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地攤日收入三萬這種事，當然是可能的。但是在正常情況下，這種事不可能持久。
如果阿Q看到小D擺地攤一天的收入超過他三個月工資，羨慕不？三天之內他就會在邊上擺地攤。然後阿Q和小D都只分到一半客流。王胡和吳媽也會眼紅，祥林嫂和閏土也會眼紅，他們都會來擺地攤。一個月後，大家都沒錢掙了。
但是有一種特殊的情況。如果趙太爺也看上這地盤，他就可以打點一下關係，找幾個衙役過來找茬把阿Q、小D、王胡、吳媽、祥林嫂、閏土都趕走。
能夠長期日進三萬的，只能是趙太爺，以及從趙太爺那裏拿紅包的衙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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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地攤這事，還讓我想起當年大失業運動時代的瀋陽。有個大東區的朋友跟我嘮嗑他們瀋陽的事兒，說電視台天天宣傳各種下崗（失業）工人再就業典範。有一次宣傳一個擺地攤賣水果掙大錢的下崗（失業）工人，大家一看真好，馬上跟着學，於是一夜之間瀋陽多了幾倍的水果攤，大家都去進水果賣，結果是大家都虧本，水果爛掉了。原來那個被電視台採訪報道的下崗（失業）工人，他的水果攤也倒閉了。
不僅僅是擺地攤賣水果，別的也一樣。電視台宣傳下崗（失業）職工幹啥可以掙大錢，那個行業馬上就會倒閉。後來那些掙錢的也都得藏着點，絕不能接受採訪，否則過三天就得倒閉。
市場只有這麼大，普通消費者只有這麼多，這是不會憑空增長的。有人說富人很多，應該多消費。可是富人再有錢，他一天也只能吃二個西瓜或者十斤荔枝。錢多了花不掉請大家來一起吃麼？一個人若是這麼豪爽，他早就破產了，怎麼可能當富人。
富人會到你的地攤上來吃麼？或許有，不會太多。富人會去更貴的地方消費。所以擺地攤想掙大錢，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前些年有某高學歷美女回鄉種菜或養豬年收入xxxxx萬的宣傳報道，不知道有多少人效仿他們返鄉創業。
按照慣例，接下來應該到處都是擺地攤掙大錢的宣傳了，會酷似當年大下崗（失業）時代的瀋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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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地攤是個好事，解決了許多底層人的生計，要大力支持。但是為啥以前不讓擺地攤呢？真的是為了避免街道亂糟糟或路面變髒嗎？當然不是。
如果大家都可以隨便擺地攤，店鋪誰租？你租個店鋪，月租三萬。我擺個地攤，月租二百。如果來的都是願意地攤消費的人，你的店鋪生意能不受影響嗎？所以，擺地攤直接傷害的是那些租店鋪開店的人，以及出租店鋪的人。
店鋪出租，是可以收房租稅的。有店鋪的店，也容易管理，方便納稅。還有更大頭的：店鋪值錢了，才有人買。
你買店鋪一平米三萬塊，但是造房子的成本是每平米三千塊，這中間的差價，很大一部分是歸政府所有的。對地方政府而言，店鋪的收益遠大於地攤。
現在鼓勵大家擺地攤，顯然是有些問題靠擺地攤解決更好。
地攤和地攤，是不一樣的。如果你在上海南京路上佔據幾個攤位，把攤位一轉手，這輩子就可以衣食無憂。如果南京路不限制擺地攤，你覺得南京路會變成啥樣子呢，莆田人會不會整個村都到南京路擺地攤？
如果南京路的地攤只能讓趙太爺或阿Q佔據，別人只能去上海市金山區呂巷鎮擺地攤，或者到浦東區書院鎮擺地攤，豈不是很不公平？如果擺地攤不需要交錢，或者交錢一樣，肯定會在其他方面尋租。怎麼樣才合理呢？顯然最好的辦法就是投標。每個月投標一次，誰出錢高給誰。南京路一個攤位一個月可以租一萬，呂巷鎮的攤位一個月租三百。這個擺地攤，就變成了租行人路。
受損的是原來南京路開店的那些商人，以及靠出租店鋪掙錢的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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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地攤最繁華的年代，應該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尤其是從溫州開始風行的私營小商品大潮。上世紀八十年代，整個溫州城都是亂糟糟的地攤，市容風貌，酷似日本京都，都是窄窄的小巷和古舊矮屋。當初義烏縣委三次到溫州的瑞安小商品市場考察（最早的小商品市場就是被垃圾填滿的河道上搭起了簡易棚，沒有名字，民間叫它叫「棚下」），決定辦義烏小商品市場。後來義烏也是讓大家亂倒垃圾，填掉一條河，辦起來義烏小商品市場。
到了1983（或許1982），某些人忽然覺得不能容忍資本主義，以抓捕溫州柳市八大王開始，抓捕1500名溫州商人，一時風聲鶴唳，溫州擺地攤的人逃到義烏擺地攤。
義烏地攤搞大了，就成為美國大選預測的風向標，只要統計一下那些大選用到的小玩意兒是支持誰的，就知道誰會獲勝。也可以根據義烏地攤測算很多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動態。
武漢漢正街，北京大碗菜，天津勸業場，深圳華強北，這些都跟地攤有關。我每次去廣州，必去的地方是淘街，那裏遍地都是進口的電子洋垃圾地攤，那些洋垃圾的工業設計和做工，大大提高了我的審美。
1984年溫州市區木勺巷形成最早開放的自由市場
溫州信河街有一條木勺巷，當年是中國最時尚的地攤，也是中國最時尚的地方。當時歐洲人去看了以後，很驚嘆：木勺巷和巴黎時尚只有二十天距離。那些巴黎的溫州華僑，看到最新款的時尚服裝，就買一皮箱坐飛機回到溫州山寨仿造。
那時候只要勤勞、努力、刻苦，普通人都可以從擺地攤開始成為富人。溫州人很少仇富，因為大家看到身邊的富商都是從擺地攤艱難起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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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擺地攤有感情。小時候我跟我爸擺地攤賣過西瓜、香瓜，也賣過海蜇，還賣過荔枝。我爸不是無業游民，他是公辦教師。假期和周末有空，就擺地攤。我還在家門口擺小人書地攤，看一本收2分錢。
我長大後，也擺地攤賣過鞋子和別的一些東西。
我媽當年是工廠職工，下班後和同事一起擺地攤做蛋卷。不久前我曾跟母親說：幸虧以前擺地攤自由，若是現在，擺地攤就難了。你在街邊擺地攤做蛋卷，工商找你要執照，稅務局跟你要發票，消防的不許你生火爐，環保的不許你們煤爐冒煙，衛生部門跟你要衛生許可證，就業人員還得體檢，城管的過來直接砸掉你攤位。
後來溫州整頓市容，隨後是更大規模的大拆大整、大建大美、以及更更大規模的舊城改造，從此，曾經亂糟糟的中國地攤聖地——溫州，成為一個整整齊齊的城市，酷似一個沒有煙火氣、無量山神仙姐姐大理石雕塑一般的美女。
至於北京和上海浦東，更是變成一個不適合人類徒步逛街的地帶。那種寬闊整齊的大街，讓人覺得首都和十里洋場也變成了神仙姐姐。自從G20之後，千古歷史名城杭州也變了，昔日的市儈味蕩然無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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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望擺地攤可以改變經濟困境是不大可能的。地攤的消費者是中產以下階層，這些人的財富加起來，只是人類財富的一個零頭。
但是，擺地攤還是極其有用的。如果不擺地攤，許多人就會陷入困境。你喜歡路邊跪滿乞丐，還是路邊擺滿地攤？
更何況很多人拉不下臉來行乞，當年大下崗（失業）運動時代瀋陽鐵西區的治安，就是許多人鋌而走險的結果。
擺地攤運動，讓那些還沒有窮到揭不開鍋的人找到更廉價的消費，讓那些已經窮到揭不開鍋的人靠擺地攤活下來。這是好事，也是維護社會穩定的好措施。
真正要讓經濟火起來，關鍵是鬆綁。即便是擺地攤最繁榮的時代，地攤繁榮也是鬆綁的結果，並不是靠擺地攤就能發展經濟的。
擺地攤到底是非常時期的權宜之計，還是意味着鬆綁，讓我們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