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著名法學家、清華大學法學院前教授許章潤近日發表了一篇逾1.6萬字的政論文章。從對當前中共病毒在中國爆發後蔓延至全球的深刻反思入手，揭示了中共的極權式國家治理的荒謬與黑暗。
這篇題為《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國孤舟─全球體系背景下新冠疫情的政治觀與文明論》的長文，全篇由「恐慌政治」、「苦難政治與拯救政治」、「猙獰國家與極權政治的路徑依賴」、「文明小國」、「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復存在」、「意識形態偏見與良政的國家理性」、「以真相與責任奠立政治基礎」等6個部分組織。
文章一開篇就指出，由中共病毒引發的這場全球性大災難即將過去之際，新一輪重塑世界秩序的精神進程已然開啟，而且「必將進境於實際的政治進程」，「當此危急存亡之際，書生天命，有話要說，不得不說。」
文中直言揭示，中共對國民的治理體系的實質是抽離了「良政」的極權統治。在疫情爆發時，雖然靠一刀切的閉關鎖國和全國範圍內極其苛嚴的封城禁足，在短時間內可以取得比較明顯壓制疫情擴散的效果，但背後隱藏的疫情復發隱患也不容輕忽。而中共利用疫情發動苦難政治、實施消息封鎖，消滅民間追究疫情責任的聲音，製造恐慌政治，然後炮製烘雲托月般的領袖政治，其實是一種對國家和人民的綁架。
文章還指出，中國大陸的疫情反映出「中國依舊是文明小國與精神豎儒的窘迫」，批評中共一方面隱瞞疫情，鉗口噤聲，一面樹立「鍾南山──張伯禮式聽話馴服的榜樣」，將偽君子與偽科學式的人物模塑為大眾英雄與公民楷模，恰恰反映出「此間錯亂依舊，而德性亂墜矣」。
文章痛斥中共黨媒依靠封鎖疫情真相，同時傳播虛假信息和強化輿論誘導，「活生生將作孽者變成了拯救者，令播散人禍、文過飾非的惡棍，搖身一變而為救苦救難的天使，進而，仿佛一時間消泯了對於天災人禍根源之追根究底的任何可能性，特別是就此斬斷了最高政治責任的因果鏈條。」
文章展示了中國大陸在疫情期間中共當局的惡劣做派，「公權藉此進一步強化，呈現出救災政治與治水社會的全副症狀。但凡自上而下，級級發動，層層加碼，舉國同調，政治當頭，罔視法制，甯左勿右，壓抑民間，取消社會，以及鉗口噤聲、抓捕異議人士等等，悉數上演，仿佛無所不能，卻又捉襟見肘。」
文章還討論了疫情導致的一個突出後果：意識形態問題再度凸顯，中國的「去西方化」與世界的「去中國化」同時並進，而這一切正在修正國際體系的基本架構與世界秩序。文章進一步指出，實際上所謂「去中國化」，主要是「去共產中國化」或者「去中國共產化」，而與華夏文明無冤無仇。
最後文章提出了徹查病毒源頭、徹底問責、釋放被囚公民記者、設立「李文亮日」（言論自由日）等8大訴求，呼籲追究最高層的政治責任，要求對那些在疫情爆發和擴散問題上負有罪責的人，「責令向國民道歉謝罪，交由國法論處」。
附：許章潤萬字長文全文如下。
《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國孤舟—全球體系背景下新冠疫情的政治觀與文明論》
作者：前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
冬去春來，舉世皆疫，死傷枕籍，人間停擺。其所造成的全球社會性隔離，一種「人類的消失」與「世界的隕落」景象，其所撬動的潛藏已久、伺機而動的文明論疏離與種族論敵意，特別是它將政治的原始本質情境性地再度悍然裸呈，以及霸權秩序的頹然衰落所造成的國際無政府狀態之初露端倪，伴隨着全球性普遍政治覺醒與意識形態復甦，正在進一步逼迫着我們反思人間秩序的政治涵義及其文明指向，不得不直面並重述古老的政體之辯。由此，新一輪重塑世界秩序的精神進程已然開啟，而必將進境於實際的政治進程。
置此情形，全球厭華效應第次發酵，對於共產極權體制終於重生應有之政治警覺，而中國的國家信譽掃地，中國之為一個政治單元再度空前孤立於世界體系，民生國運乃雙雙危殆矣。——幾年來內政外交的持續倒退，尤其是內政之向毛氏惡政暗黑深淵倒行逆施，鉚足勁兒作呀作，早已引致廣泛不滿與普遍危機，而終究將必須建設中華文明憲政秩序方能建成現代中國這一現代立國的普世原典問題，再度進一步鮮明呈現於國人面前。換言之，這個世界於可見未來，中國則值此當下，究竟將會迎來與應當具有何種政治方式與生活方式，轟然大疫提示再再，而到關頭矣。
當此危急存亡之際，書生天命，有話要說，不得不說。一己生命雖必殞落，明晨天際照舊一抹熹微，則存在不存，而存在永在。
一、恐慌政治、苦難政治與拯救政治
大疫以來，歷經前期鉗口鎖喉、欺瞞作偽，後期一刀切全權維穩式舉國發動，以萬戶蕭疏、人人禁足為代價，國朝戰疫已見成效，甚為顯然。但因資訊遮罩，唯上是從，決策過程藏於宮闈，社會監督闕如，下層官員戰戰兢兢束手束腳，則後續效果難料，必有反覆，同樣難出意外。在此，監控型國家自上而下層層轄制，公權幾乎不受限制，國民懾於恐懼而慣於聽話服從。一日，列寧式政黨的政制效能凸顯，本不足奇。如本文後續所論，政治關乎良政，政制則唯善治馬首是瞻，善治此刻主要表現為效能，而效能在於瞬間令萬民禁足。刻下日常所謂「國家治理」云云，其實通常就是在抽離了良政這一基礎之後，於此層面擘畫。而這恰恰是某些公共危機時刻員警監控型體制的拿手好戲。看看，閉關鎖國，人人站得筆直，更且一目了然。
相對而言，立憲民主政體賦權有限，社會發達而政府公權多所收斂，進入戰時狀態的程式性條件苛刻，決策機制啟動有待於協商政治賦能，短時間內可能反不若威權政體之雷厲風行。倘若遇到川建囯式領導及其極化黨爭，心有旁騖、懈怠疏忽卻又自以為是，則立憲民主體制優勢盡失，卻又無威權體制的戰時效能，則情形勢必一塌糊塗。實際上，整個歐美此番預警不足，初期懈怠失措，多少反映了此為「黃種人問題」這一隱秘內心的文明論默認。此於日本財相麻生太郎年初七國財長峰會上的遭遇可證。相較而言，在現代民族國家建構層面，中國並非失敗型國家，架構於此國家之上的威權政制，憑藉此種國家能力之無度財政汲取，餵養強大安保力量以為後盾，用國安紀檢鞭伐官僚甚至直接取代官僚，因而更加強悍，加上這幾十年人民血汗充實了國庫，則戰時機制一旦發動，短期效應突出。比諸今日之左翼極權，舊日老蔣統治蔚為右翼威權，而「國家治理」捉襟見肘，就在於其時現代民族國家建構基礎初奠，只是個掛一漏萬、搖搖晃晃的大架子，工商經濟甫開其頭，財力人力均不敷利用，這便有以然哉，所以然哉。
也就因此，庚子春節翌日一紙封城，頓時舉國禁足，考績體制下唯恐疏漏，因而甚至層層加碼，過猶不及。這邊廂，百姓諾諾，源於一個「怕」字。不僅恐疫，更且懼官，連一瞬間仿佛獲得執法權、權威加身的社區物業保安都怕，生怕行止失措而罹禍也。禍者，不僅是疫，更且為罰，一種極具任意性的、隨時可能加諸身心的強制。實際上，也確曾普遍發生了安保村幹過度「執法」實例。君不見，當此之際，多少行政舉措說來就來，運動式，無所謂法制不法制矣。至於其之涉及中西生命哲學差異而導致生命政治態度有別，進而波及公共危機的應對方式，亦且甚為顯明，後文還將有所論及。網議以民眾「怕死」與否解釋中西國民面臨疫症時對於常態社會性生活之趨避，可作侃大山一樂，卻當不得真的。都怕事，都怕死，只不過外在體制及其釋放的資訊不同，導致心理感受的恐慌程度與指向有別，以至於民情之萬里不同風也。至於那些已然置身大疫，而懵然不知，卻嬌然「我們相信政府」的大媽們，十足典型的愚民教育的痴兒，連「乳頭樂」們都不如，不足論也。
正是在此情境下，一俟封城，有限公佈疫情，國朝上下乃嫻熟運用恐慌政治，利用苦難政治，營造拯救政治，最終烘雲托月般炮製出領袖政治這一神話。封城之後全民恐慌，於是全面收緊行止，恐慌因資訊有限而發展成普遍恐懼。因恐懼而愈發依賴公權，只能服從，更加服從，後者乃於仿佛承擔無限責任之際，予取予奪，萬民俯首貼耳矣。國家和人民，就這樣活生生慘遭綁架，而黨國獨大哉。其實，此番大疫，逝者已矣，傷者自舔，舉國百姓克制自奉，萬戶蕭瑟，承受了最大犧牲。如此這般，官宣對於實際疫情消長及其碾壓之下患者長街求醫的惶然窘迫情形之遮罩，對於醫護仁心智勇的選擇性報導之引向電視螢屏前的開發感動，對於所謂「火線入黨、院士領頭宣誓」的赫然鏡像的正面堂皇渲染，以及後來有關歐美應對失措之沾沾自喜、喋喋不休大幅報導，凡此資訊披露之選擇及其指向，悉數利用苦難，旨在維護永遠無錯的光輝形象，塑造這艘爛船從來踏波前行、力挽狂瀾的神話，引向「萬眾一心、同赴國難」的公共訴求，以及追隨領袖的政治寓意，而全然不論是誰造成了「國難」，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有如此之多的「國難」。雖說一廂情願，可笑荒唐，但經此輾轉，不僅一定程度上似乎於普羅大眾感官層面成功將喪事扮成了喜事，而且活生生將作孽者變成了拯救者，令播散人禍、文過飾非的惡棍，搖身一變而為救苦救難的天使，進而，仿佛一時間消泯了對於天災人禍根源之追根究底的任何可能性，特別是就此斬斷了最高政治責任的因果鏈條。逮至疫情稍緩，情形似乎是，朝野上下，官民兩頭，悉數希望儘快做一了結，以告別這生命不堪承擔之重。至於痛定思痛，追根究源，僅限於推導至大疫首發地之中低層級「官僚主義」者也，一旦稍有溢出，便成禁忌。
本來，匆匆交卷，等於忘記了背面還有考題，實有待後續逐步加上補丁，不遑稍懈。但無法究源追責，等於埋下禍根，一旦因緣際會，舊疾還將發作。十七年間，中國兩度爆發疫鬁，波及東亞與世界，此番更是殃及全球，而最後實際都不了了之，反而高唱「讚歌」，叫囂「戰勝」，厚顏若此，死護着面子而其實顏面盡失，均屬一種後文還將論及的極權政治路徑依賴，教訓在此，令人浩嘆。
這樣，自始至終，伴隨着鉗口鎖喉的是官媒文宣之緊鑼密鼓。實際上，早在疫情正酣、人血噴流之際，已有紅彤彤《大國大潮》刊行，令國人齒冷心寒。此後更有頌歌震天，塑造全知全能領袖光輝。無恥文人推衍「革命者人格」典範而指向「領袖型人物」結論，撒癔症，以此投名，為此張本。凡此顛倒黑白，雖說不出意料，卻出乎情理，悖逆真理，面目可憎，最為令人噁心。——那些央視播音評論諸輩，年紀輕輕，面容姣好，嗓音優美，卻心智瞑懵，心志錯亂，忸怩作態，為虎作倀，謊話連篇，令人反感，接近生理厭惡！難怪此前其後爆出那麼多男盜女娼。坊議所謂央視者，高官富賈之後宮也，概為忿語，而慨為一般輿論矣！
至於其間大小漢語施密特們，或搬用「例外論」，或炒作拉丁左派陳詞濫調，鸚鵡學舌，編寫巨獸神話，操弄民族主義，煽忽革命人格，炒作中美對抗，織造中西明暗強弱寓言，開發感動，利用「鍾南山—張伯禮」式巧偽之徒維穩白手套，白臉紅臉，牽引盲眾，種種伎倆，狡黠險惡，而又愚蠢無比，超越戈培爾，羞煞塔斯社，氣死張春橋，卻終究紙包不住火，更是不在話下。至於粗鄙下作文痞天天喊打喊殺，把核彈掛在嘴上，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民間稱其「攪屎棍」，更不論矣。——一場本應賦予國族以生聚教訓的苦難，似乎竟然就這樣白白流逝了。
順提一句，坊議輒謂「能爬到這個位置，說明還是有兩把刷子的」。此論看似審時度勢，世事洞明，人情練達，其實不過是一種事後追認式的成王敗寇邏輯，唯權是從，逢王就跪。究其實，多數而言，「這兩把刷子」要麼依恃藍色血液或者諸如「秘書」這類裙帶關係，扶上馬送一程，只要不是太傻都行。上位既易，則行雲流水，少爺作風用於執政，百姓殃矣；要麼憑藉逢迎溜須、人前人後那一套，展現的恰恰是劣勝優汰，令不幸混跡官場掙一份口糧的良心不泯、品格正派之士，只能甘具邊緣；要麼按部就班混年資，或者，天上掉餡餅，整個兒一個糊裏糊塗。而一旦上位，等因奉此，知識增長停滯於學校畢業之日，心智與心志一邊倒，唯一常習的便是官場文化，卻因權位獲得話語權，遂以發霉的舊貨應對眼前的現實，除開絕對看上邊眼色行事這一條牢記在心，其他早已朦憨，卻又仿佛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矣。——對什麼都敢「指示」，而且，都是「英明指示」，這本身就是最大的無知，愚妄可笑之至，卻自上而下，層層上演，級級模仿。置此情形下，居然還好意思說「黨政機關里有大量精英」，而非渣滓，其認知錯位，自愛兮兮，令人作嘔。
二、猙獰國家與極權政治的路徑依賴
面對大疫，民族國家疆界及其地緣政治意義兀自凸顯，立馬取代跨國共同體，畫地為牢，各自為政，以利己自保為最高準則。而且，其地理與法政意義超出文明論，也逸出政治意識形態。一國之內，亦以行政區劃切割。人人自保，村村自保，國國自保，斷航禁行，無不沿邊界展開——家門、村口、省市區劃與國境。更有甚者，大疫初期，竟然上演了地區規模乃至於國家層面搶奪攔截醫護用品之叢林鬧劇。換言之，國家政治中信誓旦旦的公民政治瞬間為生物政治所取代，國家間政治中的共同體概念面對「古老的」國家之強力地緣實存，即刻不攻自潰。置此情形，公民身份旦夕抽縮回國民，國民再被迫萎縮為市民，市民蜷縮成屬地的居民，居民蛻化為唯求保命的生民，甚而，具體到街區與門牌，竟至於綠碼中的號碼。真所謂畫影圖形，無所逃遁，天網在上（under his eyes）。大國家、大政府陰影下，公民個體不僅無法逃離國家，而且隨居住地浮沉，仰其鼻息，講述了一個政治不僅是和平共處的基本原始準則這一大是大非，而且道出了政治是圍繞着國家這一法政共同體權力而展開、本來意欲鋪排之、卻不意為其所操控之異常尷尬。就是說，作為治理單元、受託物件的國家，變成了「赤裸國家」，人民回歸「赤裸生命」，而委責於國家及其政府。國家及其政府呢，不論表面上或者現實中，乃君臨一切矣。
正是在此，身處晚近三、四百年方始形成的這一地緣法政大框架中，仿佛堅不可摧的自由主義一己悲歡，已被大疫之下頓然現身之巨靈收攏於有形巨掌。威權國家本就無此政治底蘊，藉疫操練，駕輕就熟，無以復加，而人民從來都是「赤裸」的，立憲民主國家亦以「例外狀態」應對，就其外溢效應而言，那歷經滄桑的「民主國家陣營」一經大疫擊打，其實早已落葉紛批，各顧各，碩果僅存的不過是萎縮為軍事情報分享機制的「五眼聯盟」，一個盎格魯—撒克遜之上陣父子兵。既看不到全球民主國家之同仇敵愾，也難覓民主國家之聲氣相求，而原因不僅在於民族國家這個原始巨靈發力，現代國家的1.0版本（民族國家—文明立國）衝決了其2.0版本（民主國家—自由立國）的目標設置，而且，在於老美這個頭號民主國家居然淪落為特朗普式的病夫治國，了無頭號大國應有的胸襟與擔當，曾幾何時的「美國時代」也就仿佛要進入後「美國時代」了。美歐等地民眾不時上街抗議個人自由受限，公民聯邦仿佛依舊發力，而民粹與民主夾雜，反智與反暴混融，此間源流堪為索引。進而，諸種因素輻輳，導致雖然大疫將一損俱損的現象擺在眼前，而下文將要論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無論是在本意還是引申意義上，均頃刻土崩瓦解。
的確，大疫之下，奠立於地緣政治的民族國家原形畢現，揮起了各掃門前雪的巨帚，高牆沿囯境瞬間聳立，可堪訝異，卻絕非意外也。不過，必須指出的是，此番應對大疫，北歐的瑞典和東亞的日韓新等囯，中國的台灣地區，以色列與澳新諸邦，取法乎中，其方式，其理路，堪稱典範，深值探究。香港這一原本治理優異之地，人財兩豐，卻失誤連連，適為反例。當然，以色列常年處於戰時或者准戰時狀態，其成功抗疫模式，難為其他常態國家所仿效，因而，可能也就僅具個案意義。——無論科技還是文化，此邦時常一騎絕塵，難以仿效矣。
就國朝情形而言，公權藉此進一步強化，呈現出救災政治與治水社會的全副症狀。但凡自上而下，級級發動，層層加碼，舉國同調，政治當頭，罔視法制，甯左勿右，壓抑民間，取消社會，以及鉗口噤聲、抓捕異議人士等等，悉數上演，仿佛無所不能，卻又捉襟見肘。當然，無論怎樣，「聖主英明，貪官有罪」這一條總是萬變不離其宗；「上頭政策好，下頭執行歪了」還是永不言敗的制勝法寶。華生兄的長文滔滔，處心積慮，為君上憂，不過為此精緻理論版本。其結果，如前所述，阻絕了究源追責的因果責任鏈條，是非難得清算，但等下次天災人禍，一切照舊矣。非典而後新冠，居然接二連三爆發於崛起中的大國，一個確曾誠心希冀世界接納的古老城邦，已然對此做出了最好幫助。——行文至此，媒體報導三鹿事件重演，人間又現大頭娃娃，再度對此慨然作證，豈一個痛字所能道盡。不過，話說回頭，其間堪值凝視而思考者，乃面對洶湧民意，公權於李文亮大夫事件上急劇轉身，說明人民一旦覺醒而不再恐懼，齊齊勇敢發聲，則威權鐵桶已然並非滴水不漏。總體而言，凡此極權政治的路徑依賴，表明這個國族基於立憲民主的共和理路的現代治理，無論是菁英理念還是大眾實踐兩端，均尚付缺如。應急性的准戰時狀態收攏了本就薄弱至極的民權，在初期略見零星異議以後，音消響歇，而權力萬能與領袖全能的群眾心理，蔚為一般國民意識，直將那如弱水泄沙般的公民觀念，掃蕩無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