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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共迫害的國民黨高官子女及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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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黨史上,有這樣一批特殊的黨員:他們的父親或親戚是國民黨高官,而他們利用這一特殊背景,為中共暗中效力,收集情報,策反國民黨官員等;或拋棄家庭,成為中共統戰的棋子,對中共可謂立下了大功。中共建政後,他們選擇繼續追隨中共,選擇留在大陸。然而,他們沒想到的是,他們的這一決定讓他們萬劫不復。

蔣介石「文膽」陳布雷愛女自殺

陳布雷,民國時期著名文人,才華出眾。他長期追隨蔣介石,參與國民黨上層決策,為蔣草擬了大量文稿,素有國民黨「領袖文膽」和「總裁智囊」之稱。在國共內戰國民黨軍隊潰敗的1948年,理想與現實的背道而馳讓陳布雷選擇了服藥自殺,並留下8封遺書。蔣介石聞訊後,偕夫人宋美齡親往中國殯儀館弔唁,並親寫「當代完人」橫匾一副,還命蔣經國杭州參加公葬。

讓人不無錯愕的是陳布雷8個兒女中竟有4個兒女是中共黨員,尤以其愛女陳璉最具傳奇色彩。

1919年出生的陳璉,是陳布雷最鍾愛的女兒。因陳夫人生產時身亡,所以人們憐惜地稱她為「憐兒」。陳璉6歲前一直由外婆撫育,被寵愛有加,是以性格中有一些任性與倔強。6歲時,她才回到了父親的身邊,後來違背了父親的意思,自作主張考進了杭州高等學堂。

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後,陳璉隨陳布雷到重慶上中學。期間,她讀到了中共在延安出版的一些書刊,思想比較激進,並在身為中共地下黨員的高中班主任的介紹下於1939年加入了中共,之後考入昆明西南聯大地質系學習。

當時昆明「左」派人士甚多,中共地下活動也異常活躍,陳璉也加入其中。1941年,國民黨為反擊中共不抗日打友軍的做法,在皖南一帶消滅了葉挺部的新四軍,同時還加強了對中共地下黨員的圍剿。在中共的安排下,陳璉也秘密撤離了昆明。儘管陳璉渴望前往延安,但中共卻是另有打算。在鄧穎超的勸說下,在外躲藏一年後的陳璉回到了陳佈雷的身邊,並利用父親的身份做掩護開展地下工作,搜集情報。抗戰結束後的1946年,陳璉執意要去北平(北京)教書,把家安在上海的陳布雷在猶豫後同意了。

在北京期間,陳璉與另一名中共地下黨員袁永熙結婚,婚禮十分隆重,不僅眾多國民黨達官貴人、軍政要員、社會名流等參加,而且證婚人是北平市市長何思源。但陳布雷因公務在身,沒有參加。

陳璉的特殊身份為夫婦二人在北京開展地下工作提供了便利條件。不過,在二人結婚不到兩個月,國民黨當局在查獲一處中共秘密電台時,發現了「袁永熙」的名片,導致二人被捕。因缺乏明顯證據,國民黨北平當局將二人以「共黨嫌疑」空運押到南京,交國防部由保密局處理。此事自然也驚動了蔣介石,蔣在反覆調查後證實與陳布雷無關。同時,因無法確認二人的中共黨員身份,蔣告訴陳可以保釋,但請他「嚴加管教」。

1948年1月底,陳璉被保釋出獄後,回到慈谿老家。幾個月後,袁永熙也被保釋,陳布雷讓其住到家中,並請來親朋好友為他接風洗塵,並囑咐他要「好自為之」。半年後,回到南京的陳璉夫婦遵照黨的吩咐留在了陳佈雷的身邊,繼續搜集有關情報。

陳布雷自殺後,陳璉夫婦前往蘇北中共統治區,並在中共建政後回到北平。陳璉先後擔任國家少兒部長、華東局文教處長、全國婦聯執委等。袁永熙則在1953年擔任了清華大學黨委書記。

1957年「反右」時,袁永熙因被捕的經歷以及是陳布雷女婿而被打成了右派,並被開除黨籍,職務一降七級,送到一個邊遠農場去勞改,陳璉則成為「右派家屬」,三個孩子也自然成為了右派子女。不得已,陳璉選擇了與丈夫離婚,並獨自帶着孩子前往上海生活,希望可以躲過這場風暴。

然而,讓陳璉沒有想到的是,1966年的文革將自己徹底打入了深淵。1967年4月,華東局機關將陳璉列為重點審查對象,並派出專人去外地調查她的歷史。9月,又一批人員出差為她的問題外出取證。陳璉還蒙在鼓裏,對此竟無察覺。社會上一個個叛徒被揪了出來,她還對自己的問題處之泰然。她的姐姐擔心地問她:「這回,他們會查你被捕的問題嗎?」她說:「我的被捕早有結論,出獄時什麼手續也沒有辦。小袁這回可能要遇到麻煩了。我沒有事兒!」

陳璉說得不錯。在她的檔案里,有中央青委組織部1949年6月24日的正式結論,明明白白寫着:「陳璉被捕後由家庭保釋,獄中沒有暴露組織,出獄時未辦手續,出獄後積極尋找組織,來北平後積極工作——同意恢復她的黨籍。」

可造反派們還是找到了陳璉是「叛徒」的鐵證,那是一張蔣介石夫婦弔唁陳布雷時與其家人的合影。有口難辯的陳璉最終選擇了自殺。1967年11月19日早晨,身着一身整潔衣服的陳璉,從上海泰興路華東局宿舍11層樓上一躍而下,死前留下絕命書,表示「寧為玉碎,不作瓦全」,時年僅48歲!

陳璉自殺後,對她的批鬥並沒有停止。華東局機關召開聲討大會,列數種種罪狀,說她在歷史上有變節行為,文革中抗拒運動,畏罪自殺,這是又一樁叛黨行為,並當眾宣佈開除的她的黨籍。

而陳璉的從美國回來投奔中共的二哥陳過,文革期間被誣為特務,在杭州跳樓自殺未遂而致殘;陳璉的么弟陳礫1952年加入中共,文革中也被批鬥。

多年後,陳璉的兒子如此說道:「我父親兄弟三人參加革命,都曾出生入死,結果一個被錯殺,兩個後來成了『右派』,加上我媽媽在『文革』中的慘死,簡直是無一倖免!那麼,這又是為了什麼呢?」是啊,這又是為了什麼呢?

周佛海之子被關18

作為中共「一大」代表的周佛海,在認清了中共後,於1924年脫離共產黨,加入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並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撰寫了大量反共文章。他也因此被中共視為「不可饒恕」的「叛徒」。1938年,他加入汪精衛的日偽政府,抗戰勝利後,被國民黨南京高院判處死刑,後改為無期徒刑。1948年因心臟病猝死。

大陸媒體報導,周佛海的兒子周之友原名周幼海,他因從小被同學們罵為「小漢奸」,並且有同學將這三個字用刀刻在他的書桌上,而深感恥辱。之後,在讀了美國記者斯諾寫的美化中共的《西行漫記》等書刊後,開始對中共抱有好感。

1946年8月,周幼海正式加入中共,為中共「特別黨員」,改名周之友。隨後,被中共特務頭子之一揚帆派回上海,在田雲樵領導下的中共中央上海局肅反工作委員會從事策反工作,成為揚帆麾下的一員干將。不過,他的公開身份是在中央商場二樓交易所做投機生意的商人。

因為其特殊的身份,他得以結識大批國民黨上層人物,周之友多次暗中策反,不時把重要情報報告給田雲樵,他曾參與策反上海警察局的重要頭目和浙東稅警大隊長。

中共建政後,周之友1955年因潘(漢年)揚(帆)冤案牽連被捕,被關押於北京秦城監獄10年。出獄後,以「反革命罪」又被判處管制3年。1967年受劉少奇冤案株連,再度被投入秦城監獄,一關就是8年。1983年周之友獲「平反」,出獄兩年後離世。其人生中最美好的18年都在中共的監獄中度過。

被中共欺騙的陳璉、周之友的下場或許可以讓更多的中國人從中得到啟悟。

傅作義長女悽慘下場

當年,中共軍隊可以兵不血刃佔領北平(後改稱「北京」)的直接原因是時任國民政府華北地區最高指揮官的傅作義,接受中共條件,率25萬守軍投降,而迫使傅作義做出如此選擇的是他的身為中共地下黨員的長女傅冬菊。

1946年國共談判破裂,中共的生存發生危機,急需了解蔣介石的全面部署,中共遂命令傅冬菊回北平竊取傅作義寢室保險柜里保存的所有最重要機密。通過同父異母的5歲小弟弟,傅冬菊順利拿到了保險柜的鑰匙,打開了保險柜,將最重要的軍事材料拍攝下來。隨後,又讓小弟弟把鑰匙放回父親的上衣口袋,並保證永遠保守這個秘密。

中共很快得到了這個膠捲,稱之為「這是解放戰爭初期最重要的軍事情報」。傅冬菊出賣了父親,也出賣了國民政府。

隨着戰事的發展,在潛伏在蔣介石周邊中共間諜的配合下,東北的國民黨軍隊連吃敗仗,節節敗退,華北陷入危機。

彼時的傅作義對共產黨並無幻想,他曾公開說共產黨會帶來殘酷、恐怖與暴政。後來,中共軍隊逼近北平時,是否把華北和60萬軍隊交給中共,這個責任感和現實狀況使傅作義心情非常矛盾,他痛苦到「經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頭撞牆,咬火柴頭想自殺」。

由於傅冬菊屢屢將傅作義的大量軍事情報秘傳給中共,讓傅作義的許多軍事行動屢屢失敗。她在勸阻父親傅作義不要率部南下、不要再為蔣介石賣命的同時,還把父親兵力部署、戰略意圖等情報及時匯報給中共,以致使中共根據取得的情報掌握戰機,下令東北野戰軍提前入關,將傅作義及其所率部隊困在華北。

根據傅冬菊提供的情報,中共做出了和平解決北平的決定。而為了北平千萬百姓免遭塗炭及北平這座五朝古都大量稀世文物得以保存,傅作義接受了中共提出的秘密和談,傅作義與毛及中共中央的聯繫均通過傅冬菊,彼時傅作義並沒有想到自己的女兒早已背叛了自己。

秘密和談結束後,毛澤東以勝利者的姿態,起草了一個《平津前線司令部首長致傅作義的公函(最後通牒)》。這封公函措詞極為強橫、嚴厲。信中說:「……貴部軍行所至,屠殺人民、姦淫婦女、焚毀村莊、掠奪財物、無所不用其極……在貴將軍及貴黨統治之下,取消人民一切自由權利,壓迫一切民主黨派及人民團體……在北平城內逮捕無辜人民……貴將軍自身為戰爭罪犯……即應在此最後時機,遵照本軍指示,以求自贖……。」在傅冬菊接到鄧寶珊與中共代表蘇靜轉來的這封信時,深怕「士可殺,不可辱」的父親臨時改變主意。於是,故意將這封公函放在了傅作義在中南海居仁堂辦公室的文件堆下面,讓傅作義看不見。

直到1949年2月,中共軍隊入城並公開發表此通牒,傅冬菊才不得不把此信原件從檔堆下面拿出來交給父親。傅作義看過,當即痛駡女兒不忠、不義、兩姓家奴。

讓作為中共拿下北平功臣的傅冬菊沒想到的是,自己在以後的歲月中境況悽慘。

1949年後,傅冬菊長期在人民日報社當記者。文革期間,她還是被作為「反黨」的「階級異己分子」給揪了出來,遭到殘酷批鬥。在她去探望父親時,自身難保的傅作義對她說:「從今往後,你不要再來了。」

內心不解、痛苦的傅冬菊在給毛寫了兩封信後,最終獲得了自由。

晚年的傅冬菊生活窘迫,微薄的退休金幾乎讓她看不起病,住不起院。前些年房改,需要個人將公房買下來,而這象徵性的不多的錢,她都拿不出,以致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多次向她催逼房款。實際上傅作義上交了多處私人房產,退回一處給他女兒住,完全合情合理,但沒人理這事。

2007年,傅冬菊離世。他的父親傅作義則是在1974年4月病逝。或許,離世前,她才明白為何父親當年罵自己「不忠、不義、兩姓家奴」吧。

國民黨元老居正女兒女婿雙亡

居正,國民黨元老之一,曾任國民政府司法院院長。居瀛棣,居正的女兒。1935年夏,居瀛棣考入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其間,她結識了一個叫周曼如(後改名周南)的同學,她是中共周邊組織成員,並深受其影響。

1936年夏,居瀛棣在一些教會大學在浙江普陀山舉行聯合夏令營的活動中認識了祁式潛,當時的祁式潛是金陵大學的學運領袖,早已受到中共極深影響。後來,居瀛棣回憶說:「這偶然的相識,不料是根本改變我今後思想生活的淵源。」

最終,祁式潛並不知道居瀛棣是居正的女兒,只是覺得這個女學生穿着很樸素,也很有個性。後來,在祁式潛知道了她的身份後,就把她作為「發展周邊團體」的物件,慢慢的兩人之間又產生了愛情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後,已秘密加入中共的祁式潛回到揚州,組建了隸屬於中共南京市委的中共揚州支部。居瀛棣也決心追隨祁式潛的步伐。1939年2月,居瀛棣加入中共。同月,兩人完婚。

從1938年9月到1943年7月,居瀛棣(化名朱慎)和祁式潛(化名趙政)在中共鄂東、鄂豫皖、皖東、淮南抗日根據地工作。由於祁式潛夫婦特殊的家庭背景,他們成了根據地(尤其是淮南根據地)的知名人物,多次受到劉少奇、陳毅的接見。陳毅曾說:「共產主義是真理,不但我這個喝過洋墨水的人投身它的門下,連居正的女兒也相信共產黨。」

1943年4月,日軍進攻淮南根據地,區黨委部署婦女和兒童疏散。居瀛棣遂攜兩子經區黨委批准潛入上海,同時淮南區黨委開始了整風運動,隨即又展開了「審干」運動。8月,由於受到「搶救失足者」運動的負面影響,作為淮南區黨委高級幹部的祁式潛被迫出走,由此引發了淮南東南地區一大批幹部受到懷疑,有人甚至斷言南京學聯是一個打着紅旗的特務組織。祁式潛赴上海與妻子團聚,其間(1943年8月至1945年8月)未能與中共組織聯繫上,事實上形成了「脫黨」。

1944年1月,祁式潛夫婦赴重慶,居正這才第一次看到了祁式潛,雖然居正對女兒女婿的共產黨身份早就有所耳聞,但因深愛女兒,一向持反共、剿共態度的居正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還設法將女婿安排到財政部屬下的花紗布管制局任視察一職。1945年8月,從事秘密工作的祁式潛被捕入獄,居正出面將他營救出來。

中共建政後,祁式潛被任命為上海聯絡局專員兼秘書處處長,居瀛棣被推舉為上海市靜安區的人民代表。文革爆發後,祁式潛被打成了「小三家村」成員和「叛徒」,1966年8月4日服下「敵敵畏」身亡。造反派馬上召開批判大會,宣佈其為「畏罪自殺」,開除黨籍。

居瀛棣為夫申冤近3年後,也被打成了「反革命翻案集團」頭目,1969年離世。他們的兒子嵩年也被關在監獄中。

傅冬菊和居瀛棣至死可明白,在她們背叛自己父親的那一刻,她們的命運就已經註定。

張學良之弟臨終明白自己惡魔纏身

在中共唆使下發動西安軍事政變的張學良,在很多人看來是「千古罪人」。因為正是他這幼稚之舉,使蔣介石剿共功虧一簣,並使中共借抗戰時期發展壯大,最終竊取了政權,而政變後為中共拋棄的張學良也看清了中共的面目,並對自己的所為深表後悔,並在晚年稱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同樣受中共欺騙的張學良的胞弟張學思卻是在臨死之前才幡然醒悟。

張學思是張學良的四弟。少年時即受社會主義思想影響。1933年即秘密加入中共,並受中共派遣到廊坊東北軍六十七軍特務大隊做兵運工作。同年9月,在張學良的介紹下,進入南京中央軍校第十期預備班學習。1937年初畢業後到東北軍第五十三軍任見習排長、上尉參謀。1938年10到延安,其後參與了中共在日軍後方有限的游擊戰爭。

中共建政後,張學思先後任東北大學校長、安東海軍學校副校長、大連海軍學校副校長兼副政委、海軍副參謀長等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張學思還幾次受到了毛和周恩來的接見,仕途是一帆風順。

然而,文革爆發後,張學思被批執行剛剛被打倒的羅瑞卿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並要其交代所謂房產不清的問題,並罷免了其海軍司令部黨委書記的職務。1967年7月,張學思被關進北郊衛戍區某團的一個營區里一個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間裏。房子很陰暗,水泥地面十分潮濕,屋子不通風,很悶。

在關押期間,張學思除了寫信給海軍黨委質詢原因外,還給周恩來寫道:「我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階級,在黨內遵循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了三十年,在工作中雖然曾有過這樣那樣的缺點和錯誤,但是我以黨性和生命向黨保證,我絕不是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我已向海軍黨委寫了三封信,至今無回示也無人與我說話,因此給您寫了這封信。」但他依舊沒有得到任何的回音。

1968年,張學思住進了醫院。最終診斷結果是:(一)全身血行播散性結核;(二)肺原性心臟病;(三)重度營養不良。雖然病重如此,但他還是被送回了密不透風的小屋子裏,沒有新鮮的空氣流通。張學思請求將窗上的牛皮紙撕下,但被拒絕;希望吃水煮土豆,也被拒絕。

1970年,張學思病情惡化,雖然周恩來下令全力搶救,但由於其長期被折磨,病情加重,於當年6月29日含恨離開了人世。臨死前,長期處於昏迷狀態的張學思已然說不出話來。不過,當他見到在延安最好的多年摯友鄭新潮時,眼神一亮,似乎清醒了許多。他把床頭的鬧鐘推到地上,女監護員聞聲拿來紙筆,他遂仰臥在病床上,憤然寫下了「惡魔纏身」四個大字,鄭新潮反覆追問:是病魔纏身吧?他擺擺手,又將四個字重寫了第二遍。大概直到這一刻,他才明白,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因為上了中共這個惡魔的當所致。

于右任女婿文革厄運

國民黨元老于右任,曾任國民政府審計院長、監察院長。他的女兒於芝秀嫁給了深得其欣賞的屈武,而屈武早在1923年就加入中共。

中共建政後,于右任前往台灣,其夫人高仲琳、女兒於芝秀則留在西安,女婿屈武則先後任政務院副秘書長、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副主任等,並出訪十多個國家,還在1952年加入民革。仕途還算一帆風順。

不料文革爆發後,屈武即成為批鬥對象,主要罪名有三:一是「裏通外國」,在蘇聯十二年,一貫親蘇,自然是「蘇修特務」;二是「反革命兩面派」,雖身在革命陣營,實際對國民黨感情深厚,為于右任夫人祝壽是為呼應蔣介石「反攻大陸」;三是「包庇叛徒」,在新疆張治中營救的131名中共人員均為「叛徒」,將他們送回延安是蔣介石的「陰謀」。

因屈武對上述罪名堅決否認,由此被認定為「頑固不化的反動分子」,遭到嚴重迫害。1968年8月,屈武被以「反革命罪」投入秦城監獄。在關押期間,屈武的妻子於芝秀、岳母高仲琳遭受衝擊,先後離世。

文革結束後,屈武被中共平反,1992年去世。

胡適之子上吊自殺

胡適,民國時期著名的國學大師,曾在北京大學任教,1938年至1942年抗戰期間出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1957年後出任台灣中華民國最高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院長之職。其在學術和政治上的影響都不可小覷。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毛和中共為了剷除知識份子中的自由民主思想,將胡適列為重點批判對象,與之相關的不少人被關、被打成「右派」,甚至被害。這其中就有胡適的次子胡思杜。

胡適有三個孩子,長子胡祖望、長女胡素斐和胡思杜。在胡適擔任駐美大使期間,胡祖望於1939年、胡思杜於1941年先後赴美讀書,胡思杜選擇修讀歷史。1948年,當他與父親的朋友一同回到北平時,許多人看在胡適的面上,紛紛邀請其到大學任教,但胡適以「思杜學業不成,不是研究學問的人才」(鄧廣銘語)為由拒絕了所有邀請,只同意他到北大圖書館工作。

1948年12月,蔣介石派飛機到北平接胡適等文化名流。來使告訴胡適,這是南下的最後一次機會。對中共沒有什麼了解,但自認為沒有做過對其有害的事情、不會被其怎樣的胡思杜決意留下。胡適的妻子江冬秀雖然難過,但也無可奈何,只好給兒子留下了一些細軟和金銀首飾後離去。

1949年9月,胡思杜進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分在二班七組。次年9月11日,胡思杜致信給在美國的母親,告訴了畢業後去唐山交通大學教書之事,信中還盼父親胡適少見客,多注重身體。

1951年,中共為了加強對知識份子在思想上的控制,開展了針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在運動中,胡思杜違心的批判自己的父親,還親自編寫和登台演出反美話劇。此外,他還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一文,表示要與之劃清界線,斷絕往來。胡思杜的「叛逆」之舉在海內外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和消極影響,而胡適卻不願多談此事。

在「學習改造」結束後,胡思杜還將母親留下的細軟上交給中共,「向黨組織表示他的忠心」,並表示要加入中共。可以說,在唐山工作期間,胡思杜一直認真努力地工作,希望以此為父親「贖罪」。

胡適在1950年10月7日的日記中曾記述來自一位朋友的消息:思杜有一個女朋友,現在貴州,明春可能回來,希望他明年能結婚。然而,大概迫於壓力,這個女朋友最終與其分手,此後再無人願意與思杜談戀愛。

1957年,為了徹底消除知識份子的不滿之音,毛澤東採用「引蛇出洞」的策略,讓知識份子自由發表看法,給中共提意見。一些知識份子上當,這其中就包括想入黨的胡思杜。他主動給他所在院、部的領導提了不少建議。隨着中共反擊右派的開始,胡思杜被打成「右派」,說其是向党進攻,並將其父親胡適一齊批判。

不堪受辱的胡思杜於當年9月21日上吊自殺。在其親戚胡思孟接到學校打來的電報趕到唐山後,「看到滿院子的大字報,都是批判他(指思杜)的,也有批判胡適的」。學校告訴他,胡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殺」,並給他看了一下思杜的「遺書」。此時胡思杜已經被裝到棺材裏,胡思孟等人便在郊外挖了個坑,把他埋下,立個小木牌,「現在恐怕也不知在什麼地方了」。

料理完後事之後,胡思孟便把胡思杜的書和衣物裝了一架子車託運回北京。文革期間,擔心紅衛兵抄家,胡思孟就將胡思杜的書大部分都燒了。至於那份「遺書」的抄件,也在「文革」期間被胡思孟撕掉了,只保存下紙的一角。

1962年,胡適在台北病逝,至死都不知次子離世的消息。

此外,胡適的親侄子語文教師胡繼光,先是被劃為「右派」,後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打死。

結語

本文所列舉的遭到中共迫害的國民黨高官子女和親屬只是中共殘害中國人歷史的冰山一角。可以說,中共成立後,尤其是在建政後,沒有什麼人能逃脫其魔掌。從中共內部到中共黨外,從中共高官到普通百姓,從為中共立下汗馬功勞的馬前卒到中共的統戰物件……中共如同一台絞肉機,將所有的人置於同一部機器下,蹂躪、虐殺、殘害。這樣的中共的存在,是中國人的也是世界的恥辱。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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