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一個笑話，一個白人走進了非洲叢林深處，他見到一個黑人酋長正在讀一本《聖經》，於是他輕蔑地說，「我都不信這個了，你還信？」酋長放下手中的《聖經》，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然後說：「我要是不信，你現在已經在我的肚子裏了。」
把一個外族人俘獲吃了，這對於非洲叢林深處的黑人來說，並不是狼狼阿狗（洋人說的「很久以前」）的事，送你去藍翔學開挖掘機？想都不要想，沒那就業機會。
當奴隸賣掉，也許是你最好的命運。
據BBC報導稱，當地時間2020年6月7日，在布里斯托的反種族主義遊行活動中，示威者用繩索拽倒了位於科恩街聖公會教堂前的愛德華·科爾斯頓的銅像，並對其進行塗鴉、踩踏；示威者還模仿當時黑人被警察「膝蓋鎖喉」的場景，用膝蓋抵住科爾斯頓雕像的喉部，然後將其投入河中。
科爾斯頓是誰？一個17世紀著名的奴隸販子，英國皇家非洲公司的高管。
愛德華·柯爾斯頓生於1636年，死於1721年，他對故鄉布里斯托貢獻巨大。
他活着的時候，他的故鄉布里斯托把他當成大恩人，因為他將自己當時的巨額財富1萬英鎊捐給出生地，建起學校、醫院、慈善機構等。
一萬英鎊，這在當時是一筆巨款，英國建造於1675年的那座世界著名的格林尼治天文台也只花費了550英鎊不到。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柯爾斯頓的名字遍佈布里斯托，這裏有柯爾斯頓劇院、柯爾斯頓大廳、柯爾斯頓大道，柯爾斯頓中學、柯爾斯頓小學等。
然而，當初的人們和柯爾斯頓自已無論也想不到，這位當年的義人，如今成了這個城市的恥辱。
皇家非洲公司，是一家成立於1660年，獲得王室特許狀的英國海外貿易公司，主要從事獨佔的奴隸貿易。
愛德華·伯恩斯在他參加編寫的《世界文明史》中說：1662年，皇家非洲公司獲得英王特許，很快就成為西非黃金和奴隸的最大買主。但是由於英國同荷蘭爭相向非洲人出售武器彈藥，競爭十分激烈，殺人武器很快就在某些森林國家中擴散。對許多非洲國家的首領來說，擄掠和販賣奴隸成了一種令人痛苦而又不得不幹的事。如果他們拒絕干，歐洲就會向他們的對手提供武器，這些武器可能被用來擄掠他們的臣民，變賣為奴。
柯爾斯頓作為當時皇家非洲公司的最高行政副總裁，他在擔任此職務的12年裏，直接經手販賣的黑奴人數累計超過8.4萬，其中約1.9萬人在去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的路上喪生。直到他把上船前按奴隸的人數和船主算賬改為到岸後按活下來的奴隸數與船主算賬，死亡的奴隸數才有了大幅度的下降。
今天的歐美黑人把自已的悲慘命運歸咎於奴隸販子，但事實上，非洲叢林中的殺戮自舊石器時代就開始了，在沒有奴隸販賣之前，那些在部落的爭鬥中落敗被俘的黑人的命運更悲慘，他們基本上都成了戰勝者的食物，因為那些勝利者也純樸到不知該如何榨取「剩餘價值」。
從某種意義上講，販賣八萬多黑人的柯爾斯頓與僱傭一千多猶太人的辛德勒沒有什麼區別。有區別的只是的猶太人和黑人的三觀。
於是我又想，如果這些黑人的騷亂出現在以色列會怎麼樣？想都不用想，因為那不可能出現。
二十世紀末曾在歐美洲大陸颳起了一陣黑人尋根風，拳王阿里據說也參與其中，找到了傳說中他的祖先生活過的地方，一個還處於原始社會狀態的群落。返回的路上他說，幸虧我的祖先成了被販賣到美國的奴隸。
是的，他的祖先即使沒有被吃掉，被餓死也是大概率，餘下的也多數處於飢餓狀態。畢竟像納爾遜·曼德拉這樣的酋長或國王子弟在非洲黑人中是極少數的。
和阿里的祖先一樣，大多數美國黑人的祖先們也都是由英國的奴隸販子在17、8世紀販賣到美國的。
美國的國父華盛頓在美國獨立後，曾給予他的莊園裏的黑人奴隸以自由，但那些奴隸不肯離開他，因為他們除了聽從主人的安排來從事一些簡單的體力勞動外，再也沒有別的什麼生存技能。
那個時候的黑人絕對不會想到有一個詞叫「種族歧視」，把這個詞教會給黑人的當然還是白人。
和柯爾斯頓一起被戲弄的還有溫斯頓·丘吉爾的塑像。老丘怎麼惹着黑人了呢？因為他說他不太贊成引進黑人彌補勞動力空缺。
說贊成的成了奴隸販子被推倒，說不贊成的說成歧視黑人也被塗鴉，這真是做名人難，做名人的銅像更難。
這個時候最需要一個不同的聲音，一個不順從多數人的暴力的清醒者的聲音，一個「逆評者」的聲音。
人們讚美火場中的逆行者，讚美疫情中的逆行者，他們固然是英雄，但我認為那些人的逆行更多是出於職業操守，是為了恪守他們從業時的誓詞。
而騷亂風暴中的「逆評者」，他們更是真正的英雄，他們本無須趟這個渾水，甚至成為極端分子獵殺的目標，但他們敢於站出來發聲，不論他們說的對否，都是值得我們給予尊敬。
這就像一個黑人牧師曾經說過的那樣：你們就是殺了我，我也要說，是黑人有問題……我現在要站出來，指出他們錯了，我們都犯了大錯。
是的，不只是黑色人種有問題，白色人種和我們黃色人種也都有問題，問題在於他們或我們是否能夠意識到並勇敢承認自已有問題。
偉大的民族無疑都是勇於自省的民族，都有一些能夠勇敢地站出來喚醒自已同胞的人，這些人也許當時並不討巧，甚至遭遇了不公平的對待，但在這個民族真正覺醒以後，他們都成了他們民族的英雄。
二戰後的東西德，為了經濟的復甦曾經共同選擇了一段時間的集體失憶，但當經濟恢復之後，整個西德立刻進入了全民的反思。
因為有了1963-1965年在法蘭克福舉行的「奧斯維辛審判」。所以才會出現如下的場景：
1970年12月7日，一場大雪剛剛過後，在凜冽的寒風中，聯邦德國總理維利·勃蘭特來到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下，向猶太人死難烈士紀念碑敬獻花圈。他佇立凝視着一幅幅受難者浮雕，突然，勃蘭特雙膝跪在死難烈士紀念碑前冰冷濕滑的大理石板上，大聲祈禱：「上帝饒恕我們吧，願苦難的靈魂得到安寧。」這個事前也沒有任何徵兆的舉動震動了世界。
1979年春，揭露納粹戰犯滅絕猶太人的美國影片《大屠殺》在聯邦德國上演，觀眾達二千萬，幾乎佔了西德人的半數。首映之後的當晚，就有一萬二千封信、電報和明信片寄到廣播電台，同時，電台和電視台還接到五千二百個電話。對影片持贊同態度的佔72%，反對的僅有7.2%，觀眾中有58%的人要求這部電影重新放映。許多生於戰後的年輕觀眾在信中表示生為德國人是一種恥辱。
這一系列的事件引發了西德人自我反省的浪潮。也帶來了西德的全方位的迅速崛起。
而拒絕反省的東德，則被遠遠地甩在了西德的身後。
黑人雖然不同於德國人，他們作為整體始終是受害者。但也正是這種受害者心態制約了他們的自我反省，並且對其中自省者視為寇讎，使他們在個體上更多地成為了社會的施暴者，那個被跪殺的佛洛依德本人就是這樣一個面對弱小屢次施暴的人。
他們之所以還會成為這樣的人，是因為他們聽不進一切逆耳的聲音，並把一切逆評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荷里活影星泰瑞·克魯斯就是這樣一位因為「逆評」而遭受到攻擊和謾罵的黑人。
那麼他說什麼了呢？他說：「如果沒有白人的參與，那麼白人至上主義被打倒的同時，就會出現黑人至上主義。平等才是要義。不管你喜歡與否，我們應該一起參與其中。」
這句話有問題麼？當然沒有，但是有人不愛聽了。
一位美國非裔遊戲網紅斥責克魯斯說：要出現你所說的那種與白人至上主義相當的黑人至上主義，得需要黑人報復性地屠殺白人，然後奴役剩下的倖存者，並把他們的文化紐帶徹底切斷，還禁止他們數代人擁有民權才行。
這樣的話令人不寒而慄。
任何一個國家，在歷史上都會發生民族或種族之間的爭鬥甚至仇殺，如果翻歷史的舊賬，冤冤相報，則世界永無太平。
無獨有偶，只有31歲的黑人女社會活動家坎迪斯·歐文斯也很直白地批評自已的同族，說他們把一個慣犯標榜成英雄是一個笑話。說黑人們普遍具有妄想的種族主義受害者心態。
這樣的心態在電影《藩籬》中被黑人影星丹澤爾·華盛頓演繹得淋漓盡致，入木三分。
在電影《藩籬》中，黑人環衛工特洛伊年輕時因為一次意外的殺人案被判入獄15年，在獄中他學會了打棒球，並在出獄後一度成為職業選手，在當時的棒球黑人聯盟中打球，但最終並沒有成功進入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
沒有進入職業聯盟，特洛伊將其歸罪於種族隔離的政策，將自己標榜為種族主義的受害者，宣稱是種族主義毀掉了自己的一生。
但事實上，在他出獄之前的1947年，黑人棒球運動員傑克·羅斯福·羅賓森成為了美國職棒大聯盟史上第一位黑人球員，這被視為黑人民權運動的重要事件之一。
他之所以沒能進職業大聯盟，完全是他過高的估計了自已的球藝，與種族歧視與種族隔離沒有半毛錢的關係。
而造成他犯罪的主要原因還是惡劣的家庭環境和自身的缺乏約束，種族主義並沒有在他的人生中，發揮顯著的作用。
特洛伊缺乏的恰恰就是勇氣，他將一切歸咎於自己無法更改的膚色，從而為自己的過失和怯懦脫責。
影片更罕見的批判了黑人的這種受害者情緒：並不是所有黑人的不幸，都是種族主義造成的。
本片的導演兼主演丹澤爾·華盛頓說過：「有些藩籬把人隔絕在外，有些藩籬把人束縛在內。如果說，種族歧視是白人將黑人排斥在外，那麼黑人這種事事都責怪白人的思維，則是將自己圍困在一個遠離主流社會的牢籠里。」
是的，那些美國歷史上成功的黑人，如奧巴馬，如鮑威爾，如賴斯，更有數不清的體壇與藝壇的巨星，他們都是閃耀在人生舞台中央的明星，沒人會去關注他們的膚色。
因為，這畢竟早已經不是「綠皮書」的那個年代。
所以，佛洛依德被「跪殺」這一惡劣事件所引發的持續騷亂，與其說是黑人們為他討還公道，不如說是給自已再一次找一個為過失和怯懦脫責的理由。
這個時候，也只有身為同族的成功者以自已的現身說法來告誡自已的同族，你若覺醒，沒人再會輕視，你若崛起，沒人再會遠離。
那些傑出的黑人，華盛頓、歐文斯、克魯斯以及那位勇敢的牧師，他們都是這樣的「風暴」中的「逆評者」，他們是照亮自已同胞腳下路的火炬。
願我們每個種群在任何一個時刻都不缺失這樣的「逆評者」。
他們也是我們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