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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是美國國慶日 每年的這一天 《新華日報》都要發表文章紀念

7月4日是美國的國慶日,每年的這一天,《新華日報》都要發表文章紀念。

1943年7月4日《新華日報》發表紀念文章《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文章指出:「每年這一天,世界上每個善良而誠實的人都會感到喜悅和光榮;自從世界上誕生了這個新的國家之後,民主和科學才在自由的新世界裏種下了根基。」1944年7月4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斗爭節日》。社論指出:「民主的美國已經有了它的同伴,孫中山的事業已經有了它的繼承者,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的勢力。我們共產黨人現在所進行的工作,乃是華盛頓、傑斐遜、林肯等早已在美國進行過了的工作……在慶祝美國國慶的今天,我們相信,與華盛頓、傑斐遜、林肯等過去的工作一樣,與羅斯福、華萊士現在的工作一樣,我們的奮鬥只能得到一個結果——勝利。」

每逢華盛頓、傑斐遜、林肯的誕生日,《新華日報》也往往發表紀念文章。1945年4月13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紀念傑斐遜先生》,文章指出:傑斐遜起草的《獨立宣言》和倡導的《權利法案》,早已「成為整個民主世界的基本觀念了。人有天賦的人權,人的自由與尊嚴不該為不正勢力所侵犯與褻瀆,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隸……這從十八世紀以來,應該早已經是全人類共知公認的常識了。可是,在今天,在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世界上還有根本不承認人民權利的法西斯蒂,還有企圖用不正暴力來強使人民屈服的暴君魔鬼,還有想用一切醜惡卑劣的方法來箝制人民自由、剝奪人民權利的『法規』,『條例』,『體制』;還有想用『民主』的外衣來掩藏法西斯本體的魔術家和騙子,那麼我們在今天這個民主先鋒的誕生的日子,就格外覺得自己的責任的重大,也就格外覺得傑斐遜先生精神的崇高與偉大了。」

中國的根本問題是缺乏民主,共產黨的任務是建立民主國家?

1944年6月12日毛澤東在答中外記者團時指出:「中國是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的缺點就是缺乏民主,應在所有領域貫徹民主」——1944年6月12日毛澤東答中外記者團》,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報》)

1944年3月12日,周恩來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會上發表演說,也強調中國沒有民主。他說:「我們今天紀念孫中山先生,講到他的遺囑,真是無限感慨。遺囑中說,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我們知道,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對外獨立,對內民主。可是孫先生已經逝世19年了,這個目的,還沒達到……民國本是應該實行民主的,但國民黨執政已經18年了,至今還沒實行民主。這不能不說是國家最大的損失。」(周恩來:《「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會演說詞》,1944年3月12日)

那麼,中共領袖認為在中國如何才能實現民主呢?周恩來提出了三個先決條件:「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同上)劉少奇指出,共產黨及其軍隊「永遠不會忘記革命的任務是爭取中國的獨立自主與人民的民主自由」,因此,「凡是八路軍、新四軍所到之區域,只要可能的話,就不能不建立抗日民主政權,不能不實行三民主義的政治,不能不建立抗日各階級的統一戰線政權」。如果不建立這種抗日民主政權,就不能贏得抗戰的最後勝利。他說:「有人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污衊。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劉少奇強調,敵後抗日民主政權,「只要一有可能,當人民的組織已有相當的程度,人民能夠選擇自己所願意的人來管理自己事情的時候,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就毫無保留地還政於民,將政權全部交給人民所選舉的政府來管理。」(《劉少奇選集》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2—176頁)

一黨專政是反民主的,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建立民主國家,決不會「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劉少奇代表中國共產黨向中國人民發出的莊嚴的歷史承諾!

要實現民主,必須結束一黨專制

獨裁專制是和民主自由相背的,要實現民主,必須結束一黨專制。這是中共媒體反覆強調的一個基本思想。

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報》發表文章《結束一黨治國才有民主可言》,文章指出,一黨專制是民主的死敵,黨派只有競爭才能生存:「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黨治結束之後,全國人才,才能悉力從公,施展其抱負;而各黨派人士亦得彼此觀摩,相互砥礪,共求進步,發揮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有人說,國民黨有功民國,不可結束黨治,使之削弱。不知國民黨今日的弱點,都是在獨攬政權之下形成的。當其他黨派起來競爭時,國民黨只有更加奮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趨進步。因此結束黨治,不會使國民黨削弱,只會使它加強起來。」

1945年1月28日《新華日報》發表友谷的文章《是不是代用品呢?》,文章指出,一黨專政下的所謂國會和輿論是「代用品」:「法西斯國家中也有國會,有輿論,但國會和輿論都在法西斯的統治包辦之下——是代用品!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貨,不是代用品。把一黨專政化一下妝,當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雖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里。中國的人民都在睜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來欺騙我們啊!」

1944年3月5日《新華日報》發表了郁敏的文章《強大而民主》,文章指出,民主是真正強大的力量:「我們必須看出,民主本身就是一個力量。一切財富,一切國防的

武器,只有和民主結合在一起,才能算是真正強大的力量……限制自由、鎮壓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脈真傳,無論如何貼金繪彩,也沒法讓吃過自由果實的人士,嘗出一點民主的甜味的。」

《新華日報》還發表文章,對那些反對民主、維護一黨專制的藉口進行批駁。針對「國情特殊論」,1944年5月17日《新華日報》發表《民主即科學》一文,指出真理不分國界,民主適宜一切國家。文章說:「科學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國界的……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生產更好一樣,在外國如此,在中國也如此……」針對「穩定壓倒一切」論,1946年5月17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誰使中國不能安定?》,文章指出:獨裁專制者希望的「安定」,「並不是全中國的安定,並不是全中國人民的安定,而僅僅是他們坐在壓迫人民的寶座上的『安定』。他們那個小集團可以統治全國、為所欲為的『安定』。」文章指出:「中國人民早已知道什麼是撥亂反治的辦法了,那就是——停止內戰!取消特務!廢止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新聞自由是民主的基礎

1945年3月31日《新華日報》發表《新聞自由——民主的基礎》,文章指出:「在中國,提起『新聞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據統計,國民黨政府為管制報紙、通訊社、新聞記者及圖書雜誌出版事業、書店、印刷所和戲劇電影,頒佈了二十九種特別法規……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民主的中國報紙,就厄運重重,動輒得咎。」文章收集了許多材料,文章指出,言論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有無言論自由是判斷民主還是獨裁的重要標準:「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幟;沒有新聞自由,便沒有真正的民主。」「一個國家,如果其所統治的人民沒有起碼的說話自由,則其統治必屬獨裁。而以現時術語稱之,則為法西斯的專制,斷乎不能是民主。」

文章指出:言論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無知:「十數年來,因為檢查制度的樹立,使報紙的使命,未能充分達成……報紙之所提供於國人的,幾乎全國一致、千篇一律!」這種做法的「終極的結果,便演成人民的無識和不知」「使人民的腦子一型化、僵化硬化」。

文章號召人們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報紙為民主服務,「我們要建設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應從報紙能儘自己的責任、替人民服務、用公正的輿論來監督政府指導政府開始。」

1945年9月1日《新華日報》發表時評《為筆的解放而鬥爭——「九一」記者節所感》。文章指出,新聞從業者戴着重重的枷鎖:「有消息不能報道,有意見不能發表,每天做應聲蟲,發公式稿,替人圓謊,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間造成了『報紙上的話靠不住』的印象,圓謊八年,把中國新聞事業的聲譽和地位作踐無餘;而使我們羞慚的是在這麼長的年月中,中國新聞記者竟默認了這種不合理的制度,不僅不能用集體的力量來打碎這種銬在手上的鏈子,掙脫縛在喉間的繩索,居然有不少自稱新聞記者的人為這種制度辯護,用國情不同之類的話來替這種制度開脫。」

1946年1月11日《新華日報》發表了陸定一的文章:《報紙應革除專制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文章指出:「戈培爾的原則,就是把所有報紙、雜誌、廣播、電影等完全統制起來,一致造謠,使人民目中所見,耳中所聞,全是法西斯的謠言,毫無例外。到了戈培爾手裏,報紙發生了與其原意相反的變化,謠言代替了真實的消息,人民看了這種報紙,不但不會聰明起來,而且反會越來越糊塗。看德國,不是有成千成萬人替希特拉去當炮灰麼。」

文章指出報紙有兩種:「一種是人民大眾的報紙,告訴人民以真實的消息,啟發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聰明起來。另一種是新專制主義者的報紙,告訴人民以謠言,閉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變得愚蠢。前者,對於社會,對於國家民族,是有好處的,沒有它,所謂文明,是不能設想的。後者,則與此相反,它對於社會,對於人類,對於國家民族,是一種毒藥,是殺人不見血的鋼刀。」

除了上述反對專制獨裁爭取民主自由的思想外,中國共產黨的媒體還強調「要實現民主,必須有一部人民的憲法」、「自由結社,是人民的基本權利」等等。

(有刪節)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炎黃春秋 /歷史的先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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