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是右派，多年來我對有關右派的資料一直很留意，有關反右的研究著作，我也力求能夠收羅齊全。關於這場運動，國內外已有了許多研究成果，但其中有一個問題好像被研究者疏忽了，這個問題就是當年反右派的比例是根據什麼確定的，確定的理由是什麼？
現在人們都知道，1957年共有55萬知識分子成了右派，但這只是個大概的說法，具體數字是很難確切知道的。1958年4月6日，毛澤東在漢口會議上說，全國有右派30萬。後來不久，又說有40餘萬人。1959年中央在一份關於摘掉悔改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中，說約有45萬人。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複查統計，實際上全國共定了右派分子552877人。1980年共改正了54萬餘人，餘下的5000餘人是維持原案不改和尚須陸續甄別的（參見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河南人民出版社）。
這麼大的政治運動，要詳細精確統計出受難者的人數是不可能的，一般說法都是一個模糊的概念，但55萬這個數字是確定下來了，一般研究者都採用這個說法。李維漢晚年的回憶錄《回憶與研究》中也認為：「據統計，全國共劃右派分子55萬餘人。」（該書下冊839頁，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李維漢反右時是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他的說法應該是有根據的。那麼現在我們就來分析這個55萬的數字是根據什麼訂出來的？誰訂出來的？
我每讀有關反右的資料，就繞不過這個問題，後來讀了毛澤東的一些書，才感到這個55萬的比例與毛澤東的數字觀有聯繫。
毛澤東是受傳統文化教育長大的，在他的讀書生活中，讀的是經史子集，《水滸》、《三國》之類，在數學一科中，毛澤東沒有受過專門的訓練，文革時期，他在給清華附中學生的一封信中也說過，自己數學不好。毛澤東雖然數學不好，但在他的文章和講話中，卻有一個特別突出的現象，就是他喜歡用百分比來概括自己描述的東西，這個習慣伴隨了他一生。尤其在50年代初的「三反」運動中，毛澤東的數字觀有很具體的表現，我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抄出幾例，以說明他對數字的喜歡。
每個大軍區系統（包括各級軍區和各軍）至少有幾百隻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敗仗。地方上每個大省也可能有幾百隻，每個大城市可能有一百隻至幾百隻，上海可能有上千隻。中央一級昨天還以為只有八十多隻，今天匯報就有一百五十隻，可能達到二百隻。（該書3冊，89頁）
看毛澤東的指示，始終不理解他的這些具體數字的比例是根據什麼想出來的。打虎預算，中南局最近提了一個打大虎八十的預算，這在全國是最高的，你區和各區可參考中南計劃的量增加預算；但你區和各區預算公佈不久，可在做一時期取得更多經驗後再行增加。（225頁）
在「三反」時期，毛澤東的幾乎所有重要指示都有關於數字比例的現象，而且此時就已形成了政治運動關於人的「預算觀」，就是說運動中應有多少人成為運動本身的對象，都是經過預算的。
我先注意到毛澤東的數字觀和預算觀，我就想找出他在使用數字的時候，一般的習慣是什麼。我仔細讀了毛澤東的著作後，發現他的「比例觀」是百分之十。就是說，毛澤東在判斷許多問題時，有一個相對穩定的思維習慣，他的思維中經常有一個百分之十的對立面存在，他基本是以這個比例來劃分許多群體，判斷許多問題的。比如1952年他在給山東分局打虎報告的一份批語中就說：「一千萬元以上的大中小老虎，應當不是幾百隻而是幾千隻，不是一二千隻而是三四千隻。其中一億元以上的大老虎以十分之一計，應當不是幾十隻而是幾百隻」（151頁）。這個「十分之一」的思維，就是典型的毛澤東的比例觀。1964年10月11日，毛澤東接見非洲和拉丁美洲青年學生代表團時，說到教授的情況，他的話是：「解放的時候，只有很少的人跑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授、教員都留下來了」（《毛澤東思想萬歲》第2頁）。1955年，在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合作社百分之九十好，何以不好？」（同上23頁）。我只舉這兩個例子，仔細讀毛澤東書的人，幾乎隨處可見這樣的思維習慣。
如果我們了解了毛澤東的「比例觀」，那麼關於55萬右派的比例也就不難理解了。
1957年3月8日，毛澤東和文藝界有一次談話，說到知識分子，他認為「估計五百萬——小學教員、教職員、行政人員、工程技術人員、設計員，還有新聞記者、醫者……五百萬吧。五百萬里究竟有多少人相信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有十分之一沒有？十分之一就是五十萬，相信馬克思主義，並且相當懂得……若有十分之一，那就是好事」（《毛澤東思想萬歲》138頁）。毛澤東說這話的時候，是1957年3月。在他的記憶中，中國有500萬知識分子為基數。
1957年3月10日毛澤東和新聞界代表談話，毛澤東說：「我們中國有500萬左右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多，有好處也有壞處。壞處壞在成了堆」（同上153頁）。
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有人估計，各類知識分子，包括高級知識分子和普通知識分子在內，大約有500萬左右。這500萬左右的知識分子中，絕大多數人都是愛國的……有少數知識分子對於社會主義制度是不那麼歡迎，不那麼高興的。……絕大部分的知識分子，佔500萬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種不同的程度上擁護社會主義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379－380頁）。
按毛澤東的習慣，500萬知識分子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好的，那麼剩下的百分之十就是不好的，500萬的百分之十，恰好就是50萬左右的右派，這個右派的比例正合毛澤東的思維習慣。毛澤東喜歡百分之十這個比例，說500萬知識分子中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不可靠，但是說到這500萬人中比較熟悉馬克思主義並且站穩了腳跟的人，毛澤東又用了他的比例觀：「大約有百分之十幾的人，包括共產黨員和黨外同情分子……就500萬的總數來說，這些人是少數，但是他們是核心，有力量」（同上380頁）。
反右開始以後，毛澤東以中央名義起草過一份關於增加點名批判的右派骨幹分子人數等問題的通知，他說：「報上老是這幾個人，讀者也看厭了。因此應當分階段逐步增加一些人，最後增到右派的百分之十左右為止。其它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骨幹，則在所在單位點名批判，不要登報。報上點名的百分之十，應包括學生中的著名右派分子在內」（同上537頁）。
從上面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正是由於毛澤東喜歡用他固有的比例觀判斷問題，結果使500萬知識分子中的百分之十的人成了右派。
數字是抽象的，而個人是具體的，喜歡用數字思維的政治家可能總以為好人是多數，他的百分之十並不為過，但500萬的百分之十不是一個小數字，更何況再小的數字比例，它所對應的都是具體的個人，而喜歡用數字將人分為不同群體的人，似乎忽略了這點。
這一思維習慣的結果，用李維漢的話說就是：「全國55萬餘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半數以上失去了公職，相當多數送勞動教養或監督勞動，有些人流離失所，家破人亡。少數在原單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長」（《回憶與研究》下冊339頁）。
（選自謝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命運》，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