認為,人是善於遺忘的族群。而造成遺忘的原因,來自多種力量。比如個體的趨利避害,好了傷疤忘了疼,是肉體的直接反應。我自己也是這樣的人,昨天不小心把手指劃破了,今天起來傷口已經癒合,誰還會去追問當時的「不小心」呢?如果更進一步的剖析,所謂文明和現代社會的結構,有自我保持穩定的需求和惰性,災難後迅速恢復正常,拒絕變化也是第一反應。官僚和體制由此可以苟延殘喘,個體也可以相互安慰,好死不如賴活着。其實本質上是一樣的——是我們供養着壓迫我們的病毒。

這個世界上,真相很容易被扭曲和改變。大行其道的是謊言,假話,虛假的繁榮和歌功頌德,這就是我們的生存環境,被人為塑造的。我們的世界被某種看不見的龐然大物籠罩着,我們到底是活在現實中還是被迷幻到誤以為自己還活着?這問題讓人難以回答,也難以勇敢的面對。

昨天晚上,寫《尋路中國》的作家何偉來漢,幾個朋友一起在天津路口吃飯,立秋過後,天氣涼爽,我們順着馬路朝過江隧道走,忽然一抬頭,居然走到了武漢市中心醫院門口。高高在上的七個大字在夜空中閃耀着紅色的光芒,我沒有任何情緒上的波瀾,安靜地從醫院門口走了過去。只是在過斑馬線的時候,遲疑了片刻,半年前的哨聲消失在了同樣的夜空下,樹葉在晚風中搖晃,哨聲已經消失,連吹哨的人也一起消失了。

但我依然要執拗地追問自己——你還記得那些在災難中去世的有名無名的人嗎?或許這尷尬的追問並沒有什麼意義,無非是想讓自己不要那麼麻木無情。馬上就有人規勸我,老實點,別耍小聰明,不要以為我們是吃乾飯的,等秋天真的到了,風一吹你也可以消失不見的。

疫情爆發以來,我常常被這樣的問題迷惑,有時候半夜醒來,一會雄心萬丈,轉眼又沮喪不已。這是時代的問題,也是每一個從災難中走過來的「我」的問題。二戰前,納粹德國在田間地頭曾經插過一個標語牌,上面醒目地寫着:人民高於一切,而你微不足道。沒有人追問這條標語的目的,也沒有人去反思這其中隱藏的邏輯,大多數的人渾渾噩噩就這樣度過了自認為安穩的一生,槍炮算什麼?病毒又算什麼?死亡算什麼?勝利又算什麼?算什麼算什麼算什麼,算個笑話吧。

這是另一種病毒,早就侵蝕了我們的肉體和思想。可怕的是,這種侵蝕常常被忽略甚至虛構成了浪漫的狂歡。我們的身體早就背叛了我們自己,只有災難降臨到頭頂之時,才無聲地喊一句:為什麼是我?其實我們早就與病毒合謀已久,造成今日之困局,難道不正是一個個的我嗎?一個個被定義,被構建的成熟的我,才是最可怕的病毒。這話聽起來充滿了宿命色彩,卻是不幸的中國現實。

我們都是受難者,我們也是幫凶。追問一個蔡莉,不如追問自己。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小引詩歌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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