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國民政府頒發給司徒雷登的褒獎令。
失敗的檢討
共產黨是以共產國際為背景的匪類，對抗共產黨的戰爭，早已成了自由世界共同的責任。這一戰爭的性質，不單單是軍事的，而且是思想的、科學的、生活方式的種種方面的綜合比賽。自由世界的反共戰爭，勝負究將誰屬？目前為時尚早，還不能遽加判斷。因之中國局部的剿共軍事，最後的勝敗，現在也仍在未定之天。本於一旅興夏、三戶亡秦的史實，自由中國的反攻復國，仍是大有可能的。
本節所說失敗的檢討，當然是就以往剿共失敗的檢討而言。
如以上各章所述，國軍剿共軍事，始於江西圍剿，繼之以邊區清剿，最後乃有全面戡亂之決策。江西圍剿與邊區清剿，國軍都曾獲得相當重大的勝利，但都未能斬草除根，致使漏網之魚，釀成後來的吞舟之禍，功敗垂成，實太可惜。全面戡亂期間，本來也是勝敗互見的，但是最後的勝利，則為共軍所獲得，我方幾於一敗塗地。所以本節所檢討的失敗，實際就是戡亂軍事的失敗。從大陸軍事逆轉以來，至今已十有餘年，對於戡亂失敗的檢討，舉國上下，乃至友邦人士，都曾提出過極珍貴的意見，足供今後反攻復國的參考。我在這裏先拉雜的摘錄其中的一部份，以見一斑。
總統對於大陸失敗的教訓，有過很多深入而精闢的指示，美不勝收，錄其尤要者：我們剿匪軍事所以遭致今天這樣的失敗，決非偶然：第一、因為我們國軍在抗戰期間，一致對抗外敵，忠勇犧牲，實力消耗，而且長期戰鬥，精神疲憊，共匪則在八年當中，逃避抗戰，擴充實力，處心積慮，專門研究，如何消滅國軍，如何推倒政府。所以他們認為抗戰勝利以後，以武力叛變，有必勝的把握；第二、他們認為我們高級將領，皆已養尊處優，成了軍閥，多半已年近五六十歲，個人都有家庭妻子兒女的牽累，和社會腐敗的環境，發生密切的關係，因之革命精神喪失殆盡，只圖自保實力，不能堅飭紀律，再來帶兵奮鬥，更不能萬眾一心，通力合作，發生協同一致的效果。因此他可以各個擊破我們，消滅我們；第三、他看到國軍各級官長，平時精神萎靡，學術荒疏，自軍長以下，以至於連排長，大家都不研究學術和典範令，更不注意偵察敵情和地形，隨便擬定計劃，隨便頒發命令，而不能縝密研究切實準備，所以到處都是打糊塗仗，我審查過去各軍失敗的戰役都是由於所定計劃既不依照學理，而且違反原理原則，同時部隊與部隊之間，又不知互助合作，協同一致，以求彼此補救其缺點，發揮其長處；第四、他看到我們高級官長對於部下的基本動作，如瞄準、射擊、偵探、連絡，不去切實注意考驗，以致士兵戰鬥技術落後，不能作戰，加以軍隊的給養不足，士兵的生活不良，甚至士兵吃不飽穿不暖，而官長尚茫無所知。官長對於士兵視同路人，不但痛癢不相關切，甚至怕和士兵見面，不但高級將領不知道接近士兵是自己的天職，甚至連長階級大多數亦是如此。這樣上下生活脫節，自然情感毫無，官兵既然如此對待士兵，士兵不叛變、不逃跑已算很好，何能望其聽命犧牲？
大家都養成自保自足的惡習。只看到自己帶領的一部的利害，對於友軍的危難，整個戰局的成敗，幾乎是漠不相關，以致我們革命軍同生死共患難的傳統精神和我們軍人智信仁勇嚴必備的武德完全喪失。我們的軍隊紀律如此廢弛，精神如此低落，要與凶頑狡猾的匪軍作戰，決無倖免於消滅的道理。
以上均系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六月一日對軍官訓練團學員講。
匪我兩方比較，我們的一切條件都要勝過共匪，但是各將領必須記取一句格言，就是「師克在和不在眾」。在任何危急的情況之下，只要我們前後的將領，能夠協同一致，和哀共濟，則無論當面的匪軍如何凶頑，人數如何眾多，都可以被我們打敗，被我們消滅。反之如果大家各自為謀，同床異夢，勝則爭功，敗不相救，那就沒有不被匪軍各個擊破的道理。
三十六年六月五日對軍官訓練團學員講。
抗戰勝利之後，當時在人力方面，我擁有三百五十萬人之正規部隊，而匪軍連民兵在內，不過五十萬人，在物質方面，我擁有以抗戰為基礎之一切資源武器與器材，及美租借法案與剩餘物資，並接收投降日軍之全部在華物資，而匪軍則僅居於一隅，賴就地取材，極為有限，在此種對匪處於絕對優勢之比例下，欲完全消滅共匪，實乃易如反掌之事，然而由於我各級幹部精神方面之頹廢，紀律之廢弛，人謀之不臧，與大軍政之不協調，乃使剿匪軍事毫無進展，反而江河日下，使匪我兵力消長，漸成反比，以致造成今日之形勢。
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八月三日講「對戡亂軍事之總評及訓示」。
今天檢討會中，大家曾經想到各方面的問題，但是對於失敗的真原因，並未加以徹底研究。大家也提到軍隊腐敗，政治貪污，但這些只是失敗時候的各種現象，而不是促成失敗的根本原因。我們要進一步研究軍隊為什麼會腐敗，政治為什麼會貪污？
據我研究的結果，我們所以失敗，第一在於制度沒有建立，第二在於組織不健全。
三十九年（一九五〇）一月五日講「國軍失敗的原因及雪恥復國的急務」。
大家還要知道：我們這一次革命之所以失敗，並非敵人真有許多大的力量打倒了我們，而是因為我們本身具備了許多失敗的因素。第一個因素就是黨內有若干不肖之徒，自認為本黨已經失敗，不惜充當漢奸的走狗，為共黨賣力工作，來賣黨變節，甚至趁火打劫，混水摸魚，弄得廉恥道喪，醜態百出，以致民心渙散，士氣墮喪，形成分崩離析的局勢。……其次，我們還有一個失敗的因素，就是我們組織不嚴，因此共匪的偵探更易滲透我們的內部，真所謂「無速弗屆，無孔不入」。由此偷竊機密的情報，製造無稽的謠言，威脅黨員的精神，加速我們的崩潰。以致我們幾百萬軍隊，並未經過一個劇烈的戰鬥，就為敵人所瓦解，無數精良的武器，都奉送共匪來殘殺我們自己了。
三十九年（一九五〇）三月十三日講「復職的使命與目的」。
國軍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於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五月戰敗自戕於孟良崮。在其死前數日，曾有一封呈報主席的信，對於檢討剿共失敗方面，頗有所見。內云：職師退蒙陰後，匪乘我立足未穩，大部集結，期殄我於主力分散之時。幸我佔取山地，集結迅速，未為所乘。惟進剿以來，職每感作戰成效，難滿人意。目睹歲月蹉跎，坐視奸匪長大，不誰積極予以徹底性打擊。以國軍表現於戰場者，勇者任其自進，怯者聽其裹足，犧牲者犧牲而已，機巧者自為得志。賞難盡明，罰每欠當，彼此多存觀望，難得合作，各自為謀，同床異夢。匪能進退飄忽，來去自如。我則一進一退，俱多牽制。匪誠無可畏，可畏者我將領意志之不能統一耳。竊以若不急謀改善，將不足以言剿匪也。
國軍將領葉錕撤退來台後，曾在革命實踐研究院提供幾點剿共意見，其一云：今日軍事之失敗，在將領不在士兵，在全體不在個體。……匪之所以勝，除組織力外，另有兩個法寶，其一為統一之戰術思想，其二為統一之戰鬥作風。以言戰術思想，如林彪之一點兩面戰術，所有共匪各級指揮官以至所有士兵，都能了解，都能奉行，形成一個整套體系。以言戰鬥作風，匪則不打則已，一打就猛，一打就狠，一打就硬，而且是殲滅性的。我則應付命令，敷衍任務，投機取巧，避重就輕，而且無戰鬥意志與戰鬥目標。但戰鬥詳報，則信口雌黃，亂吹法螺。故今後欲戰勝敵人，必須建立統一的戰術思想與統一戰鬥作風，使其全體化、整套化。
國軍第五師副師長余有壬，於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六月二十六日曾有信給我，其中有一句很扼要的話說：「一切問題均以貪污為焦點。」
國防部監察局上士文書陶文卿，於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曾向我投書言事，中有云：「將領中之貪污一日不除，則百姓一日被其毒，軍隊紀律敗壞，由於將領之貪污。」
國防部參謀次長林蔚文（蔚）兄，於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四月二十一日來信，也有一句要言不煩的話：「制吾人死命者為經濟。」
有一位潘賡褀先生多次向我投書言事，三十六年三月一日函中有云：共匪系純經濟戰鬥團體，其總方略為：使用軍事政治經濟各種手段，加速國民政府及所轄區域內官民經濟總崩潰。政府財政破產，所有軍政各費均無從籌措，雖有精兵良械，亦必不能作戰，政府自然倒台。
前美駐華軍事顧問團團長巴爾，於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三月十六日答記者問：「中國國軍潰敗於中共者其原因如何」云：中國國軍喪失其自信與戰鬥意志，並以失敗者自居。余不信蔣總統號令下之軍隊以缺乏作戰物資而失敗。官兵喪失其士氣有下述理由：
1.軍隊領餉時所獲之金錢已大貶值。
2.糧食不佳，戰區尤甚。
3.根本談不到衛生醫藥勤務。
4.訓練不足，有才從農村征來即遣赴前線者。
5.無條例規定征屬待遇。
「美國對華關係白皮書」，是在中美兩國友好關係存在時，美國政府發表的一種極其背乎外交常態的文件，其中批評國軍失敗，雖然顯得太不客氣，但也足資吾人警惕：中國政府之失敗，並非由於美援之不足，據我方在當地的軍事觀察員的報告，國軍在關係重大的一九四八年期間，沒有一次失利是由於缺乏武器或彈藥。事實上我方的觀察人員，早在戰爭初期，已於重慶發現腐敗現象。此一腐敗現象，已將國民政府之抵抗力量，斷喪殆盡。……國軍已無須被人擊敗，他們已自行瓦解了。
司徒雷登大使於其所着《旅華五十年記》中，述說他對於國軍失敗的看法是：
一、國民黨的真正目的，原在建立一個西方式的民主政府，……蔣先生曾渴望實行這種改革，但當繁忙的軍政問題使他不克分心他顧時，種種舊的惡習又都死灰復燃。
二、逐漸惡化的通貨膨脹，與繼之發生的經濟崩潰，不滿的情緒乃告爆發。
三、許多離心的政治領袖與軍事指揮官，實際上都在陰謀反對蔣先生。其中有些人與共黨暗中勾結，他們增加了局勢的紊亂和對蔣先生的背叛。
因有以上因素，使蔣先生的威望逐漸喪失，才招致了大陸的失敚以上所錄已多，國軍是怎樣失敗的？我們應不難得到一個清楚的認識。
我自己也還有一些補充的意見，不妨一併寫出來供大家參考。
一、共軍之基本思想在求戰、求兵、求食。其指導原則在把握主動、活動、機動，以困我之點，斷我之線，控我之面。為實現這些思想與原則，必須具備一個條件，就是行動輕快。如何才能行動輕快？又必須以減輕負擔為前提，諸如守土的負擔、保民的負擔、保家的負擔、保產的負擔等等。自古至今，大凡爭天下者負擔少，守天下者負擔多，形勢使然，無可如何。戡亂軍事，我守而敵爭，亦為先天註定之形勢，則主動、活動、機動，在敵易而在我難，因之困點斷線控面，遂成必然之結果。兵、食之源皆出於面，敵能控面，自然可以足食足兵。反之，兵力既捉襟見肘，餉糈又難乎為繼，則一般不肖將領，方避戰之不暇，那裏還有協同友軍同生死共患難的勇氣？事至於此，雖使孫吳復生，恐怕也沒有打勝仗的把握。
二、大陸失敗，原因複雜，不可以一端論。但共產黨攻心戰術一直攻到我們大本營里來，我們的參謀次長劉為章（斐），就是為共黨工作的，我們都被蒙在鼓裏，這樣的剿共軍事，還想要不敗，能嗎？劉為章本為桂系謀士，小有才，所以讓他當參謀次長。此人巧言如簧，最能先意承旨。我當參謀總長，常到各戰場上去，內部完全由他操持，全盤軍事幾無機密之可言。徐州方面，原由薛伯陵（薛岳）主持，因為他挑撥離間，才換了人。薛伯陵如在徐州，徐蚌會戰決不會垮得那樣快。徐蚌一敗，大局遂愈發不可收拾。據說：毛澤東某次介紹劉為章和高級共干見面時，曾誇獎他是第一功臣，則此人關係之大可知。
三、陸宣公（贄）<論緣邊守備事宜狀>，粗陳當時六事之失，我覺得對於我們大陸失敗情形，頗多吻合之處，志其要點如後：
1.措置乖方：謂勝敵必先練兵，練兵有攻討之兵，有鎮守之兵，不可混為一談，混為一談，則乖其用。我曾主張將剿共部隊分為三種：㈠進剿部隊；㈡防守部隊；㈢清剿部隊。三種部隊之編制裝備訓練，因需要不同而異，亦即此意。但因隔於種種阻力，卒未果行。此亦可作為我自己德薄能鮮之一證。
2.課責虧度：馭眾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奸妄寵榮，而忠實擯抑。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眾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況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眾，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
這一段話和張靈甫的上主席書，很有相似之處。
3.財匱於兵眾：益師無裨備御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榷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故兵多是財政破產的根源。半以事邊，尚且如此，何況十之七八的收入是軍費呢？
4.力分於將多：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為尫，眾散為弱，斯乃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欲令齊肅，其可得乎？
5.怨生於不均：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況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慍？不為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
必不能焉。
6.機失於遙制：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遂令分閫責成之戰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凶靖難則不可也。
總之，大陸失敗是由於主義不行，以致千瘡並潰、百病齊發的結果。以上所言都不過是列舉其大端而已，歸咎於某一個人，或是某一件事，都不免有所偏失。我們應當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不過在當政者負的責任更大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