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中文網的上一篇深度報道，介紹了習近平鐵腕政策背後的智囊們。據說，這是一群很少引用馬克思主義，"毫不掩飾地鼓吹一黨專政和堅定自信的主權，並且轉而反對他們當中許多人曾經接受的自由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他們是秩序的支持者，而不是革命的支持者"，時而被稱為"國家主義者"。
這些人，據稱在"重新思考個人自由跟國家權威之間的關係"。以他們現在的看法，"國家的存在是第一位的"，而現實的目標，是所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他們要"抓住機會"，放棄似乎正在衰落的自由民主，躋身於正在呼嘯前行的"中國模式"之中。
"他們不見得就是黨的路線的制定者，但他們正在幫忙塑造它，找到聰明的辦法，用語言和法律表達黨正在努力做的事"，然而，此類人物在脫穎而出之前都要積極表現。前有張春橋，今有王滬寧，雖是少數人得進高層，榜樣的力量卻是無窮的。
而更讓人感興趣的是，這些"國家主義者"如今得到中共青睞，而"馬克思主義"貌似神聖卻束之高閣，可以推斷，中共現在實際的"主義"，已經是國家主義。
一
中國共產黨人的"主義"，原本還是相當確定的。據說，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其思想的理論基礎，而它做的事情，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奪取了國家政權以後，經過不到十年的短暫"過渡時期"，即開始它的瘋狂躍進，展開其"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
然而，這一事業，到了1970年代後期，因為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遭到失敗，竟然到了幾乎進行不下去的地步。
中共不得不改弦更張。在形勢逼迫下，在民眾推動下，它"改革開放"，先是試圖以不同的姿態，探索了差不多十年的光景，幾經反覆，終究不適應，就又在相當程度上重溫舊姿態，經歷了又一個三十年。這一過程里，其突出特點，是黨專政與市場經濟結合──黨專政展開新格局，而市場經濟受到政府控制與國有經濟壟斷的雙重製約，並非自由市場經濟。
這樣一來，中共的"社會主義"幾乎面目全非。相應地，到了習近平"新時代"，其"理論創新"已是黔驢技窮，再也拿不出貌似"馬克思主義"的新的貨色。於是，基於黨專政的新形態，乾脆就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充作"理論創新"，以國家主義，直接呼喚古老的帝國霸業。
在現實的中國社會裏，所謂"社會主義"顯然已經名不符實，而資本主義，雖無其名，似有其"實"，然而此"實"卻很有限──它顯然不是自由資本主義，亦非壟斷資本主義，表面上，看似國家資本主義。
國家資本主義，仍以資本主義為其實質或本質，而在中國的現實中，儘管因為市場經濟有了相當發展而有了資本主義的自發發展，這資本主義，卻是依附於中共的"主義"而存在和生長。一旦資本主義有了些規模或勢頭，使得共產黨專政感受到威脅，就會招來對它的敵意，其喉舌們會舉起《共產黨宣言》，以"社會主義"名義，不僅興師問罪，而且可以動用國家機器，設限箝制，甚至兼併鯨吞。
關鍵在於，國家資本主義，實乃有國家干預或調節的資本主義，即資本主義為其進入壟斷階段而做調整、生變種，而中國現實中出現的變化，則是以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來為共產黨專政輸血輸氧，滋潤其官僚機器和權貴集團。那麼，稱其為國家資本主義，就有本末倒置之嫌──或許"資本國家主義"才更合適些。
市場經濟發展中捲土重來的資本主義，在共產黨專政框架內，不可能是自由資本主義，只能是權貴資本主義。而這大大小小的權貴及其家族，倚仗其本身的權力及其權力靠山，大肆攫取財富，這就給了黨專政對其施以打擊的很好的依據與機會──歸根結蒂，權貴資本主義面目可憎，卻是一黨專政之附庸。
這樣，中共的實踐中的"主義"，已經不能簡單地套用"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它實際上是一種國家主義，只是，需要探討它的國家主義的特質。
當年中共批判蘇共，曾稱對方為"社會帝國主義"，這倒是很可以借鑑一下。蘇共領導下的蘇聯，已經在它的"主義"之上，逐漸展開它的帝國之業。如今的中共，似乎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那麼，探究它的"主義"，或許可以用"社會國家主義"這個概念。
二
對於"社會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之類，時常有所混淆，而希特拉"國家社會主義"，也許也有這樣的問題。
社會民主主義，在馬克思的時代就出現了。在資本主義尚未充分發展、市場經濟全球化的展開尚且不足之際，社會主義還缺乏其經濟必然性，而社會民主主義，它意味着，在民主主義（資本主義）環境裏展開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事業。後來，列寧的布爾什維克派，從中分離了出來，他們自稱共產黨，拋棄了社會民主主義。用列寧的話說，他們脫下舊的"髒襯衫"（社會民主主義）換上"乾淨衣服"（共產主義），改稱共產黨。依據《共產黨宣言》，他們這樣似乎無可厚非，但是，《共產黨宣言》發表後，社會民主黨一直是工人政黨的主要名稱，這有其道理，乃歷史階段使然，而列寧為其黨命名共產黨，則為他的超越階段埋下了伏筆。
民主社會主義，它的出現，有其特殊性。共產黨的"社會主義"以專政著稱，敗壞了社會主義的名聲，於是，改革派共產黨人推動民主改革，要以民主來改造"社會主義"，此即所謂"民主社會主義"，或"有人道主義面貌的社會主義"。但是，這樣的概念，其實際前提在於，承認共產黨的"社會主義"為社會主義，就為自己設定了難以跳出共產黨專政局限的致命缺陷。
至於希特拉的國家社會主義，若這樣來推敲，也大有問題，因為他的所謂"社會主義"，並非共產黨人所標榜的馬克思學說的科學社會主義，充其量，只是借用了共產黨人實踐的"社會主義"，即國家主義的"社會主義"實踐。那麼，希特拉自己如何思考他的國家社會主義，就不能拘泥於"國家社會主義"的字面意義。
翻看歷史書籍，就有所收穫。歷史學家告訴我們，"希特拉並未創造'國家社會主義'這個詞，但他卻是看到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是同一個大眾叛亂的兩個方面的第一個歐洲政治家，並且把他的政策基礎建於這個鑑別之上。"這就點到了事情的關鍵。
希特拉學術造詣不深，軍銜不高，這個人卻小看他不得。他對德國社會中蠢蠢欲動的民族主義看得清楚，將其引導到極端種族主義的方向，而他看到蘇聯共產黨的名為"社會主義"實則國家主義的實踐，也巧妙地接過"社會主義"來運用一番。至於"社會主義"與"國家"，誰在前誰在後，對他並不重要，好用就行。
希特拉的"主義"，不是國家主義的社會主義，而是有幾分"社會主義"味道的（民族主義之）國家主義。這樣，似乎以社會主義為發展方向的"國家社會主義"，成為納粹法西斯的旗幟，儘管它實際上也許更適合於稱之為"社會國家主義"。
希特拉的視野里，民族主義的國家主義為真，社會主義只是個幌子。他必須擊敗德國左翼力量，而斯大林領導的共產國際愚蠢地命令德國共產黨傾全力對付社會民主力量，流亡的托洛茨基看出了其危險，他卻無力改變共產國際的決策，眼睜睜看着它釀成災難。
三
顯然，"社會"名下的"主義"，已經有了變化。
歷史上的社會民主主義，意味着在民主主義（資本主義）環境裏展開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事業，而希特拉的"國家社會主義"，蘇聯的"社會帝國主義"，以及中共的"社會國家主義"，就完全不同──它們的"社會主義"徒具招牌意義，而運用國家權力征服世界，方為其本色。
其中的緣故，在於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實踐，導致馬克思學說終結，社會民主主義邊緣化。這樣，"社會"的概念內涵，轉而為共產黨人的"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之間，不再有任何的關係了。
不過，蘇聯人的"主義"，畢竟還帶有其歐洲色彩，且其"社會"據說已是"發達的社會主義"。看得出來，他們對其"主義"相當自豪，堅持說那就是馬克思學說的社會主義，從未想過要生造個什麼"蘇聯特色社會主義"出來。
然而，說到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之一，即國家消亡，斯大林不得不辯解，聲稱因為階級與階級鬥爭存在，國家不能消亡。
中國共產黨跟在蘇聯人後面，不僅同樣加強國家機器，毛澤東更聲稱，其實"社會主義"國家並非和諧社會，其社會中對抗性很強，階級鬥爭極其尖銳複雜激烈。在中國，他認為到了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地步，也就難怪其"文革"會演變為"全面內戰"。
到了後毛澤東時代，中共表面上放棄了"階級鬥爭為綱"，但是它實際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國家主義乘虛而入，而它與"馬克思主義"一脈相承，相互結合而構造出視社會生活如同戰爭的"社會國家主義"。基於這一觀念，它先是"維護穩定"，"穩定壓倒一切"，繼而將勾畫泛"國家安全"觀念，將"國家安全"提高到先前"階級鬥爭為綱"的高度。
社會中的群眾性的一般維權抗爭，或者上升為維護公民權利的民主運動，都被黨國視為關乎其權力甚至其存亡命運的尖銳鬥爭。面對八九民運，鄧小平認為"退無可退"，只剩下其唯一的選擇，即軍事政變。面對香港人抗爭，黨國及其御用文人如臨大敵，以"反港獨"思維迫使港人逐漸傾向於謀求自治、自主乃至獨立。
紐約時報中文網的報道引述國家主義文人的看法，"當國家處於極端危險中，即生死存亡之時，"領導人可以將平時的憲法律規範暫置一旁，"特別是其中的公民權利條款，而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這清楚地顯示，黨國官僚集團對市民社會、對公民社會，抱着深刻敵意。他們的國家主義觀念，儘管披着"社會"外衣，卻表現得強烈、粗暴，貌似理直氣壯，實為強詞奪理。大陸小品中的一句話，將其形容得淋漓盡致──"走自己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
中共改革開放，其合理性在於經濟方面轉向市場經濟，及政治民主化，而十年探索之後，對政治民主化的抗拒穩固下來，經濟市場化幾經坎坷，到習近平主政時也大為倒退。美國在全球自由市場經濟中起着主導作用，中共倒行逆施，即突出表現為"反美"，與美國關係惡化。它推行"中國模式"，建立其全球霸權，逐漸地引起美國抵制和反擊，在它看來，那就是所謂"阻止中國崛起"，就要以"社會國家主義"煽動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甚至煽動狂熱的沙文主義，時常不惜製造戰爭氛圍，發出戰爭叫囂。
這一宏圖偉業，其重要一環，在於控制香港──改革開放中，正是香港，在經濟市場化及政治民主化方面，都具有重要影響。最近，中共承認無法假手香港特區政府實現其壓制公民權利的"國家安全"立法，遂悍然親自動手，推出"港版國安法"，實際上把 大陸的"國家安全"狀態，延伸到看似"一國兩制"的香港。這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展開的"法制"，與一百多年前德意志帝國的施行"反社會黨人法"，表面天差地別，實質大為相似，堪稱中國共產黨人粗暴推行其"社會國家主義"、實現 大陸與香港統一的里程碑。
習近平之類共產黨人，儘管他們自詡為"馬克思主義者"，若讓他們具體地論述馬克思學說，那真是難為他們。他們的眾多智囊，其學術興趣，早已不在馬克思學說，而是從國家主義的各色理論中尋求為中國共產黨的實踐作理論表達。看清楚這一點，有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