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六四之後，費正清才將中共與中國分開，真實的觸及中共在歷史上對中國所造作的惡業。圖：伊安‧約翰遜（Ian Johnson）於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朗讀他的新書《野草》片段 。(大紀元) 正體 簡體
近日，前清華大學 教授許章潤 基於良知與義憤，對中共及其黨魁荒謬行徑的中肯批評，而被以污名 構陷加罪，他被剝奪教職，禁止在媒體發聲，不允許離京及出境 ，不允許接受任何資助。許教授謂之「搋吾教職，斷吾生計，戕吾學脈，阻吾思旅，辱吾人格，困吾行止，乃至於縹紲吾身，滅絕吾命」，體現出當局壞事做盡的決心。
在這個以許教授為代表的有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至暗時刻，我們又稍有欣慰的聞知，他獲得了哈佛大學 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研究員聘書。雖然這無助於讓許教授出境 以獲得自由的權利，但畢竟是一份重要的道義支持與學術的認可。可面對中共下作的「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許教授在中國似乎已陷於無解的絕境。
讓人感慨的是，如果我們回望過去，會發現邀請機構的創始人——費正清先生，他的歷史選擇與今天許教授的處境有着因果的關聯，也警醒着當下正在歷史轉折關頭的人們。
John King Fairbank，1907- 1991，漢名費正清，美國漢學家、歷史學家，哈佛大學 教授，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創始人。
費正清於1931年為完成博士論文而首次到中國考察，爾後便開始了與中國畢生的宿緣，他在中國有廣泛的遊歷，豐富的觀察與體驗，與許多中國人成為摯友，例如他與梁思成、林徽因伉儷的友誼。也因為他曾服務於美國政府，並執教哈佛大學，被美國朝野認定為「中國通」專家，而每逢大政多有諮詢，在客觀上極大影響了美國乃至自由世界對中國命運的判斷及行動。
費正清先生的官方介紹中說：費正清研究中國與西方的接觸史的學術背景，一直深深的左右着他對現實走向的判斷，讓他相信，與西方先進商業與政治制度的接觸，有助於促進中國的改善，中國的現代革命也同樣根植於其自身的歷史並接觸到西方的影響。他信奉接觸帶來改變。
二戰期間，身處臨時首都重慶的費正清任美國政府駐華文教新聞機構要職，他震驚於民國政府治下的萎靡不振，他的學者朋友們忍受着悲慘的流亡生活，這些感受令他樹立了畢生的兩大宏願：在道義上和物質上支持中國自由派學者，並警告美國人有關中國的災難。他認為如果美國仍然與顢頇腐敗的民族主義政權（中華民國政府）聯繫在一起，中美將失去共識。
在1940年代及更早，中華民國政府面對內憂外患所暴露出的種種弊端，都被這些常駐中國的「中國通」看在眼中，在情感上，他們逐漸的傾向於更善於宣傳自身，更遙遠因而顯得更神秘與理想的中共政權。他們往往鼓吹美國應該更多接觸及支持中共。
但是，中共的宣傳假扮使他們有意無意的忽略了遙遠的中共統治區所發生的殘酷的政治清洗；對傳統文化與社會結構的瓦解，中共特權階層的荒淫無度；種植鴉片毒品以謀財政；為了自身的發展壯大，利用日軍侵華的機會，對民族與合法政府的卑鄙出賣，這一切都使得中共作為一個恐怖主義武裝的起家歷史顯露無疑，但這些現實都沒有被這些「中國通」所充分注意與預警。
戰後，費正清回到哈佛任教，著書立說，他堅持認為：中共的行徑具有歷史與現實的正當性[1]。費正清認為，中國革命是「內生的」，中共根深蒂固，他以前把中共的興起定性為「不可能被壓制的」一種「革命運動」，因為它體現了「農民解放和五四以來所尋求的民主和科學種種理想」。
一生清譽的陳立夫先生在回憶錄《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中，對費正清的看法十分負面，認為費正清夫婦沒有在其大使館的新聞文化職位上促進兩國的文教交流，而是在海外散佈傳聞，詆毀中華民國政府。他們對美國政府提供虛假的信息，致使其制定錯誤的政策，使得共產主義的軍隊受益。陳立夫堅信，費正清在戰時中國的活動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國民政府在大陸的崩潰。陳立夫從不懷疑費正清是中國共產黨人心目中的英雄，因此也可以解釋費正清夫婦是中美建交後第一批受共產黨邀請訪問中國大陸的人之一。
1969 年尼克遜剛剛當選總統的時候，費正清等人寫了一封信給尼克遜，建議美國跟中共進行接觸。1971年，費正清領銜的哈佛智囊團為即將秘密探路北京的基辛格提供了一系列的諮詢，例如神秘的周恩來是什麼樣的人，專家提供的意見是：「他是個很聰明的人，學識、閱歷都很豐富，所以跟他談話肯定是很有趣的」。可這些專家們再次忽略了，在這些「聰明而有趣」的領袖治下，中國人民適才有數千萬死於飢餓，又有數百萬死於文革，中華大地正滿目瘡痍。
1972 年5 月，作為中共與美國關係史上的功臣，費正清偕夫人費慰梅在周恩來的邀請下來到北京。
「對於我和慰梅來說，1972 年重返北京仿佛是我們畢業40 年之後的一次同學的聚會。」費正清晚年在自傳中寫道。但是，在這次「同學聚會」前後，費正清發現他的中國朋友們，拜這層歷史友情所賜，在中共數十年的政治運動中受盡折磨，飽受自我扭曲的殘酷與絕望。
在中方安排的晚宴上，費正清致辭：「這次回來，我們失去了一半的中國！我們最好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都已經去世了，他們在我們的心中就等於中國的一半。可是，這一半，我們永遠地失去了！」
費正清錯誤的以為，與中共修好，就可以重拾那逝去的半個中國。
費先生對中國文化藝術的熱愛之情不可謂不真，對中國百姓的同情不可謂不深，然而還是被中共迷惑與欺騙，做出完全失誤的判斷，對看似尚且弱小的中共，報以同情，認為其是民族主義的革命者，而不是共產主義野心的執行者，所以可以接觸、感化，令其帶領中國加入人類普世價值文明之中。
費正清先生畢生的研究都往往為中共張目，而在他晚年的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研究中，由於「六四」的巨大衝擊，他開始了認識的根本轉變，把中共政權看作是專制王朝的現代翻版了，開始直面中共惡的本質。
恰如余英時先生所評價：「美國的中國研究者解釋中共的興起與發展都或多或少帶上一層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的色彩。「六四」屠殺對於美國的中國研究者原是一當頭棒喝。不少以前相當同情中共政權的人都在一夜之間轉變為暴政的譴責者和人權的維護者，費正清也不例外。以前他對中共的一切倒行逆施及其所導致的災難都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自六四之後，費正清才開始公開檢討他過去的治學，才將中共與中國分開，真實的觸及中共在歷史上對中國所造作的惡業。這樣公開的自責自省，確表現了學人的良知。
然而，歷史巨大的代價已然付出，今日中共的散佈病毒，打壓民主，破壞文明的威權與霸道，也正是從半個世紀來國際社會一步步所縱容而成。
當年，隨着中共與美國關係的進展，鄧小平的到訪，費正清團隊專家們興奮的展望：「我們兩個國家的關係終於正常化了，我們都對未來抱有美好的希望，相信我們會建立更密切的關係，雙邊來往會多起來，商業、學術、外交等等都會活躍起來。我們都非常高興。」
然而，他們善良的願望落空了，這個令人興奮的願景一步步成為了噩夢，儘管中共毫無誠意，但西方政治家經過「六四」的短暫震撼，基於接觸與改變理論，還是繼續相信他們可以引導中共向善，因而更加對中共敞開懷抱，納入文明世界格局。而中共則放手利用從美國及自由世界獲得的經濟與技術賦能，開始了對自由世界的破壞與滲透。今天，它已經強大到難於遏制，它已經對自身專制與邪惡的正當性無比自信，它還要說服無數發展中國家與政體學習它的「特色」模式：「對外謊言宣傳，對內獨裁監控」
於是，有了文章開頭的一幕，正直敢言的許章潤 教授在北京的家中被陷害拘捕，被剝奪一切公民的基本權利。
許教授在寫給哈佛大學的答謝信中頌揚了費正清中心一個甲子裏的慘澹經營，薪火傳繼。
當年正是這個研究中心鼓動美國修好中共，鼓吹接觸理論，作為美國知識精英，持續推波助瀾。而今日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能在這個風口浪尖，公然在道義上支持中共的「良心要犯」許章潤先生，這是對費正清先生晚年覺醒的自省精神的繼承。歷史如是循環，美國的中國研究重鎮終於選擇站在公義的一邊，站在強權的對立面。
因為世界目睹了農夫與蛇的悲劇一再上演。
中共是歷史上最富陰暗謀略的組織，多次僵而不死，敗而不潰，稍有機會便藉機還魂，
中共示弱，便是誘騙國際社會放鬆警惕，接納之，扶助之，而後伺機而動，反齧恩人；
中共逞強，是恐嚇國際社會，放棄對公義與自由的守護，自動繳械，威嚇控制。
因而，自由世界的每個人都與許章潤教授一樣，已無路可退！
（作者為前敦煌研究院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