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的兒童在「服用」抗生素，甚至在他們出生之前。
近80%的江浙滬兒童體內正存留着一種或幾種抗生素，從他們尿液中檢測出來的抗生素種類共計有21種之多。其中，赫然出現了部分已明確在臨床禁止兒童使用的抗生素，如慶大黴素、鏈黴素、土黴素等。
孕婦也沒能倖免。她們中的41.6%，尿液中被檢出一種及以上抗生素。
更令人驚懼的是，這些孩子體內還有獸用抗生素殘留，像用於養雞、養豬的金黴素、恩諾沙星、泰樂菌素。
這是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近年來對上千名8～11歲兒童和516名孕婦所做的一項調查。如此高的抗生素暴露比例本就驚人，「獸用」、「禁用」給人的衝擊更大。即便我們還不清楚這可能會帶來哪些危害，也不由十分擔憂且憤怒。
最不可思議的獸用抗生素到底是哪兒來的？河海大學長江保護與綠色發展研究院的一項調研給我們揭示了部分原因。該項調研結果顯示，長江抗生素平均濃度為156ng/L（納克/升），高於歐美一些發達國家（低於100ng/L）。
也就是說，獸用抗生素進入人體內的通道之一，可能是飲用水系統。
這其實已經不是新鮮事兒了。早在2015年，中國科學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應光國團隊在研究中發現，珠江流域的抗生素濃度更高。其中，阿莫西林濃度達到3384ng/L，諾氟沙星、青黴素等其他6種常見抗生素的濃度也都在1000ng/L以上。
不過，轉頭看看藥箱裏常備的「消炎藥」阿莫西林，想想兒時常常吊水的青黴素，你是否在疑惑，這麼微量的抗生素污染到底能給人帶來多大傷害？
沒錯，1L水中僅含有0.001~0.003毫克的抗生素，從濃度上來看低極了。但可怕之處是，作為細菌殺手的抗生素並不具備區分好壞細菌的能力，而是一視同仁儘可能地「殺光」。
這一方面會造成水中生態系統的破壞。南京水科院生態所所長陳求穩發現，抗生素及其代謝產物對不具耐藥性的微生物、浮游植物、魚類等水生生物有潛在毒理風險，可能破壞水生食物鏈。
另一方面，水域中的敏感菌將被抗生素殺死，或進化成能夠逃過某種抗生素狙擊的耐藥菌。而活下來的有害耐藥菌如果隨着引用進入人體內，很可能導致感染並無藥可醫。
顯然，越來越多的人暴露在這樣的抗生素環境中，無疑將加速耐藥菌的進化，對人類的健康乃至生命都將帶來嚴重的威脅。
這並非聳人聽聞。
2012年6月，39歲的澳大利亞男子Matthew Ames起初只是喉嚨疼痛，本以為是簡單的發炎，沒成想短短几天內竟演變成了一場危機生命的感染——Matthew因此而四肢發黑、潰爛，腎臟功能衰竭，血壓降低，陷入因鏈球菌感染所造成的中毒性休克。
他的免疫系統扛不住鏈球菌；由於耐藥性，也沒有任何的抗生素可以治癒他。最終，Matthew最終被醫生截去了四肢僥倖保住性命。
兒女陪着Matthew做康復訓練
而有些人甚至連這樣的「運氣」都沒有。
2016年8月，美國內華達州一名70歲婦女因臀部感染被送入醫院搶救。經過檢查，醫生發現她感染了一種對碳青黴烯類抗生素（代表藥物亞胺培南）具有耐藥性的腸道桿菌。而碳青黴烯類抗生素是美國的最後防線，是不到萬不得已不會搬出來的救星。
幾天之後，感染導致的多器官衰竭、敗血型休克，最終讓她痛苦地離開了人世。
雖然中國還沒有官方統計數據，但在2003年，廣東省藥品不良反應中心估算，國內每年有8萬人死於抗生素濫用。隨着抗生素用量的不斷增加，這個數字仍將快速增長。
過度使用抗生素還可能減少我們體內微生物組的多樣性。要知道，操縱着人體免疫、消化、代謝等各項機能的微生物系統一旦遭到破壞，一些慢性疾病便有機可乘，如哮喘、過敏、糖尿病、肥胖症等。
出生頭一年裏使用抗生素會顯着提高兒童7歲時患哮喘病的概率，更會將哮喘的平均發病年齡從21歲拉低到11歲，紐約大學醫學院傳染病專家馬丁·布拉澤一系列研究證實了這種說法。
可以肯定的是，作為細菌殺手的抗生素類藥物是好藥。但無論如何，過度使用抗生素都在給人類健康帶來更大的威脅。
「神藥」跌落神壇
1928年，英國教授Alexander Fleming發現青黴素時，絕沒有料到今天的光景。
上世紀40年代，二戰爆發，醫療衛生條件極差的情況下，全球大量士兵死於肺炎併發症、腹部/尿道/皮膚感染等。這幾乎都是細菌感染所致，青黴素拯救了無數生命。
隨着鏈黴素、四環素、紅黴素等抗生素的陸續發現，肺結核、腦膜炎等傳染性疾病也慢慢有了治療的辦法。
此後幾十年間，人們幾乎把抗生素視為神藥。無論患者的頭疼腦熱、咳嗽感冒、腹瀉等問題由何而致，醫生常常大手一揮開出抗生素類藥物。
美國醫事總署甚至在1979年勸大家不要只盯着抗生素：「我們對傳染病的研究總算可以告一段落了，現在最重要的事就是好好地研究癌症和心血管疾病。」
臨床常用抗生素類型
國內也是如此。80後、90後的印象應該極為深刻，兒時發燒，到醫院就是開幾大玻璃瓶的藥，輸液輸上個把小時。
這些藥里往往就有青黴素或者先鋒黴素、阿奇黴素的身影。再加上激素、維生素和葡萄糖注射液，「包治百病」的「三素一湯」就配好了。1993年~2005年間，平均每10個孩子去醫院看病，8個半要上抗生素。
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神藥」抗生素的B面漸漸暴露出來。臨床上抗生素用量增加，致使人體內病原體耐藥性增加，由此變得越來越難對抗的細菌感染竟成為了新的公共衛生安全挑戰。
據WHO統計，作為治療大腸桿菌引起的尿道感染的常用抗菌藥物之一，最初治療效果幾乎稱得上100%的氟喹諾酮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對半數以上的患者已經失效。
世界各地每天有超過100萬的人正在因淋球菌感染患上淋病，但經過經年累月的抗生素治療，這些淋球菌已經進化到連最後的治療手段第三代頭孢菌素都拿它沒辦法。
換句話說，越來越多種類的「神藥」正在失效。究其根源，是因為大部分醫生開具的抗生素處方並非必要，即抗生素濫用。CDC發現，美國每年有三分之一的處方是不必要的。
這些不必要的處方足足有4700多萬例，往往被醫生用於治療由病毒引起的普通感冒、病毒性喉嚨痛、支氣管炎、鼻竇炎和耳部感染等。
要知道，抗生素是抗菌的，並不能抗病毒。而在中國，濫用的比例曾一度高達近80%。
「如果不採取任何措施，發展至2050年，每年預計將有1000萬人因為抗菌素耐藥性(AMR)問題死亡，這意味着每隔3秒，AMR將殺死1個人。」被譽為「金磚之父」的前高盛董事長Jim O'Neill在《全球抗菌素耐藥回顧》中指出。
主動或被動，我們仍在濫用抗生素
一時之間，抗生素的合理使用成了全球關注的問題。然而直到現在，無論主動或被動，我們仍然在濫用抗生素。
發熱、咳嗽時，大多數（相關統計顯示可達8成）中國人仍然在主動服用抗生素，甚至為了見效快讓醫生給自己開點抗生素，輸液都成，無論成人還是兒童。
一般家庭常備的「消炎藥」，也往往會出現阿莫西林、頭孢、羅紅黴素的身影；過敏了，可能就隨意塗點紅黴素軟膏。
熟悉的阿莫西林膠囊
可事實上，很多感冒是由病毒引起的，過敏也跟細菌感染關係不大……不確認病因就自己主動頂上抗生素，根本不對症，不是濫用又是什麼呢？這種做法，無疑讓我們離耐藥性更近了一步。
更何況對幼兒來說，抗生素可能殺死呼吸道、消化道的有益細菌，直接導致孩子免疫力下降。
另一方面，大型醫院的醫生雖然在臨床上大有「收斂」，但在鄉鎮、農村的基層醫院裏，面對發燒的患者，依然有大夫只是簡單聽診，就如常使用「三素一湯」，尤其是對兒童患者。
讀到這裏，你可能認為前文所述的嚴重水域抗生素污染是來自於醫療廢物的不當排放。這話沒錯，但只是一部分原因。
實際上，禽畜及水產養殖過程中抗生素的濫用及向水域排放的流量更為可怖。
美國調查記者Maryn McKenna曾在《拔毛！關於雞的真相》中詳細介紹了美國人是如何快速把雞養肥的。往往，一個典型的養雞場更像是一個大型的密閉倉庫，2000平方米內一般足足圈養了2.4萬隻雞。
美國的一家養雞場
沒有日照、生活在臭氣熏天之中活動空間狹小的肉雞，在其短暫的一生中將被投餵大量的抗生素。
這一方面是為了它們長得更快——最多50天，就能長成大個頭出籠售賣。另一方面，在養殖者看來，抗生素可以預防雞生病，減少不必要的損失。
在我國，雞、豬等用以食用為目的飼養的禽畜，以及人工飼養的魚、蝦等水產，也面臨着同樣的命運。有從事藥物研發的相關人士告訴虎嗅，在國內的中小型養殖場這種現象極為普遍，抗生素被養殖者混在飼料和水中，每天對禽畜進行無差別投餵。
據應光國團隊估算，到2013年，中國抗生素年使用量已達16.2萬噸，約佔世界用量的一半。其中52%為獸用。
結果便是，上了餐桌的禽畜體內含有大量抗生素殘留，大快朵頤的人們吞入腹中的除了美味還有藥物，而養殖期間，動物的排泄物可能作為肥料，將殘留抗生素傳遞給蔬菜、水果，也是進入人體的通道之一。
此外，排泄物還將因為不當處理最終流入水中。而這些被動吃下、飲下的抗生素，就是人體內檢出獸用抗生素的原因。
誠然，只有微量的抗生素會通過食物和水進入人體內。但是不知不覺間已經被抗生素包圍的我們，並不能架得住這樣的「日積月累」。
至於攝入多少會導致耐藥性，整個醫學界目前尚無定論。
淘寶上銷售的獸用抗生素
當然，我們也並不能完全妖魔化抗生素，畢竟真正遭受細菌感染時，還是應當對症、適量使用抗生素。
至於如何判斷病症是否使用抗生素，一位神經內科醫生告訴虎嗅的基本方法是，如果患者去醫院驗血後發現白細胞增多，就有很大可能是受了急性細菌感染；如果血液內中性粒細胞比例升高，那就基本上可以確認了。
血常規還只是一個初步判斷。若要確定感染的細菌種類，則需要經過細菌培養及鑑定檢查。對了，患者對某一種抗生素是否過敏也要經過測試才行。
除此之外，在醫生沒有開抗生素處方時，不要隨意服用抗生素類藥品，更別安利別人「神藥」。
管控緩慢推進，新藥難產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抗生素大國，中國的抗生素產量和使用量都遠高於其他國家。
在不同市場調查機構的統計中，2018年全球抗生素市場規模在420億~450億美元左右。從市場規模來看，中國佔比超過60%。
從用量上來看，中國也遠遠超過其他國家。
衛生部合理用藥專家委員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中國每年抗生素人均消費量在 138g 左右，是美國的10倍。國內住院患者中，抗生素使用率達到70%，是歐美國家的兩倍，遠超WHO的建議使用率（30%）。
全球養殖業中，中國所用抗生素量也最高，佔比23%。而印度，才只佔3%。
而從產量上來看，中國也是當之無愧的抗生素大國。
前瞻產業研究院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抗生素原料藥產量約為19.6噸，用於生產青黴素鈉、阿莫西林、頭孢拉定、阿奇黴素等22個主要抗生素藥物。出口量約佔3萬噸，其餘均在國內消化。
其中，頭孢類和青黴素的產能甚至已經超過全球市場總需求量，存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也正因如此，我國的抗生素藥物來得更加容易，價格更為便宜。
也難怪Jim O'Neill對中國的情況十分擔憂。「在當前抗生素用量約佔世界一半的中國大陸，如不採取有效措施，到2050年，每年將導致100萬人早死，累計造成20萬億美元的損失。」
察覺不妙的國家早就陸續開始了對抗生素藥物的管控。
自1997年開始，美國、英國及歐盟各國便相繼出台政策限制醫生開具抗生素藥品處方，頭孢類抗生素甚至被這些國家明令禁用。有個流傳甚廣的段子是，在美國買抗生素比買一把槍都難。
實際上，我國衛生部在2012年也下了一組「限抗令」，並在2017年再度升級，嚴格限制了各級綜合醫院所能使用的品種上限。高如三級醫院，可以使用的抗生素藥物品種原則上也不能超過50種。雖然來得遲了些，但總算能起到作用。
2018年，我國農業農村部公佈《關於2018—2021年開展獸用抗菌藥使用減量化行動試點工作的通知》，正式開啟飼料禁抗、養殖減抗和限抗的新規範。
最近在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海螺水泥總經理張來輝建議儘快出台相關法律或進一步修訂食品安全法，禁止農場預防性地在牲畜身上濫用抗生素。
遺憾的是，目前關於水環境中抗生素的監測標準仍然是缺位的，更遑論水域抗生素污染治理。這種持續性暴露的影響，可能還將持續漫長的時間。
既然抗生素濫用一時無法遏止，老藥又在變得不頂用，那麼有沒有新的治療方案能為我們所用？
然而現實是，製藥巨頭諾華、阿斯利康、賽諾菲等於近幾年內相繼宣佈放棄抗菌和抗病毒研究。原因在於，抗生物藥物的研發周期和成本很高，無異於其他藥物，但由於使用受限等原因，很難給企業帶來利潤。
更何況，抗生素藥物研發的成功率也極低。藥物獲取基金會（AMF）研究部主任加布里埃爾·布洛伊格曼曾介紹，全球正在進行的大約275個抗生素研發項目可能只會最終成功產生兩三種藥物。
「現在要找到新的抗感染藥物太難了，這個行業得不到足夠的激勵去花10~15年做研發。」輝瑞全球研發負責人在世界經濟論壇上坦承。
顯然，高頻、市場大的慢性疾病（如心臟病、糖尿病）藥物及定價高昂的腫瘤藥物更能滿足藥企們的盈利目標，也才能讓該公司更好地活下去。
即便美國真正的藥物創新往往由初創企業完成，但一個慣常路線是，小公司完成臨床前研究或到臨床階段後，會被大公司整個買走，以有更多資金支持研發。一旦大公司放棄這項業務，小公司的資金就更加難以保障，研發難度重重。
國內的抗生素生產格局幾十年來也相對固定，國內的市場份額主要由哈藥集團、華北製藥、魯抗醫藥、石藥集團、廣州白雲山、國藥集團等老牌藥企把控。
一位醫療行業投資人告訴虎嗅，曾經上市的藥企中很大一部分都做過抗生素，但在限抗令後行業整體陷入停滯。
在他看來，抗生素領域的新藥研發「沒法投資，就算想投資也找不到好的標的」。
藥物的研發速度本就難以追上細菌的進化速度，再加上鮮有人願意投入，隨着越來越多耐藥菌的出現，人類面臨的感染風險也將更大，治癒的可能性又在不斷變小。
如果這樣的現狀持續下去，終有一天，現有抗生素會完全失效，我們似乎將回到那個還沒有抗生素的年代。到時，可能一場小手術的術後感染都能要了我們的命。
一場由「超級細菌」發起的大流行病，離我們也就不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