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6月30日通過港版國安法前夕，美國國務院宣佈，美國將對破壞香港自治的中共官員實施簽證限制，而美國參議院也無異議通過法案，就港版國安法制裁中國官員、企業和國有銀行。
此前，中共主管外事工作的政治局委員楊潔篪6月17日在夏威夷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會晤時表示，美國在香港、台灣等問題上「越過紅線」的做法將危及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在新冠疫情繼續肆虐並重創經濟的背景下，美國為什麼要在香港問題上採取愈發強硬姿態？華盛頓的出手能否制止北京對香港自由和司法獨立的不斷侵蝕？
時政評論人、《江峰時刻》主持江峰認為，美國推出《香港人權法》和其後的一系列行動，包括《香港自治法》和《香港問責法》的出台，中共一貫地揮起了所謂「干涉內政」的大棒。中共說西方制裁六四屠殺是干涉中國內政，後來外界批評北京將百萬維族人關進集中營，中共也說是干涉中國內政。我發現很多這方面的問題實際上圍繞的一點就是人權。人權，它不是我把中國圈起來了，你不能伸手進來，不准管我們這個事情，它不是這麼一個簡單的概念。
江峰表示，人權是沒有國界的。對人權迫害，搞種族滅絕，這就不是簡單的內政了。全世界都可以曝光的，都可以關注的。因為有一個世界人權宣言在那裏，這個普世價值，包括中共當初加入時也是承認的，也簽了字，也承認這一點。那麼我們看香港「反送中」，香港警方用警棍、催淚彈、橡膠彈、布袋彈瘋狂攻擊着拿着雨傘的孩子們。在香港民間的說法，就是「沒有暴徒只有暴政」。所以美國再關切香港的問題上，主要是以人權為參照標的。人權是沒有國界的，所以對於中國人權問題的關注，是符合聯合國的基本法，也是符合人權的普世價值定義。
香港是美中新冷戰的前沿
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表示，回答這個問題必須看美中關係的大背景。香港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幾個方面，第一個是美中現在正在進行的新冷戰。冷戰主要是價值之爭，根本上就是人權問題，人權高於主權這已成為世界的主流。
中國作為很多國際公約的簽署國，他要負一個國際的責任，包括世界人權宣言，包括聯合國的一些人權協約，中國都是簽署者。你有這個國際職責。而這個價值問題恰恰是冷戰的根本，現在香港正處在美中或者說自由世界和中國的冷戰的最前沿。而且現在美中的冷戰正在開始，而且往縱深開展，香港的價值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楊建利認為，第二個背景就是貿易戰。中國利用香港得到了很多的利益，尤其是改革開放初期時吸引外資。那時候，西方的資金通常不去中國，沒有信心。主要是靠港資和台資，或者說很多外資也是通過香港進入中國的。中國在這方面得到了非常好的利益。如果香港還享受着特殊的貿易地位，可能客觀上幫助了中國，對打貿易戰來講可能是不利的，這是對美國的一個利益上的考量。
楊建利解釋說，另外一個背景就是技術戰。尤其是軍事技術戰。在美國大家經常看到一些新聞，抓捕了一些華人、美籍華人賣一些禁運的科技給中國，被抓坐牢的大部分都是通過香港。因為香港不在禁用之列。他用一個變通的模式先進入香港，然後再進入中國。
這個背景之下，當然美國就要考慮，如果香港不能夠繼續有自由和法治，那這樣的話，和中國的貿易肯定會中國帶來更多的利益。美國和香港的關係，是建立在香港是一個自由港，還有自由和法治基礎上。如果你自由港的定位不存在了，那我就要給你解除關係。這不是內政，這是我的權利。
美國「精確打擊中共和香港政策實施者」
江峰指出，在中英聯合聲明之後，美國為了保障香港能夠繼續擁有民主自由市場的機制，好做生意，它制定了一個香港關係法，裏面最核心的一條就是一旦香港不具備了上述的民主法制和自由市場的體制，美國是有權終止對香港的優惠地位待遇，把香港視為中國 大陸的一個城市。但是香港關係法這個核心就存在一個問題，我們說一旦實現這一條就叫泥沙俱下，是不是香港整個的經濟都會受到摧毀，整個西方世界在香港的經濟都會受到巨大的影響，會讓原來一個世界金融中心，東方明珠黯然失色。
所以，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後，美國形成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有點像這個海灣戰爭之後，美國的戰略思想轉變，由全面戰爭的一種形式變成了精確打擊的行為，也就是誰造成香港喪失他原先擁有的這種自由市場地位，是中共對一國兩制的背叛，所以要懲罰的是中共和他的相關政策實施者。所以，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儘可能的保護香港，保護更多的香港人，而對這些中共的相關人士進行制裁。而這種精確打擊對於以權貴階級為主要特質的中共，及其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來說，打蛇打七寸，就打中了他的要害之處。因為權貴資產階級實際上就是為個人利益，為個人家族謀利益。你把他們在美國的簽證停了，甚至他的家屬的簽證停了，那麼他們的妻子、子女在美國享有真實民主和自由的這種機會就渺茫了。這對他們是真正的打擊。
美國的制裁對中共官員還是有很大威懾力
楊建利認為，對中共官員的制裁，包括簽證制裁，另外一個就是凍結他在美國的一些財產，很多人說這個力度不大，但是，我對這個抱懷疑的態度。因為什麼呢，你美國還沒有做，問題是你能不能真實地去做。
這個法案，他不像有的法律說你必須做，它說你是可以做。所以包括前幾年通過的馬格尼斯基法案，他的那個含義是一樣的，就是我對人權侵害的官員進行制裁。但是由於外交的考量，這種制裁的力度不大。基本上沒有上升到副部長以上這樣的制裁。你不真實地去使用這個工具，真正的使用的話，你怎麼知道它的力度呢。
所以香港的人權民主法案是不是有力度，不在於它本身的文字，在於說你能不能認真的落實這個法案。如果美國明天就把一批官員的名單，不管你的級別多高，你只要是破壞了香港的自治，在香港的人權侵害上負有責任，我全都給你制裁的話，你看看有沒有力度？我相信還是有力度的。在這裏我們也是期待着美國政府能夠認真切實地履行這個法案。
楊建利認為，僅僅美國一個國家做還是不夠的，其他的民主國家也有責任，尤其是英國政府還有它特別的責任。他的道義責任應該是超過美國。英國還有其他民主國家也應該對中國實行這樣的制裁。如果說，中國 大陸的一些官員還不是那麼特別在意來不來美國的話，香港的大部分官員都有和美國和英國的關係。所以，當這個法案通過的時候，我們看到一個現象，香港的高官基本上沒有出來說話，只有中國的外交部在謾罵。因為香港高官他心裏非常明白，如果這個方案真實的去執行的話，對他們是有很大的威懾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