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張世昌他們被捕了？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為什麼呢？難道就為了《現代人》嗎？一些年輕人想在文學上有所發展，辦了個同仁刊物，不論辦得好壞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怎麼說也不是犯罪呵，憑什麼逮捕他們？
我又驚又怒，但是強自隱忍，什麼話也不說，只是望着張遙青神色凝重的臉孔，為他隱隱浮現的痛苦感到不安。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上次在西高見面時他為什麼明確對我說不能同張世昌他們攪在一起了；他顯然在那之前已經風聞了某種不祥的消息，擔心把我卷進某種災禍之中，所以要及時勸阻我。他的確是真心愛護我啊！
至於他在提起張世昌等人被捕的事情時所顯露的痛苦，在我看來純粹是出於義憤。
我相信，他肯定和我一樣，儘管對張世昌他們也有不滿意的地方，卻認定他們只不過是在履行自己的權利罷了，誰都無權取締和鎮壓！
新學年開始前，我和同學們從黃河灘回到學校，我匆匆趕到西高去看了看張遙青，就重新忙起了自己的功課和各項工作。就在那時，陝西日報發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媽媽》，我欣喜之餘，更加勤奮，所以很長時間連家都不回，張遙青那裏也沒顧上再去。他的身體和精神都沒問題，我很放心。
雖然這一次間隔的時間長了點，但也不過一個多月，我相信不會出什麼事。
誰能料到，偏偏就在只隔了一個多月之後，卻發生了奪取他生命的大事呢？
他居然被說成《現代人》的後台，戴上反革命帽子，抓起來槍斃了！
當我知道時，子彈已經擊碎他那蒼老、仁慈、博學、正直而且與世無爭的頭顱。
他的屍體可能沒有人收殮，也許被野狗撕扯成碎片，啃掉了。
天哪，這究竟是為什麼？
看完處決張遙青的佈告回到學校，我在莫名的悲憤中思緒紊亂地想起了許多事情，但是怎麼也想不明白為什麼會如此。
直到四十多年後的今天，我也不知道張遙青和《現代人》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
事實上，據我推測，完全可能是張世昌等人找他支持和指點，他為了表示鼓勵就首肯了。作為師長，他即便對求助的學生不滿意，也是只會採取這種態度的。他決不會潑冷水！
我甚至敢斷定，他對張世昌等人的具體活動情況並不十分了解，更不知道張世昌已經同蘇聯方面建立關係。他只不過是在精神上給了那些文學青年支持和鼓勵罷了，目的無非在於幫助他們成才。
在我看來，無論他以什麼方式支持了張世昌等人，也不能把他說成《現代人》的後台，因為他對政治從來不感興趣。如果說《現代人》沾上了政治色彩，他是決不會在這方面給予支持的。他的支持，絕對只會限於文學範圍。
當然，硬要把他說成《現代人》的後台也沒有什麼了不起。說到底，《現代人》本身也沒有錯，更沒有罪！一些愛好文學的青年學生，為了實現理想而辦這樣一份同仁刊物，乃是他們理應享有的自由權利，豈能因此說成什麼「反革命」，當作敵人對待？就連我不贊成的同蘇聯方面聯繫，也扯不到「反革命」的政治高度上去制裁和打擊呀！雖然蘇聯已經被說成修正主義，正在被中共猛烈批判，但是張世昌他們只不過是同蘇聯的雜誌社建立關係，目的只是在文學上求得發展，怎能因此給他們定罪呢？而張遙青，哪怕真算得上《現代人》的後台，哪怕支持了張世昌等人的所有活動，也根本沒有觸犯法律，憑什麼抓他甚至殺他？
最令人震驚的是，只是在我最後一次見他之後短短一個多月時間裏，就那麼匆忙而草率地完成了抓他、判他、殺他的全部過程，這是為什麼？合法嗎？
《現代人》的主要成員被捕，張遙青被殺，自然會使我受到牽連。
沒過多久，系辦公室就通知我：到新城區公安分局接受傳訊。
後來系辦公室又通知我：到人民劇院參加批鬥《現代人》反革命集團大會。
在那次批斗大會上，我才知道張世昌等人發展的成員中甚至有北京電影學院學生，還知道了《現代人》很快從手抄本改成了油印本。但是，除了所謂「思想反動」之類，我在那次批斗大會上根本無法獲知把《現代人》打成「反革命集團」的可靠理由，更無法獲知迅速槍斃張遙青的可靠理由。
公安機關在學校配合下對我審查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宣佈了我只是「受騙者」的結論，沒有在刑事上追究我。但是，我在系裏和學校里從此成了監控對象，我擔任的《終南山》副主編和《秦嶺》編委之類職務自然都被免去。有幾次校內舉行重大活動，還把我關在宿舍里，派人把守，不許我外出。
此後十多年，一直到文革結束，儘管形勢不斷變化，我的處境時好時壞，同《現代人》和張遙青的關係仍一直裝在我的檔案袋裏，時不時地被某些人拿出來整我一下。1984年，陝西省出版局為了體現新的知識分子政策，要「重用」我這個當時很稀少的研究生，才把檔案袋裏那些東西清理出來。
也是在那個時候，比我晚兩年從西高畢業，經過十多年折騰後到西安市文聯主辦的《長安》雜誌當編輯的詩人李志清對我說：要給張遙青平反了！我只是默默地聽了這句話，並沒有表現出驚喜，也沒有詢問詳情。是誰要給張遙青平反呢？落實了嗎？我至今不知道。
在這個世界上，不會有多少人還記得他們，我也只是每過一段時間獨自想想而已。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