摧毀晚清改革、終結了清政權267年壽命的，正是原本令其長壽的改革基因。
長壽基因變異為奪命基因，癥結就在於改革紅利的釋放極端不公平。清代的五個階段改革，至少證明了一點：改革紅利能惠及整個體制或者大多數人時，改革就成為長壽基因；反之，如果改革紅利只能惠及一小部分人群，並且將大多數人作為改革的墊腳石和沉沒成本，則改革就必然成為奪命基因。一旦紅利異化為「黑利」，社會將被撕裂，政權的大限也就不遠了。
改革紅利與國運的關係，其實一直都是串聯起中國歷史的潛在主線索。
千古猶行秦王政。自秦代以來，對中國歷史上12個統一王朝的粗陋切片分析，至少在統計意義上，顯示改革紅利與國運存在着某種正相關關係。
在這12個王朝中，最值得關注的是清代，原因有二：
一、這個王朝在晚期開始所經歷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至今仍未終結，我們當下所經歷的衝擊、應對、變革，或許可以從晚清所經歷的類似衝擊、應對、變革中，發掘出更多的可資鏡鑒之處；
二、這個在1644年以異文化、異種族入主中原的朝代，居然延續了足足267年。
擺脫成王敗寇和階級鬥爭這兩個慣性思維，放棄將失敗的前朝臉譜式地妖魔化為笨蛋（所謂「愚昧顢頇」）與壞蛋（所謂「反動腐朽」）的宣傳式歷史判斷，我們就能發現，造就清政權長壽的基因，正是其入關之後不斷與時俱進的改革、不斷積累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的紅利。
這些改革紅利，在鞏固執政合法性、擴大執政基礎、推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等方面，成為清政權的巨大「正資產」。
同樣的，也是因為改革紅利釋放的進退失據，令晚清的最後一輪改革超速失控，既得利益集團既直接綁架了改革，也間接綁架了革命，改革紅利反而成為「負資產」、甚至「黑利」，最後顛覆了改革、顛覆了政權、也顛覆了社會。
從清代267年歷史看，改革作為最大的紅利，其對國運的要害在於：
一、紅利的獲取，其代價是什麼？誰來承受成本？
二、紅利的分配，其準則是什麼？誰來享受收益？
這兩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比增進紅利總量更為關鍵。也正是根基於這兩個問題，改革的關鍵，正在於要時時警醒於「改革本身的改革」——不斷地深化改革，才能創造「紅利中的紅利」——避免「紅利」變成「黑利」。
越過長城後的定位轉型
這場改革，是滿清政權從「造反者」轉型為「執政者」的關鍵改革；也是滿清憑藉槍桿子裏出政權之外，能夠迅速奪取並鞏固全國勝利的三大法寶。
貫穿清代歷史的改革，大致可以分為五個歷史階段。
第一階段，是始於順治朝、完成於康熙朝的一系列觸及根本的政治變革，那就是：
通過科舉擴大執政基礎；
通過祭孔宣示普世價值；
通過祭朱承接中原道統與治統。
這場改革，對於滿清政權來說，是一次深刻的定位轉型，是從「造反者」轉型為「執政者」的關鍵改革；也是滿清憑藉槍桿子裏出政權之外，能夠迅速奪取並鞏固全國勝利的三大法寶。
入關次年（1645年，順治二年），這個血腥的政權就延續了明代的科舉制度，以圖用「開科取士」這種「不勞兵之法」，令「讀書者有出仕之望，而從逆之心自息」，通過給中原精英繼續提供進入、並分享政權的途徑，換取他們的忠誠，通過擴大執政基礎而獲取更高的執政合法性，從「一小撮」的「類兄弟會」團體，擴大為能被全體精英接受、接受並能在一定程度上參政議政的執政團體。
同時，新政權也在列祖列宗的旗幟之外，扛起了孔子這面更為偉大的旗幟。冊封孔子後裔為「衍聖公」、尊奉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最高領導人順治及多爾袞親詣孔廟致祭。從順治二年到順治八年（1651年），短短6年內，清帝國最高當局祭孔14次，其密度遠超之前的歷朝歷代。到了康熙朝，更是為帝王祭孔樹立了典範，「開萬世之文明，樹百王之儀範」，「朕今親詣行禮，務極尊崇至聖，異於前代」。這種對聖人旗幟的繼承和高舉，顯然要比打倒孔家店、自己另搞一套更為合理和高效。
入關前後的滿清政權，還一改當年頒佈「七大恨」時對明朝的敵視，而開始全麵塑造自己作為明帝國、乃至中原歷代「正朔」接班人的新形象。攻克北京後，多爾袞為崇禎皇帝隆重發喪；在清軍南征江南的慘烈屠殺中，卻極為嚴格地保護了南京城外的明孝陵，這成為日後有效的政戰武器，便於在戰爭和屠殺之後收拾殘局、重聚人心。後來，康熙皇帝多次至此祭奠明太祖，行三跪九叩大禮，宣示其江山其實奪自「戕厥君後」的李自成，而滿清則是「為君父報仇」的義師。
科舉、祭孔、祭朱，這場改革的成本極低，因此只有滿清入關之前的一些既得利益者對此有反彈，但在康熙親政之後，隨着皇權的加強，這些改革得以圓滿完成，並最終成為統治集團公認的治國準則。
這場寧靜的政治改革，紅利極其豐厚。通過這場改革，滿清政權從關外時期的以「民族認同」為主，轉變為入關之後的以「文化認同」為主。需要注意的是，這是執政者在軍事佔盡上風、即權威資源極其充沛的情況下開展的主動改革，從而迅速實現了從造反者、入侵者向執政者、道統代表者的轉變。在「民族認同」的基礎上，新政權作為「入侵」的蠻夷，其合法性難以確立，但在「文化認同」的基礎上，新政權對聖人之制的遵循，能夠迅速地獲得民眾的效忠；而在中國特色的地廣人稠、民俗乃至語言各異的背景下，「文化認同」，遠比「民族認同」更能轉換為「政治認同」。
接班人產生機制的確立
公開立儲的制度下，接班人明確，容易造成壁壘分明：接班人的利益最大化就是維穩、不出問題，這導致了接班人的行為準則是「不作為」。
清代第二階段的改革，主要發生於第三代領導核心雍正的治下。
開國百年後的這一輪改革，焦點不再如第一階段那般涉及政權合法性的建設，而是集中在完善和改良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的「技術」層面上。
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最大的舉措，一是改革了接班人制度，將延續千年的嫡長子公開立儲制度，改成了秘密建儲制；二是建立了軍機處，並在實際上取代了內閣，成為最高行政機構。
對於秘密建儲制，康熙晚年實際上已經開始考量，其64歲那年（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在乾清宮東暖閣帶病召開了「諸皇子，及滿漢大學士、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參加的中央全會，近乎明確地宣告將進行秘密立儲，以確保在確立接班人的同時、接班人不至於挑戰現有領導核心的權威。但是，康熙並未設定非常時刻的信息發佈程序，這一操作細節上的疏漏，令其在彌留之際的「倉猝之間」，根本難以有效發佈接班人信息，這導致了對雍正即位合法性的種種猜疑。
雍正即位當年（1723年），最先關注的就是這個問題。他在乾清宮西暖閣召開會議，正式宣示推行秘密建儲制，這既是其擔憂自身地位的一種自保，也是對康熙首倡秘密建儲制的完善——操作細節上的漏洞得到了彌補，秘密建儲的方式、非常時期接班人信息發佈程序，都做了預案，並進行了公告。
康熙的「東暖閣會議」、雍正的「西暖閣會議」，將秘密建儲確定為清帝國最高權力傳承的主要方式，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被明文定位國策，「世世子孫所當遵守而弗變」。這是中國數千年歷史中，最高權力接班人制度最為重大而深刻的一次改革，對改善權力傳承的穩定性、優化接班人選拔和培養，都產生了相當正面的效果。
在傳統的嫡長子公開立儲的制度下，接班人明確，容易造成壁壘分明：接班人的利益最大化就是維穩、不出問題，這導致了接班人的行為準則是「不作為」，韜光養晦，但是，韜光養晦久了，即便原先還是有些本事的，也往往過了保質期，真的就成了草包和廢物；而競爭者的利益最大化，就是先將接班人打倒，這導致了他們的行為準則是「先破壞、再建設」，甚至「只破壞、不建設」，這樣的競爭是惡性的，其對政權根基的沖刷力很強。中國歷史上，接班人幾乎成為一種傷亡率極高的「職業」，就是因為其本身往往並非松柏之材，卻不得不置身於風口浪尖之上。
推行秘密建儲制度後，接班人不再明確，陣營也就模糊了。每一個成年的皇子，其名字都有可能被寫在「正大光明」牌匾後的錦匣中，因此，在競爭的過程中，既不能「不作為」，又不能「亂作為」，純粹破壞的就少，更多致力於建設才能更有機會。對於一個政權來說，這樣的權力競爭秩序，無疑是良性得多了。
而對於現任的最高統治者來說，秘密立儲可以讓他避免過早對接班人的問題表態，得以有效避免或減弱體制內不同利益集團的爭鬥，他也可以長期觀察每一個候選人，甚至凝聚所有候選人的力量並投放到國家和政權的建設上、而非內耗上。
政治是講究實際的。只要「權力無限大」這個前提依然存在，選擇接班人的關鍵，就並不在於採用秘密抑或公開方式，而是如何防止有限的體制內資源被消耗到無限的內耗之上，甚至最終危及政局和政權。立賢且秘密建儲，這種看似彈性的暗箱操作，相比剛性的嫡長子公開繼承，成本小、風險低、收益大，更能有效實現維穩和可持續發展。
這一改革紅利，幾乎沒有任何明確的個人或群體為此付出代價，其維穩的好處卻惠及整個同治集團乃至社會。
精簡、高效的新機構
軍機處成為中國歷史上最為精簡、扁平的政府機構，這或許是這個改革的最大紅利。「勤、速、密」三大工作作風，令軍機處獲得了極高的工作效率。
第二階段改革的另一項重要政改舉措，是雍正皇帝建立了軍機處。
軍機處最初的功能，是一個非正式的「中央軍事領導小組」，但它迅速從「軍委」轉型為「政委」——取代了內閣而成為實際上的最高行政機構，成為「威命所寄」的權力核心。西方各國對此的翻譯，倒也相當地與時俱進，從「Office of Military Secrets」（軍事機密辦公室）演變為「The Grand Council」（大議會），凸顯當時西方對中國事務的熟悉程度。
軍機處的設立，一方面是體制內權力博弈，包括皇權與相權博弈的需要——在代際權力移交不規範的影響下，雍正的合法性持續受到質疑和挑戰，反對者們依託「議政王大臣會議」對其進行多方牽制；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在雍正大刀闊斧的改革中，已經程式化、官僚化的內閣系統，難以為其提供足夠有力的執行力支撐，遑論更高層面的決策諮詢和執行。
軍機處繼承了皇帝原先的秘書機構「南書房」的「三無」（無編制、無定員、無預算）特點，卻直接從內閣中選拔人員，有效克服了「南書房」成員缺乏行政經驗的缺點。有經驗的行政精英的加入，令軍機處得以兼起政務處的功能，這等於在保留常態政府（「內閣」）的同時，另加了一層「常務委員會」。
軍機處的設立，在政制方面進行了權力制衡的有益嘗試。
軍機處成為中國歷史上最為精簡、扁平的政府機構，這或許是這個改革的最大紅利：只有軍機大臣、軍機章京兩層，有官無吏，隊伍極其精幹，工作流程極其簡捷，再加上明確要求的「勤、速、密」三大工作作風，令軍機處獲得了極高的工作效率。
美國學者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認為，軍機處實現了從「君主專政」向「大臣行政」、從「直接的君主個人專制」向「君臣聯合行政」的轉變；而軍機處大臣們參與到皇帝的最高決策過程，實際上並非加強而是削弱了皇帝的獨裁；他們對龐大帝國的海量信息進行篩選和處理，協助皇帝抓大放小，將有限的資源投放到最根本和主要的地方，是提升中央機樞決策效率的關鍵。
軍機處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效地提供了一個管理大國的中性的、非政治化的行政工具，既大大提高了行政的效率，又避免了其本身成為權爭主角的歷史怪圈，這一改革，如同第一階段推行的「科舉、祭孔、祭朱」一樣，成本低、紅利不僅豐厚而且惠及整個政權。這是中國政制上的一大創舉，其在權力制衡與監督方面的諸多設計，迄今依然有着豐富的現實價值。
治標的廉政風暴
這兩項改革更像是應急式的維穩措施，通過在原則上的退讓和技巧上的更新，起到了短時強心針的作用，卻為今後埋下了巨大的隱患。
第二階段中涉及經濟和民生方面的重大變革並影響整個清代的，就是「攤丁入畝」和「耗羨歸公」。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推出「永不加賦」的惠民政策，卻因執行中的操作細節，而遭到嚴重異化。「永不加賦」所確定的定額稅，需層層分攤，最後具體落實到每家每戶。作為「分子」的稅賦是固定的，但是，作為「分母」的人丁數卻是變動的，這就為地方胥吏們提供了巨大的尋租空間，令這一開天闢地的好政策在執行中被扭曲，政策的肥肉被地方官吏和地主們獨享，而大多數農民則只能啃到骨頭，最後反而造成了「富者田連阡陌，竟少丁差，貧者地無立錐，反多徭役」的局面。
體制內的改革者們，因此將矛頭指向「以田為經，以丁為緯」，同時徵收田賦和丁稅的雙軌徵收制，提出了「攤丁入畝」的思路——把人頭稅（丁稅）合併到土地稅（田賦）中，一併徵收——以期推進公平稅賦、優化稅賦結構、提升稅賦徵收的效率。這一改革構想，其代價和成本只能由既得利益集團承擔，連康熙都對此相當猶疑，直到雍正即位後，才在整頓官場作風的同時，開始大力推行。
「攤丁入畝」之後，徵稅的基礎是田地，「因田起丁，田多則丁多，田少則丁少」，最大的受惠群體是農村的無田貧農及城市平民。這項改革的紅利，因此惠及大眾，最終也令政權得到了巨大的好處——一方面流民大幅度地減少，實現了良性維穩，另一方面沒有負擔的城市平民投身工商業，促進了經濟的繁榮。
承受此次改革成本的地主階層，發動過幾次零星的微弱抵制——甚至根本談不上抵抗，但在國家機器的強力鎮壓下，迅速瓦解。隨後，地主們就有了應對之策，將自己肩頭增加了的負擔，轉嫁給租佃戶們——畢竟大多數農民只能租佃田地，他們位於食物鏈最底層，最終只能承擔起那些增加出來的成本。這令改革的紅利大打折扣。
第二項「耗羨歸公」中的所謂「耗羨」，就是「火耗羨餘」的簡稱。
徵收「耗羨」，成為地方政府和官員趁機橫征私派、魚肉百姓的大好尋租機會。
雍正即位後，對這項似乎無法克服的弊政，採用了最為現實的做法，那就是：實行陽光收費，變暗收為明徵，明確徵收比率，嚴禁官吏們隨意加征；實行陽光開支，由省為單位統一管理，實行收支兩條線，嚴防坐支，將其納入官方監管體系；「耗羨」的用途，一半左右作為官員的養廉銀，彌補「逼官做賊」的體制漏洞，其餘的則全部補充到各地的辦公經費。
這一改革，真正的要害在於養廉銀的設立，令官員們的切身利益與此項改革息息相關。正因為整個官僚體製成為這一改革的第一受益人，這項改革所受到的阻力，遠遠低於「攤丁入畝」。從某種程度來說，這場改革是一次對官員的「贖買」，通過對官員們「灰色收入」的體制性「漂白」，換取官員們對規則和體制的尊重。
「攤丁入畝」和「耗羨歸公」兩項改革，為清帝國注入了活力，在短期內效果極為明顯。但是，這兩項改革更像是應急式的維穩措施，通過在原則上的退讓和技巧上的更新，起到了短時強心針的作用，卻為今後埋下了巨大的隱患，掉入了「黃宗羲定律」的泥潭之中。
制度腐敗化與腐敗制度化
在強大而貪婪的公權力面前，商人們抱團取暖，合資行賄，分攤成本，並對這一基金的使用，實行嚴格的集體監管。
發生在雍正朝的第二階段改革，面廣點多，雍正也因此成為中國歷史上少見的改革皇帝。他的這些改革，在隨後的乾隆朝得到了鞏固和深化，無論秘密建儲、設立軍機處，還是「攤丁入畝」和「耗羨歸公」，都在乾隆朝落實成為國家制度。乾隆時的中國，成為世界上頭號強國和富國，依託的正是此前100多年來乃祖、乃父在政經兩方面改革紅利的積累。
但是，乾隆朝本身的變革，乏善可陳，反倒進入了鋪張浪費的拜金時代。到了第五、六代領導核心嘉慶、道光手上，因循守舊吃老本就成為主流，改革幾乎從中共官方舞台上徹底退場。從嘉慶徹底掌握中樞權力（1800年）開始，到鴉片戰爭爆發，僅僅相距40年，到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僅僅50年，其間不僅毫無改革，而且貪腐橫行，將前幾次改革所形成的紅利迅速耗盡，最後迎來了充斥着內憂外患的中國近代史，中國的國運也因此與世界發展方向呈現了完全相反的走勢。
在改革停滯的同時，制度腐敗化與腐敗制度化卻因為缺乏了改革的沖刷和蕩滌，而越演越烈。最為典型的，是在國力最為輝煌的18世紀70年代，一種令世界側目的行賄基金——公所基金（Consoo Fund）——開始在大清帝國出現。廣州的「公行」商人們，每家繳出利潤的10%，存入共用的資金池，除了作為基金參與者們的行業保險外，更多是為了應對政府層出不窮的勒索。
在強大而貪婪的公權力面前，商人們抱團取暖，合資行賄，分攤成本，並對這一基金的使用，實行嚴格的集體監管。這是頗具大清特色的一種「制度創新」。這一創新，很快就走向了國際化：凡是與「公行」有商業來往的外商，都必須繳納貨物價值的3%，作為「規禮」，滾入基金池中，實現風險共擔、利益均沾。1793年，在著名的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時，他的使命之一就是「擺脫廣州官吏強加於該口岸貿易的限制和勒索」，這是英國政府第一次向中國政府提出的反腐敗要求，但如同他要求自由貿易一樣，最後毫無結果。
清帝國的腐敗，隨着貿易和走私，日漸名揚全球，但即便是西方人也意識到，這與其說是中國人身上沒有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莫如說是制度性缺失帶來的「技術」層面的問題。
帝國海關除了被賦予過多的政治使命外，也成為最高領導核心（皇帝）彰顯自己私心的標誌，並因此將「潛規則」作為主流；而帝國財政制度的落後，導致「苛斂」與勒索成為官僚體系、尤其是地方政府維持正常運轉的「潛規則」。當「潛規則」成為體制主流後，官僚基層「搭便車」勒索便成為常態，所有的政策都被異化為尋租工具，而這又大大地擠佔了行商和外商的空間，令經濟領域也同樣被「潛規則」佔據；最後，「腐敗化的制度」也就催生了諸如行賄基金這樣的「制度化的腐敗」工具，並加速了整個體制、乃至整個社會的整體腐敗和沉淪——而在這整體腐敗與沉淪中，原本可以發揮自我矯正功能的改革，卻缺位了。
改革才是最大的紅利，不改革則是最大的「黑利」——失去了改革推動力的帝國，開始滑向「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三峽」。
飲鴆止渴的大放權
此前幾輪改革給清帝國帶來巨大紅利之後，因征剿太平天國而推行了以全面放權為特色的改革，雖在短期內挽救了帝國，卻是代價高昂。
在太平天國的風暴中，清代開始了第三階段的改革。
當狂飆席捲大半個中國之時，無論在軍事還是財政上都已經捉襟見肘的帝國中央，剩下的唯一資源就是權力了。這個資源被迅速地投入使用，官員和縉紳受到鼓勵，自行招募並訓練軍隊——這在槍桿子裏出政權的中國歷史上，以中央政府的名義鼓勵和支持地方練兵，是極為罕見的。以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為代表的一批「軍政兩用人才」，迅速崛起。
但是，中央的猜疑之心絲毫未減。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央雖然下放了軍權，卻堅持將財權抓在手上，通過餉銀來調控和制衡曾國藩等坐擁雄兵的將領。
咸豐皇帝死後，恭親王和兩宮太后發動「祺祥政變」，打倒了肅順為首的顧命大臣「八人幫」。令曾國藩大感意外的是，政變後18天，新的中央就發佈上諭，命令曾國藩出任兩江總督，統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並掌管浙江全省軍務，還命令杭州將軍瑞昌幫辦。以一個漢人總督而節制四省，並且明確駐防將軍只能做副手，這一放權力度之大，創下大清國歷史紀錄。
這一改革當然是被動的，但其紅利卻比較豐厚。這是八旗入關推行「科舉」之後，最大規模的一次「擴大執政基礎」的實踐，也標誌着清政權執政集團身上的「全民黨」色彩更為濃郁，標誌着在「異端邪教」的挑戰下，道統再度超越了種族成為凝聚體制內精英的最重要黏合劑。湘軍、淮軍、楚勇等，與其說是「勤王」之師，不如說是「衛道」之師，這個政權的合法性，通過道統而得到了加強。
但是，這一被動改革的成本也極大，那就是中央權威的日益喪失。
在戰爭中下放的軍權，戰後實際上難以回收。雖然曾國藩兄弟主動解甲交權，但依然需要其他人如左宗棠、李鴻章等，以同樣的方式帶兵——軍隊成為將領的子弟兵，而將領則成為中國近代軍閥的發端。
對政局有着更大影響的，是戰時財權的下放，在戰後也難以回收。原來實行嚴格的中央財務集權、依靠「奏銷」制度進行管理，至此蕩然無存。
更為致命的，為了確保中央一級的財政收入，中央退而求其次，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規定了「京餉」定額，硬性攤派給地方。這種「改革」措施，看似強悍，實際上色厲內茬，等於是變相承認：地方只要足額繳納「京餉」，就可以自由支配其餘的財政收入，而且，中央根本就不問「京餉」的餉源稅種，只要真金實銀。
可以說，在此前幾輪改革給清帝國帶來巨大紅利之後，因征剿太平天國而推行了以全面放權為特色的改革，雖在短期內挽救了帝國，卻是代價高昂。帝國在50年後的毀滅，很大程度就是種因於此。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樣的改革、或者說「被」改革，可以說是飲鴆止渴。
不改革等死VS亂改革找死
晚清新政的10年內，清帝國幾乎所有的改革成本，通過各種攤派，都落到了小民的肩上，而改革的成果，卻被極少數既得利益者壟斷。
清代最後的50年，是實行近現代意義上改革開放的50年。以甲午戰爭為分界，分別構成整個清史的第四、第五階段改革。
帝國第四階段的改革，從1861年推行「洋務運動」，到1894年甲午戰爭失敗，總共33年。這是一場無論廣度、深度、力度均在中國歷史上前無古人的改革運動。這場改革的動力，完全來自形勢的倒逼，在內憂外患的持續打擊下，體制內的精英奮起變法，學習西方，重點在於經濟建設，而尤以國防軍工建設為重。這一輪改革開放，紅利十分豐厚，締造了「同光中興」。大清國的綜合國力，與改革之前相比，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已經初步建立了近代化工業的框架輪廓，日漸找回了自鴉片戰爭後而久違的大國感覺。
甲午戰爭之後，清朝的改革進入了第五階段，即開始於1901年的晚清新政，直到辛亥革命爆發、清政權被推翻。這個階段改革的最主要特點，就是推行以憲政為核心的政治改革，並且速度越來越快。
甲午戰爭之後，敗於蕞爾小邦日本的恥辱，令朝野上下深受刺激。在亢奮之中，帝國開始推行「新政」。將洋務運動與新政相比，區別是顯著的：前者側重經濟基礎，後者側重上層建築；前者主要是依靠現有體制進行改革，後者主要是對現有體制本身進行改革。這無疑是一種傳承、提升、進步。
但是，問題在於，精英階層似乎徹底否定了洋務運動的穩健作風，而在新政中試圖進行大躍進。他們將絕大多數精力都投放到了對萬能「主義」的尋找以及試錯，更為基礎和根本的經濟建設被撂在了一邊。這直接導致了帝國大廈的頭重腳輕，最後自行解體。
晚清新政的政改大躍進，在某種程度上透支了此前33年洋務運動積累的改革紅利，這與嘉慶、道光兩任皇帝在50年間透支前人的改革紅利，略有區別：嘉道二帝的問題在於「不作為」，坐吃山空，其衰敗是逐漸蔓延的；而晚清新政的激進無序政改，則是「亂作為」，自己折騰，其衰敗是迅速甚至有些突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洋務運動和晚清新政這半個世紀的改革運動中，尤其是晚清新政的10年內，清帝國幾乎所有的改革成本，通過各種攤派，都落到了小民的肩上，而改革的成果，卻被極少數既得利益者壟斷。
草根階層不甘心也無法繼續為不公平的改革買單，成為清末惡性群體性事件頻發的基本原因。
而那個既得利益集團，既不忠於政權，更不忠於人民，但是，他們卻憑藉手中優勢的政經資源，在面對人民的時候，以公權力的代理人或經紀人自居；在面對政權的時候，則又以民意代表自居，「挾官以凌商（民），挾商（民）以蒙官」。引爆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運動，本質上就是既得利益集團上下其手，所挑動的政府與民眾的對立，放了一把野火之後遂成燎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