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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誠回憶錄:江西是共匪割據禍亂的絕佳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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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因為地理環境關係,贛南位於贛江上游,地勢高峻,山嶺重疊,交通極為不便,這是打出沒無定的游擊戰最理想的地帶。共黨最擅長的就是打游擊戰,所以他們選定了贛南作主要根據地。第二因為政治環境關係。江西政治環境最利於共黨發展。第三因為人口稀少。第四因為是軍事上的形勝之地。此外贛南文化落後,風氣閉塞,人民對於是非邪正之辨,不大清楚。在暴力統治之下,易受愚弄,而難萌反抗的企圖,這當然也是最合共黨理想的地區。

贛南成為共黨根據地的原因

共黨禍國,經其竄擾的地區,在抗戰以前,已有浙、贛、閩、粵、湘、黔、川、鄂、豫、皖、陝、晉、綏、寧等十餘省之多。然而盤據最久,為害最烈,且建立偽中央政府,擅設首都者,則只有贛南一地為然。

他們為什麼選定這個地方作為他們主要的根據地?當然不是偶然的。

第一因為地理環境關係,贛南位於贛江上游,地勢高峻,山嶺重疊,交通極為不便,這是打出沒無定的游擊戰最理想的地帶。共黨最擅長的就是打游擊戰,所以他們選定了贛南作主要根據地。

而且贛南的經濟條件也很優越。贛南雖然山多,但因侵蝕年久,山間溪谷,多衝積成局部平原,頗適宜於耕種。前章提到的瑞金,就是「種一年吃三年」的好地方。

其他各縣雖不都和瑞金一樣,可是出產的種類數量,都很豐富,維持一個經濟生活自給自足的局面,是可能的,所以他們就看中了贛南。

第二因為政治環境關係。江西政治環境最利於共黨發展,其故有二:一、江西東面的福建,十九路軍駐入以前,政府於此素乏經營,十九路軍駐入以後,即逐漸反動,為政府之患。江西南面的廣東,形同割據,反抗中央,固已匪伊朝夕。江西西面的湖南,與政府同床異夢,於共黨亦無所害。故共黨據贛南,所慮者惟北面耳。

二、民國以來,江西遭受軍閥的摧殘,為各省之冠。北伐成功後,人民對於改善政治環境的要求很高,希望非常之大。不想當時國家統一徒俱虛名,軍閥割據,內亂迭起,政府對於改善地方政治,有心無力,贛南山鄉遼遠,遂致更成化外。人民的希望破滅了,在艱苦中掙扎生活,似乎毫無出頭之日。這種環境,是共黨最易欺騙民眾的。所謂貧窮是繁殖紅色細菌的溫床,就是這個意思。這是共黨看中了贛南的另一原因。

第三因為人口稀少。贛南自昔以來就多匪患,人民不能安居樂業,所以地雖富饒,但戶口並不繁密。清末時居民死難逃亡者極眾,人口愈益減少。事定後,經過十年來的省外移民,人口稍稍繁殖,但是比較起來說,仍是人口稀少的地區。共黨擁有龐大的軍隊,最為困難的問題就是補給。既要建立一個根據地,就不能流竄就食,而須取給於當地。當地如為貧瘠之區,自屬無法供應,如為富饒之境,則不但人口密集,且必為重兵駐屯之祈,如何容得共軍竄擾盤據?剛好這時有一個富而不庶的贛南,為政府注意力之所不及。共黨如選中了這個地方作根據地,大可不費吹灰之力而得之。

天下有這樣的便宜事,他們當然不會放棄它了。

第四因為是軍事上的形勝之地。江西為長江流域軍事上的樞紐省區。對蘇皖而言,位居上游,自為兵家所必爭。就兩湖而言,位當中流,上下左右,亦有舉足輕重之勢。

故江南用兵,未有不爭江西者。明太祖與陳友諒之決戰地點即在江西。戰既勝,太祖謂劉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虛直搗應天,大勢去矣。」可見江西對下游的重要性。清末之亂,爭奪江西的戰爭,也是非常劇烈的。鄱陽湖之戰,湘軍雖敗不餒,就因為能守江西,則上可以安武漢,下可以窺江寧之故。國民革命軍北伐,攻略江西的戰爭,也是底定東南半壁的基礎。北軍之所必守,即革命軍之所必攻者也。

共黨有鑑於此,故選定贛南作根據地,以為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倘能攻取南潯,則問鼎中原,即不難左右逢其源。

此外贛南文化落後,風氣閉塞,人民對於是非邪正之辨,不大清楚。在暴力統治之下,易受愚弄,而難萌反抗的企圖,這當然也是最合共黨理想的地區。

再則朱、毛兩股勢力於十六、七年(一九二七、八)之交,竄擾廣東、湖南失敗後,殘餘力量無幾,不能更圖大舉。為圖苟延殘喘,乃就近先在贛西邊境井岡山上落草,這可能是走投無路的一時權宜之計。所謂建立根據地的遠大計劃,此時也許根本談不到。既而乘着附近各縣空虛,攻掠頗為得手,才發現贛南的種種優越條件,都是難得之至的。恰好進剿各軍又再三失利,這才引起他們建立基本根據地的企圖。如此說而是,則贛南之成為共區,開頭也未嘗沒有偶然的成份。及至坐大以後,才又加進去選定的成份。這種看法,也並不悖離事實。

然則「禍患常積於忽微」,確為不刊之名論,而防微杜漸,始可弭患於無形。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陳誠先生回憶錄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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