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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本社 :中美關係為何急轉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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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兩年,中美關係為何急轉直下?

疫情以來,中美關係從貿易戰快速演變為國家對抗,國家對抗上升到意識形態鬥爭。當兩國所有分歧及個體行為,都被「政治正確」綁架,都預設國家立場,都上升到意識形態層面,理性的聲音式微,正常行為被曲解,兩國之路則越走越窄。

本文繼《脆弱的「中美國」》後,探討美國大選與中美關係演變。

本文邏輯:

一、美國大選與中美關係演變

二、政治正確與克里米亞效應

三、經濟內循環與社會內卷化

01、美國大選與中美關係演變

中美過去四十年的外交成果來之不易,我們可以簡單回顧一下:

朝鮮戰爭後,中美之間關閉了一切對話窗口。十餘年後,中蘇破裂,蘇壓制美,中美走到了合作的歷史關口上。

1969年2月1日,就職僅12天的尼克松總統便要求國務院官員嘗試與中方接觸。同年7月,美國取消了對華貿易管制,並停止了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巡邏。

1971年基辛格繞道巴基斯坦訪華,與周恩來會談;次年,尼克松正式訪華。尼克松、基辛格與毛澤東、周恩來,兩國四位領導人擱置民族仇恨,打破堅冰。

1979年,鄧小平親自主持談判,中美正式建交。在新加坡李光耀的斡旋下,鄧小平與卡特總統達成經貿合作共識及政治互信。

80年代,美國里根上台改革,鄧小平改革開放,中美關係在全球化浪潮中進入蜜月期。

1990年前後,國際局勢風雲突變,蘇聯解體,東歐垮台,中美關係驟冷。1992年,鄧小平再次出手,明確對外開放及市場經濟之路。老布殊,這位曾經擔任過美駐北京聯絡處主任的總統,始終保持中美關係正常化。

90年代,中美進入微妙時期。1995年,克林頓政府展開了一場對華政策大辯論:是遏制政策還是接觸政策?

克林頓政府的做法是一邊試探一邊接觸,爆發了南海、大使館等事件。新一代領導人江澤民繼承了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務實外交,處理得當。整個九十年代,中美在磕磕碰碰中越走越近,美對華投資高歌猛進。

於是,美國的建制派、商業界、政治精英逐漸形成了一種共識:只要給中國時間,中國必然會擁抱我們,走向自由市場經濟。

千禧年後,小布殊忙於反恐,與克林頓聯手說服美國政界,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朱鎔基抓住機會,中國成功入世。之後,中美貿易一日千里。2007年,哈佛教授尼爾·弗格森創造「中美國」(Chimerica)一詞,稱中美已走入共生時代。

然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中美關係進入拐點。美國人意識到舊秩序的危害,渴望改變、改革,甚至顛覆舊秩序。但是,中國精英並未意識到。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奧巴馬總統維持着中美關係的底線。

2016年大選,美民主黨希拉里敗選,建制派失勢,特朗普上台,中美關係急轉直下。

從中美建交到中美「共生」,經歷了兩國多代領導人的精細籌謀與理性維繫。但是,中美關係破裂,甚至走向「新冷戰」,只用了兩年的時間。

這到底是特朗普所為,還是中美之間存在根本的不穩定因素?

如今在美國,對華強硬成為華盛頓和國會的共識。這說明中美之間存在根本性分歧。

有人說,中美之間存在民族文化、意識形態的衝突。這顯然存在,但40年前這一衝突更為嚴重,為何兩國還是破冰、攜手、共發展?今天爭論的出口補貼、技術轉讓等問題,美國為何之前一直能夠容忍?

這裡面是有蹊蹺的。

中美之間數萬億美元的雙邊貿易額,這一壓艙石並不穩定。我在《脆弱的「中美國」》中分析了兩個原因:一是中美貿易規模大,但兩國經貿級別低、合作層次淺;二是中美貿易結構嚴重畸形(全球秩序失衡的重要部分)。

簡單來說,中美兩國的貿易關係是畸形的,這種經貿關係讓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則未必。

自從里根總統開始,美國一直是共和黨、民主黨的建制派執政,他們代表着美國商會、華爾街、跨國公司的利益。在這種畸形的貿易關係中,建制派、美國商會、華爾街、跨國公司都是最大的獲利者。美國企業在中國投資設廠,享受廉價土地和勞動力資源,同時將產品銷售到美國市場賺錢,兩頭得利。

比如,中國的外匯採購美國農產品,美國農民獲利;採購美國國債,對建制派、華爾街有利。中國的外匯是集中管理的,中國長期持有天量的美國國債。又如,中美之間維持着汽車關稅保護及准入門檻,通用、福特汽車與中國國企合作,開發中國汽車市場。如此,通用、福特受益,但美國汽車工人失業。

所以,建制派、華爾街、跨國公司、美國商會長期在這種扭曲的貿易規則中獲利。但是,美國農民及產業工人並未從中獲利。

2008年失衡的全球秩序終於爆發了全球性金融危機。但是,奧巴馬錯過了改革這一秩序的絕佳機會。2016年,憤怒的美國農民、產業工人將票投給了特朗普,後者上台便掀桌子。

這是一場全球化的失意者對既得勢力發起的挑戰。

所以,今年11月的大選非常關鍵,特朗普還是拜登,決定了中美關係的走向。

有人說,拜登甚至會比特朗普更狠,中美關係不可能改善。

這其實是不了解美國政體。拜登上台前後,中美表面上的對立都會很嚴重。因為對華強硬成為了美國的政治正確,如果拜登不夠強硬,他很難獲勝;即便當選,如果不夠強硬,他很難給選民交代。這就是競選術語。

但是,拜登不會完全與中國撕破臉,會留給中國政府一定的底線,中美關係不會破裂。

為什麼?

如今民主黨已經分裂,拜登、希拉里代表傳統建制派勢力、美國商會、華爾街、跨國公司的利益;桑德斯代表藍領階層、工會勞工組織、弱勢群體的利益。在中國的問題上,這兩個群體是衝突的,他們是既得利益者與全球化失意者之間的對立關係。如果桑德斯執政對中國可能比特朗普更加強硬。

不管是2016年還是2020年的民主黨內選舉,民主黨的傳統勢力都放棄了桑德斯。為什麼?

現在美國兩黨的選區是非常穩定的,只有幾個搖擺州,這幾個搖擺州一般是「鐵鏽州」,所以爭取搖擺州產業工人及農民的選票非常關鍵。2016年大選,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的選票雖然多於特朗普,但因爭奪搖擺州失敗,而最終敗選。

民主黨陷入了兩難,老政客們擔心支持桑德斯,民主黨可能被傳統的勢力(商會、華爾街、跨國公司)拋棄。這次,民主黨如上次選擇希拉里一樣押寶建制派代表拜登,目的是固守傳統勢力。如果拜登獲勝,他所代表的勢力,是與中國關係最穩定的核心利益者。比如NBA、通用汽車,他們在中國賺得缽滿盆滿,並不希望中美關係惡化。

當然,特朗普不只代表產業工人及農民的利益。共和黨代表的核心勢力是本土工商企業、科技企業、工薪階層、中產階級。共和黨的優勢是,特朗普爭取搖擺州,爭取農民的利益,打破舊秩序,與其核心勢力並不衝突。所以,他可以放手干,但民主黨則投鼠忌器。

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對中國的遊戲規會有本質區別。特朗普政府希望另起爐灶,徹底顛覆舊秩序,基本上要求中國兌現入世時承諾的所有條款,否則寧願與中國全面對抗。

如果拜登執政,拜登不會打破舊秩序,他會讓美國與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框架下協商。拜登會給中國精英階層保留一些底線條款,同時改革WTO規則,如此達成妥協性共識。

02、政治正確與克里米亞效應

自新冠疫情以來,中美從貿易戰迅速上升到經貿、政治、軍事等全方面對抗,意識形態交鋒異常激烈。

原本這是一場全球化的失意者與舊秩序既得利益者之間的鬥爭,如今正在快速上升為中美兩國之間的全面對抗。

這是為什麼?

「政治正確」綁架輿論及民眾利益,使得這場鬥爭的性質徹底改變,並趨於失控。

在美國,對華強硬成為華盛頓的「政治正確」。在未來幾個月的大選中,特朗普、拜登都會發出強硬的反華言論,特朗普政府甚至可能做出比驅逐大使更加激進的行動。誰更能打,誰更有機會獲勝。

我們可以明顯發現,特朗普對中國的行動已經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完全不按傳統政客套路走,得了便宜還發推特。如今,特朗普政府關閉了與中國很多領域的對話與交流。美國不跟中國溝通,關起門來制定針對新疆、香港相關的法令,甚至還可能制定針對台灣、共產黨相關法令。

這是為什麼?

因為華盛頓基本上否定了克林頓時代以來的「對華接觸政策」。如果特朗普政府還按以前的方式與中國接觸、協商,會被認為繼續走老路,違背了「政治正確」。

中美兩國皆如此,衝突日趨激烈,任何討論與行動都預設一個國家利益的政治立場,如此兩邊理性的聲音與和平的行動會快速衰退、消失,甚至反轉。預設的國家立場最終很可能變為現實,所有的鬥爭都成為了國家之間的衝突。

從制裁中興、華為,到限制5G,再到限制中國技術,再到疫情、香港、南海等問題,之前所預設的國家利益之衝突最後都如願以償,然後以修昔底德陷阱來定論。

這就好比:

陳村黃頭髮的小青年是壞人;

陳村的小青年是壞人;

陳村人是壞人,他們要打我們村的人;

你看,陳村人真打我們了;

陳村與我們村勢不兩立。

一旦兩國所有事情被架到「政治正確」的高度,那麼全面對抗將不可避免。一旦越過某個臨界點,擦槍走火併不奇怪。。

很多人都在思考:二戰時日本為何要主動招惹美國?

聽到日本偷襲珍珠港時,希特拉大罵日本蠢蛋,將美國拖入到戰爭中來。其實,日本不希望與美國為敵,美國羅斯福、英國丘吉爾也不想與日本開戰,美國還有一群親日派,但是最後他們都成為對日強硬派。

日本發動東南亞戰爭後,演變為一輛高速奔馳的戰爭列車,任何人都阻擋不了它奔向珍珠港。

1940年,日本佔領了東南亞諸島,宣布控制了南洋天然氣。這時,美國第一次對日本實施石油禁運。但為了避免過度刺激日本,美國並未禁止日本戰鬥機的原油。日本也意識到危機,大量採購、開採和囤積戰爭石油。

1941年7月,日本控制荷屬東印度群島和印度大陸,美英對日實施全面石油禁運。這一舉措引發日本國內恐慌,這時日本只有兩種選擇:要麼主動放棄這場戰爭,可能面臨亡國危險;要麼向美國開戰,賭一把國運。

這時,所有美國人、日本人都沒得選。僅4個月後,一直反對與美國開戰的日本政客也不得不支持日本戰機飛向珍珠港。美國原來的親日派變為最強硬的強硬派。美日兩國的故事演變為你死我活的戰爭,

長期以來,中國精英與美國建制派、商會、華爾街有着廣泛深入的利益關係,中國未曾考慮到與美國的關係會走到今天這地步。中國有部分群體不斷地釋放強勢言論,盲目試探底線,但又低估對方的決心,沒有真正做好與美國決裂、全面衝突的準備。這其實是十分危險和不負責任的。

從單個事件衝突上升到國家矛盾,再以「政治正確」擴大到國家間全面衝突,最後可能陷入糟糕「克里米亞效應」。

我在《「強人」普京》中介紹了克里米亞效應。普京執掌俄羅斯20年陷入了內政與外交相衝突的悖論。普京對歐美越強勢,發動克里米亞戰爭、格魯吉亞戰爭,俄羅斯民眾越擁護他,但外交越糟糕,最終被歐美世界封鎖。

換言之,普京在內政上越成功外交上就越被動,外交上越糟糕內政上越成功。美國越是打擊、封鎖俄羅斯,俄羅斯民眾越支持普京對抗美國,如此俄羅斯之路越走越窄。美國政府或許汲取了俄羅斯的教訓,試圖將中國的內部利益拆分,避免中國一致對美。

當所有分歧都被「政治正確」架到國家衝突層面,越衝突,越對抗,民族主義越強,衝突升級,對抗升級,最後走向死局。國家之間的衝突,與打着國家名義的意識形態衝突,其性質完全不同。負責任的政治家需要避免國家之間的衝突上升到意識形態層面,盡量避免民族主義情緒左右國家決策。

中國需要避免這種「克里米亞效應」,更不能接過俄羅斯的「接力棒」。中美對抗最受益的大國便是俄羅斯,俄羅斯被封鎖的壓力會減少,還可以提升國際政治地位。俄羅斯正渴望中國幫他解開內政外交悖論。在中印之間,俄羅斯不但出售武器給印度,還直接派軍隊、軍艦支援印度。

中國需要在大國角逐中保持理性。目前,中國政府在努力維繫美國商會、跨國公司的關係。美國制裁華為、中興、美版抖音,為什麼中國沒有制裁美國企業?中國還制定了外商投資法,給予外資企業開放了更為廣泛的投資領域。這是為什麼?

美國商會、跨國公司在華利益大,他們是親華派的,他們不希望在華投資政治化。美國議員逼迫NBA站隊,提出在球員球衣的背後寫上政治標語,但是遭到了多數人的拒絕。同時,中國政府也不希望意識形態鬥爭傷及他們。

如果兩國所有人的言論及市場行為,都意識形態化,都以政治正確為前提,都被逼迫站隊,那樣就危險了。

03、經濟內循環與社會內卷化

如今,中美之間已經突破了對方的底線。想要恢復必須先從外交着手,然後再談經貿。

在七月份的中美智庫媒體視頻論壇上, 中共外交部長王毅希望中美恢復全方位的對話,為中美之間列出三份清單,分別是合作清單、對話清單、管制清單。

簡單來說是,中美兩國的事情可以理性地歸為三類:

一類是雙方的底線,如台灣問題,互不挑釁,擱置爭議;

二類是雙方存有爭議的事項,共同協商,不擴大化;

三類是雙方可以合作的事項,繼續展開合作,不被其它矛盾牽連。

以世貿組織的承諾條款為例。

2001年11月11日,中國在多哈簽署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並做出了四項承諾:即降低關稅、減少和消除非關稅壁壘、農業方面的承諾和服務業的開放。承諾截止時間不少是在2005年。

比如,中國承諾到2005年,全部取消400種進口配額;取消對美國7個州的TCK小麥出口禁令;放開美國6000多家肉類加工廠對我國的出口等;逐步放開銀行、保險、旅遊和電信等服務業市場。

我們可以將這些列個清單:

當年,中國承諾的事項包括外貿經營權、國營外貿與指定經營、進口關稅配額、出口補貼、非關稅措施、技術貿易壁壘、法律服務、旅行社服務、銀行、證券、外匯及支付等45項。其中哪些已經執行了,哪些還沒執行;如今,哪些可以執行,哪些需要談判,都可以列出來。

事實上中國也這麼做,截止到今年6月份,全國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壓減至33條。簡單理解是,外資進入中國只有33項不能投資及經營。這就是目前中國政府的底線。

這33項分別是什麼?

比如,禁止投資稀土、放射性礦產、鎢勘查、開採和選礦;出版物印刷必須由中方控股;除專用車、新能源汽車、商用車外,汽車整車製造的中方股比不低於50%;核電站的建設、經營須由中方控股;禁止投資郵政公司、信件的國內快遞業務;禁止投資中國法律事務,不得成為國內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又如,禁止投資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網絡出版服務、網絡視聽節目服務、互聯網文化經營(音樂除外)、互聯網公眾發布信息服務;禁止投資新聞機構;禁止投資圖書、報紙、期刊、音像製品和電子出版物的編輯、出版、製作業務。

如今,特朗普政府希望中國將負面清單的項目大幅度壓縮,這就大大突破了中國政府的底線。底線問題無法談攏,兩國上升到意識形態的對抗。

如果拜登執政,拜登政府會給中國政府保留一定的底線,比如核電站由中方控股,禁止投資及經營網絡信息、新聞機構、圖書出版等;會列出一部分與中國政府商談,比如汽車、農業、運輸、機場、科研等領域的合作。畢竟,對於拜登政府、建制派、美國商會、華爾街、跨國公司來說,維持與中國的正常關係,他們受益最大。

所以,未來四個月很關鍵。如果拜登當選,中國將繼續漸進式改革開放,但這個力度要比前些年大很多。如果特朗普連任,中國面臨大幅度對外開放或內循環內卷化的兩種可能,極端情況還可能出現硬脫鉤、經濟封鎖、全面對抗及「新冷戰」。

改革開放要比內循環內卷化,對這個國家及中國民眾更加有利。

有人認為,中國經濟啟動內循環,依靠國內市場及人才可以製造高科技產品。這種想法其實是違背經濟規律的。

我在《智本社經濟學講義》第二十講《市場與分工》中講到「斯密定理」。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三章《論分工受市場範圍的限制》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分工受市場範圍的限制」。意思是,分工受到市場交換規模的限制,如果交易規模太小,就無法實現專業化生產,分工就會受到限制。

假如,一個只有幾百人的小鎮,與其他市場是隔離的,其中只有一個人需要一輛汽車。但是,這個人是註定得不到他想要的汽車的。因為,如此小的市場是沒辦法支撐起一家汽車廠的。

為了生產這一台汽車,人們要建立玻璃廠、橡膠廠、皮革廠、電子廠、油漆廠等等,同時還要培養相應的技術工人。即使這些廠是現成的,也需要調整機器及產品規格,專門為這台汽車而生產配件。沒有足夠的市場規模,這一切都不會發生。

反過來,如果市場規模足夠大,不但這台汽車能夠生產出來,整個汽車產業網絡都會興起,專業化分工及先進的技術會出現。

所以,「斯密定理」告訴我們:市場規模越大,專業化分工程度越強,技術水平越高;全球化市場的專業化分工及技術水平,定然大於國內市場。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新加坡、瑞士、荷蘭這些小國都選擇擁抱國際市場。

以光刻機為例。全球7納米光刻機巨頭是荷蘭的阿斯麥爾(ASML),但是阿斯麥爾光刻機90%的零部件都是其它國家生產的,比如德國蔡司為其提供最先進的光刻機鏡頭,

如今,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單獨製造7納米光刻機。中國要獨立製造7納米光刻機,那就意味着還要建立一批如德國蔡司一樣的全球頂級科技企業。即便我們有光刻機,製造半導體還要有原材料。日本掌握了氟聚酰亞胺、光刻膠及高純度半導體用氟化氫三種關鍵性材料。韓國半導體技術已夠強,但也離不開日本的原材料。

如今,世界上最先進的光刻機及一切技術,都源於國際市場下的全球化精細分工,依賴於一批全球頂級科技企業。越開放越有機會參與到頂級的國際技術分工之中,越內循環技術則越落後。

經濟內循環進而導致整個社會內卷化。經濟內循環與社會內卷化,這不符合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方向。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 智本社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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