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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獨裁者毛澤東 為何會暫時離開最高權力中心

—1962年廣州會議和毛澤東關於文藝的兩個批示

作者:

一,1949年後毛時代的中國人,生活在階級鬥爭為綱的社會絞肉機里,數千萬百姓被虐死。唯1962——1966文革前,毛暫時離開權力中心時,國內政治氣候略有緩和,百姓稍能休養生息。那時雖然還是充滿了爭議和矛盾,卻是值得懷念和研究的年代。

現在常說前後兩個30年,前30年一般專指毛時代。其實前30年定位,有點模糊。如果以49年政權更迭至1976年毛死去,那是27年。如果以49年到1978年12---22日,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那正是30。本來這樣細究,似乎意義不大。但筆者想做一點1962年了1月中央七千人大會的召開,到1966年文革前,這段歷史的研究,所以還是釆取前一種斷代法,即到76年毛死去,那才是名副其實的毛時代。

說起毛時代,都說是一以貫之的毛的專制獨裁,一言九鼎,一句頂一萬句。毛本人對此並不忌諱,公然宣稱,自己就是秦始皇,承認就是要搞獨裁,而且勝過了秦始皇一百倍!所以才會有神州大地萬馬齊喑,鴉雀無聲,百花萎謝!這也不是毛的發明,所有獨裁者都是這個德性。君不見惡魔希特拉丶斯大林丶波爾布特,還有齊奧塞斯庫丶霍查丶三鑫丶卡扎非丶薩達姆,有差別嗎?當然下場也會一樣,差異只可能來早與來遲而已。

儘管如此,如果我們細檢一下,有時獨裁者包括毛,在其獨裁專制時期,也還會有不能一言九鼎,不能一句頂一萬句的時候。那時肯定是大獨裁者,作惡最多,給其國百姓帶來災難,天怒人怨之時。這時獨裁者如果已是權力動搖,或已暫時離開了權力中心時,就可能會出現一段變革改良時期,那也是社會的一點進步。但那常常只是一段過度時期,時局還會有變。

結果無非有二:一是社會繼續向歷史潮流前進,不經過大動亂,沒有發生以暴制暴,直至實現民主轉型,比如台灣蔣經國時期。那是百姓之福,也是國家之福。其二是獨裁者賊心不死,經過一番較量,重新回到權力中心。那時可能對既往的惡行,有一點收斂;但也可能變本加厲,怙惡不悛,干出更壞的事來。而且這種可能性更大,實例也更多。此乃專制制度本質決定的。因為極權制度下,權力就像毒品,會愈陷愈深,所謂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貶!

作者關注中國的1962---1966年文革前這段歷史,正是為了驗證這樣的論斷。

我想起碼有如下的史實,值得我們反思研究:

一是大獨裁者毛澤東,為何會暫時離開最高權力中心;

二是中央高層一些務實領導人,1962年之後,究竟做了那些實際工作,使中共這條搖揺欲墜的大船,又能艱難地重新啟航;

三是毛澤東為何還能東山再起,重回權力中心,並把中國拖進十年浩劫苦難的深淵?

關於第一項,即毛為何在中央七千人大會後,暫時退出最高權力中心,研究者甚多。

可以說七千人大會是個永遠說不完的話題。直到五十年後即2012年2月,在華盛頓,還有一個紀念七千人大會召開五十周年的研討會。與會代表盡皆對大饑荒研究,卓有成果或親歷者。

筆者作為大饑荒重災區安徽省的親歷者和研究者,榮幸地忝為代表之一。雖然後來因故未能親臨。但我提交的文章,已作為會議文件結集出版。我提交文章的標題是:「毛澤東人生最大敗筆最大恐懼是什麼?」說的就是,別看毛澤東復辟後威風八面,尤其是文革中紅海洋惡浪一般的萬歲萬萬歲聲,向他歡呼。其實,七千人大會後,毛的餘生都是在恐懼中度過的。他做的每一件事,包括以後指定或江青,或毛遠新接班,都是為了掩蓋他犯下的反人類罪的滔天罪孽!

毛不得不暫時退出最高權力中心,一言以蔽之,就是他犯下了餓死中國三千多萬人的反人類滔天大罪!毛以後最大的願望是脫罪!當然也想『甩鍋』,不過他這位一言九鼎的人,還能甩給哪一位能一言八鼎丶七鼎的人呢?

二,關於中央七千人大會前後,中國有哪些值得記述的重要史實,正是此系列文章着重討論的話題。此前筆者發過兩篇小文,做一點探討。

(一),「大躍進大饑荒一個甲子祭」,說的是七千人大會之前,主要是大饑荒慘烈現實披露後,中央高層的反映,和不得不面對現實,要做出決策上的調整。比如『調整丶鞏固丶充實丶提高』的八字方針,比如七千人大會的召開。毛澤東這才知道,主要是他的作惡,使偌大的中國,幾成人間地獄!所以不得不在大會上,做一點敷衍塞責的檢討。他也知道他再也無力收拾這個爛攤子,只能在一邊歇着。有很多人說,毛此時是退居二線了。其實沒有,因為那時他還是中央主席,並不是什麼榮譽主席。但確是暫時離開了權力中心,這才有當時中國一些重要政策上的調整。

(二),「陳雲劉少奇毛澤東與西樓會議」,七千人大會主要是揭露問題,而大會閉幕僅14天之後,緊接着召開的西樓會議,才是中央大政方針調整的第一步,主要是經濟領域。首先要解決的是大批餓死人的問題!否則一切都是空話。會議的主角是陳雲,他長篇大論,否定毛澤東堅持階級鬥爭治國和社會主義改造那一套。務實地具體地指出國家經濟困難的現狀,和解決困難的具體措施。

由於得到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的支持,中國終於從苦難的深淵中,走出了第一步。

毛澤東對陳雲們的改良措施,心情是複雜的。有成效了,就更顯得他的罪錯與無能;竭力反對,頑固堅持極左路線,只會國家更糟。到時候秦失其鹿,天下共逐,誰的日子也不好過。

接下來按時間排序,就是1962年3月5日,由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主持召開的廣州文化工作會議了。它可比陳雲主持的西樓會議,所談的經濟領域的問題,複雜得多。和繼後發生毛對文藝問題兩個批示,及什麼『利用小說反黨』一事,涉及的是政治思想領域的博奕,還會和建國的大政方針丶理論基礎等諸多問題,有重要關聯。前者是經濟改革,後者是政治改革。用後來溫家寶總理的話說,就是沒有政治改革,經濟改革註定要失敗的。

先從62年3月召開的廣州文化工作會議說起。

(三),周恩來、陳毅與1962年廣州知識分子會議。49年以來,全國知識分子,因毛定性為資產階級,一直被打壓整肅,災難深重。56年雙百方針召來的是引蛇出洞。唯廣州知識分子會議,有幾分真誠。在繼後幾年的恢復調整期間,脫帽後的知識分子貢獻可圈可點。後來,又是毛澤東緊握階級鬥爭的絞索,等待善良的中國知識界,是集體陷落到文革的苦難深淵。

1962年2月底,在中共中央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後,周恩來、陳毅南下廣州,去參加在那裡召開的科技工作會議和戲劇創作會議。

廣州會議是『全國科學技術工作會議』和『全國話劇丶歌劇丶兒童劇創作座談會』,兩個會議的合稱。許多知識分子稱之為『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的會議』。

3月2日,周恩來向參加這兩個會議的科學家和文藝家發表重要講話,批評了幾年來對待知識分子的「左」傾錯誤,毅然從實質上恢復1956年黨對知識分子狀況的基本估計,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再一次肯定我國的知識分子是勞動人民知識分子,而不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周恩來因為工作忙,未等會議結束而提前返京。陳毅受周恩來的囑託,於3月5日、6日向兩個會議的代表明確宣布要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

陳毅說建國以來,運動不斷,不少知識分子挨整。但是,經過了十年、十二年的改造、考驗,知識分子們依然和我們同心同德,還不足以證明,我們是一家人嘛!在這裡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我代表黨中央、國務院鄭重宣布,為諸位脫去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說著說著陳老總做了一個從頭上取下帽子的手勢。

陳毅又說,從今天起你們都是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我們都是一家人!這些話對一路挨整的知識分子來說,無啻於空谷足音,聞所未聞,反應之熱烈,是可想而知的。有一個傳說,說的是在全場擁護的熱烈氣氛中,陳毅發現到會的新華社記者,有些驚訝地停下了手中記錄的筆,陳老總馬上厲聲的說,為什麼不記了?你們得一字不落地把我的話記下來,明天就要一字不落地見報!

廣州會議消息公布後,全國反響巨大,知識界雖說依然疑慮重重,有人猜測會不會是又一次的引蛇出洞,而繼後傳來的利好消息,使人們相信周恩來和陳毅的講話確有幾分真誠。歷史對五十年前的這次會議的評價,依然是正面的積極的。這也是毛澤東暫時離開權力中心時,才會有的效果。

當時很少有人知道,廣州會議周恩來是頂着很大壓力去召開的,回京後又受到一些左傾的高層責難,特別是周向毛澤東彙報時,毛竟然一言不發。儘管如此,周恩來依然堅持把廣州會議精神,寫進了當年底召開的全國人大二屆三次會議的決議中。值得一提的是,鄧小平也支持了這樣做。更值得關注的是,這次會議之前的9月24日,毛澤東剛剛在會上提出了要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而階級鬥爭的對象,知識界從來都是重中之重!我們能說這兩次會議的精神是一致的嗎?

應該說這次會議,雖然是對「左」傾錯誤的一次勇敢的搏擊,使知識分子再一次受到很大的鼓舞。但是,由於黨中央對思想上政治上的「左」傾觀點沒有作出徹底清理,因而使得廣大知識分子很快便又蒙受了新的更大的磨難。

誰都知道,當時黨中央的左,自然指的是毛澤東,否則誰能否定周總理的決策呢。其實,廣州會議反映出的毛和周的分歧,並不是一次突發事件。遠的不說,以後文革期間,痛批的有關知識分子的三個文件;《高教六十條》、《科研十四條》和《文藝八條》,都是周總理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先後主持制定的。依然是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上,毛和周分歧所在。

雖然都說周在毛面前唯唯諾諾,有人說周是『八級泥瓦匠』,近年有人直斥周是『幫凶』丶『陰謀家』。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上,有人還說周和毛,一個唱紅臉,一個唱黑臉,為的都是統治者小集團利益。這些話可能都沒有大錯。

但是,周作為一個大國總理,深知治理一國,決離不開各行各業的專家和工匠們,各司其職,是極簡單的常識。而知識分子又是有獨立思考的群體,是難以駕馭的。所以在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背景下,周必須出來做一點撫慰工作,不然國家這台機器,就無法運轉。但毛這個人豈只是剛愎自用,甚至是狠毒無情,又睚眥必報!不但對各級知識分子,乃至對周恩來鄧小平陳毅這樣的肱股大臣,也不留情面。所以毛周之間的嫌隙,由來已久,此消彼長,大部分時間,毛都是盛氣凌人,只有在毛跌下神壇的七千人大會之後,毛方有些收斂,周丶陳才『放肆』一回。

而周丶陳一『放肆』,對國家對百姓,都是件好事,不管其動機如何,已經發生的歷史現實,是客觀存在的,不妨略說一二。

高層的放鬆,必然會引起連鎖反應。我是過來人,對全國大形勢了解不多,只記得文化藝術方面,確實活躍了許多。出過一些流行小說,像,《青春之歌》《紅岩》《紅旗譜》《苦菜花》《野火春風斗古城》等,熱鬧過一陣子。這些書都讀過,印象不深。倒是對那時熱播的電影,像『早春二月』,『天仙配』『林則除』『甲午風雲』等,倒是久久難忘。當然還有『海瑞罷官』丶『李慧娘』這樣,當時頗受好評,後來文革興起,成為批判重點的戲劇。

那時印象最深的是家鄉發生的事,因為都與我休戚相關。

安徽是最先搞起責任田,即包產到戶,也較快解決了餓死人的問題。我所居住的蕪湖市,是繁榮了一千多年的水陸碼頭,商業也率先活躍起來。著名的十里長街,一時商舖林立,人群涌動,市聲嘈雜,一改大饑荒時的一片死寂。

可惜左與右的博奕,放開與卡死的矛盾,一直在上演着。不久,記得是1962年6月,一個星期日。那天下着細雨,突然十里長街兩頭,和各個路口,都被荷槍實彈的軍人控制着。約上午十時,幾枚信號彈衝天一響,十里長街所有物資,被一掃而空。犯的都是投機倒把罪,貨物沒收,人都未抓。我就住在長街邊上,目睹了全過程。事後得知,當時長街彙集了十七個省市的商人,老百姓說,這下政府發財了。此後長街重歸死寂。

但作為反右和大饑荒的罹難者丶親歷者和倖存者,我更關注的是安徽政治思想狀況。雖說在曾希聖曾霸王的管轄下,反右派反右傾,尤其是大躍進大饑荒,都是重災區。當時安徽總人口僅三千三百多萬人,而據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張愷帆回憶錄》記載,餓死人竟達四百萬至五百萬之多。張愷帆是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常務副省長。因在重災區無為縣,堅持解散公社食堂還糧於民,開放小市場,被毛澤東在1959年廬山會議點名斥責階級異己分子,並通報全國,加劇了全國性大饑荒的蔓延。

七千人大會上,曾希聖倒台。李大釗之子李葆華主政安徽。張愷帆和省級右派李世農楊孝椿等復出。安徽有過幾年政治較寬鬆,經濟較開放的日子。李葆華還秉承了劉少奇指示,正在為全安徽右派複查平反工作。可惜因毛的一聲斷喝『給右派平反猖狂之極!』,筆者和全省31472名右派(浙江省右派13563人),除少數黨員和縣處級以上右派,按當時政策,先黨內後黨外,先領導後群眾,獲得平反之外。我們平反結論,皆胎死腹中。

當時安徽文化上的新氣象,是黃梅戲家喻戶曉。特別是嚴鳳英主演的〈天仙配〉,在華東匯演獲一等獎後,到處都是『你種田來我織布,你挑水來我澆園』的歌聲。反映了大饑荒後,人們對男耕女織,小農經濟的留戀。往深處想,也可能是對土地私有,自耕自食的嚮往。

如果土地私有,或有一點經營權,如爾後鳳陽小崗村那樣,包產到戶,那歷來是農業大省的家鄉安徽,還會餓死那麼多人嗎?唱戲的嚴鳳英是不會想到這一些的,卻帶來殺身之禍!可惜這位黃梅戲女王,在文革中被迫害身死,還遭剖屍之辱,令人唏噓感傷。直接戕害嚴鳳英的軍代表劉萬泉,還獲得學毛選積極分子,至今也未倒過歉。

還有一事值得一記。就是安徽作家陳登科長篇小說《風雷》的出版,也曾轟動一時。現在看來,並非有何高明之處。相反的,它也屬於和《艷陽天》《創業史》這類小說一樣,是歌頌農業合作的,它們有一項共同罪責,都是餓死農民的幫凶。但《風雷》不同之處是,間接地披露了大躍進大饑荒的農村現實。這就動了毛家的奶酪,犯了大忌!文革中遭到了殘酷的批鬥,用細鋼絲吊著重黑板,連番羞辱揪斗,鋼絲嵌進了肉里,留下深深的血痕。後投入監獄,九死一生。光是批陳,不知道成立過多少批判工作組,其中有兩家最為出奇,一曰『安學江』,一曰『皖敬青』,學誰敬誰還要細說嗎?只知道這兩家都來頭大,一家是當時的省委宣傳部,另一家不好說了。

關於陳登科先生,還有兩事須要一說。一是文革後他是全國人大代表。他的提案是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即原義勇軍進行曲原歌詞,被採納了。

叧一事是陳在一次文學座談會上說,說藝術家都是有良心的,而政治家都是沒良心的,他們都是婊子!這事風波鬧的很大,驚動中央高層,據說周揚還曾為陳說項。好在是八十年代,氛圍還好。此事不了了之,陳畢竟還是趙家人嘛。

廣州文化工作會議過去近六十年了,我們應該如何理性客觀地評價那次會議,和會議前後發生的事情呢?它對今天又有何借鑒意義呢?

可以說廣州會議前後,中國正處在一個多種思潮的交集時期,要說是高層權力的博奕與制衡也可以,算不算一次糾錯與反省的過程呢?真是很難說清。

要往深處說,這正是民主制度與極權制度的根本分歧點。民主制度也會有很多錯漏與失誤,但還可以用民主的方法解決,比如權力的分散與制衡,如孟德斯鳩首創的三權分立,還有被稱之為第四權力的輿論監督。它們合力就可以達到即時糾錯的結果,可以保持社會的長期穩定。

而極權制度雖然也謀求社會穩定,但其權力高度集中,僅一句全黨服從中央,實質是定於一尊,用第二共產國際普列漢諾夫的話說,一黨專政必然走向領袖專政。一旦領袖一句頂一萬句了,還有什麼博奕丶制衡丶和糾錯的可能!

1962——1966文革前這幾年,雖說還是毛時代,毛還是黨主席,黨國體制沒有變,一黨專政沒有變,黨管意識形態沒有變,甚至禍國殃民的三面紅旗,還在各個角落的天空招搖,名義上中國還行走在社會主義大道上。但是,所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也包括今天不帶偏見研究毛時代的後來人,不能不承認,那些年中國發生的事,確是有着很多值得認真研究的變化。那不單是要恢復歷史的原貌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們正面臨政治改革的深水區,它能給我們提供怎樣的經驗和教訓?說的更直白一點,毛澤東執政以來,他的以階級鬥爭為綱,以消滅私有製成為執政者所有制的一系列社會主義改造政策,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究竟是幸福安康,自由快樂,還是深重的苦難:民不聊生、餓殍遍野、國力衰退、科學文化被賤踏,知識分子人人自危?一句話毛氏的社會主義道路,是前程似錦呢,還是危機四伏,已經走進了死胡同?!

其實這些看似嚴重複雜的問題,每一個出於公心,又敢於面對嚴峻現實的經歷者和研究者,心中應該早有結論,因為1962年初的中央七千人大會,已經告訴了我們歷史的真相。就是毛氏共產主義烏托邦,把六億中國人中的三千多萬人都弄死了,餘下的窮到大姑娘沒褲子穿站不起來,全國85%的森林都被砍光了,「全國的全面恐怖」(胡績偉語),這條道還能往前走嗎?

而七千人大會和西樓會議之後,出現的一系列新氣象,諸如農民們有了一點點土地使用權,馬上就能見到農付產品日漸豐富,人們開始吃飽肚子了,小市場也流通起來了。隨着一部分冤假錯案的平反,和知識分子政策的放鬆,科技文化陣線都有了復甦與發展。中國開始從大瘋狂大破壞大饑荒的廢墟中,滿身瘡痍歪歪倒倒地爬起來了,而且情況正在逐漸好轉。建國以來,經過十兒幾年的反覆折騰,國力耗盡,民力也耗盡,國與民皆已疲憊不堪。只是到了這個時候,才有了一點休養生息的機會,喘了一口氣,像是活下來了。

可惜好景不長,暫時蟄伏一旁的毛澤東,和他的幫凶康生柯慶施陳伯達等極左派,一刻也未停着。依然頑固地堅持那些階級鬥爭丶暴力革命,和消滅私有制的那一套。名曰所謂堅定的走社會主義大道,實則依然無視已經發生的,極左路線帶給國家民族的深重災難,時時伺機復辟。其實說白了,還是權丶利之爭。那些漂亮言詞的背後,還是在為毛本人和其剝削的小集,獲得最大的利益,不惜對全國百姓做徹底的剝奪。其中也包括對精神財富和輿論陣地的佔有。

面對西樓會議和廣州文化會議後,國家經濟文化領域,出現的復蘇和相對寬鬆和繁榮一點局面,毛澤東們是不甘心的。這不機會馬上就來了,讓我們在本文的下篇,看看毛澤東們,是如何進行瘋狂報復的吧。

下篇將重點討論,『利用小說反黨』一事,和毛澤東關於文藝的兩個批示。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議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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