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代表團團長，時任特朗普總統特別助理兼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東亞事務的博明(Matthew Pottinger)（中），朝鮮對外經濟關係省負責人金英才(右)在北京參加「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2017年5月14日)
今年「五四」，與往年有些不同。
美國官員博明先生在弗吉尼亞大學米勒中心以漢語演講，以「五四」為切入點，談論美中關係，以美國視角討論中國的過去和現在。他直接面向中國民眾，回顧胡適、張彭春等張揚五四精神的中國人，闡述以公民社會及公民意識為內涵的五四精神，讚揚做出「大大小小的英勇行為」的「五四」繼承人。
「五四運動進入它的第二世紀」，「它的最終遺產」，以及「五四」的民主願望是否還要「等到下一世紀」──博明先生把這樣的問題提到中國人面前。
這引起了震動，得到了反響。
在民間，在能看到、聽到這一演講的人中間，打動了人心。人們感慨，一個美國人，以很有啟蒙意義的演講，幫助中國人重新認識「五四」。特別是博明先生談到張彭春。中國是聯合國的創建國之一，國民政府官員參與起草《人權宣言》，有所耳聞，但多數人從未如此具體地了解張先生的貢獻。筆者在內，從「一個美國人的口中第一次聽說張彭春」，自覺汗顏。
張彭春
中共那邊，反應也正常──它指責博明先生「並不真正了解中國，也不懂什麼是五四精神，因為他對中國抱有強烈偏見」。針對民間的反應，中共如此指責，應該說也是迫不得已，它的意思是，中國乃黨國，須以黨國視角討論五四精神，否則就是抱有偏見。對中共而言，五四運動，昔日意義在於所謂「為我黨建立做了組織上的準備」，而今日已是黨國天下，其意義在於愛國主義──愛國即為愛國家，愛黨國。至於「賽先生」、「德先生」，拿它們作作招牌還算勉強可以，倘若認真起來，深入討論科學、民主兩位「先生」，還要探討它們與平民主義之關係，那就不可避免會觸犯中共自身的利益，那就是抱有偏見了。
中共標榜五四運動為「一場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其所謂「徹底」，即在於它看上去與中共的「主義」相聯繫。然而，實際上，中共掌權七十年，竭力切斷五四運動與科學、民主兩位「先生」的聯繫，切斷它們與平民主義的聯繫，壓制公民權利，壓抑公民社會，使得五四運動百年以來的中國，「反帝反封建」都不能徹底。
反「封建」不徹底，因為貌似反「封建」，同時卻縱容獨裁專制，黨魁崇拜與獨裁身披紅色外衣，黨國專制與時俱進。
反帝不徹底，因為市場經濟發展不足，亞細亞方式的社會基因仍根深蒂固，經「中國夢」呼喚而再度復活、膨脹，與時俱進為新的紅色帝國之夢。
由此可以看到，博明先生提起平民主義的話題，確有探討的必要。
博明先生所謂平民主義，即populism，一般譯為民粹主義。它起源於俄國，人們對它的了解，主要是它強調東方亞細亞社會的特殊性，可能不必經過資本主義階段而直接向未來社會發展。不過，俄國資本主義發展起來，同時，經過與馬克思學說交鋒，民粹主義一度衰落。
最初的俄國民粹主義，為俄國「異議人士」之一支。他們曾與恩格斯討論，而他們的看法，促使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所謂「亞細亞社會」與「亞細亞生產方式」，對此有所論述。俄國的普列漢諾夫曾是民粹主義理論家，後轉向馬克思學說。他所著批評民粹主義的《我們的意見分歧》，恩格斯對它很是推崇。
東方社會未能避開資本主義的發展，致使俄國民粹主義衰落，然而，市場經濟在東方社會歷經坎坷、曲折，顯示出國家與政府控制的背後，亞細亞方式的社會基因仍根深蒂固。其表現之一就是，號稱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將「亞細亞生產方式」劃為理論禁區，力圖掩蓋它敵視西方思想、親近亞細亞帝國舊夢之本色。
這表明，民粹主義固然經歷了理論上和現實中的失敗，但是，它提出的問題，因為市場經濟發展不足而依然存在着，只是在社會發展之中，顯現出新的存在方式。中共學着蘇聯，在資本主義發展不足的東方社會，以相對於蘇聯更短的「過渡」時間，一躍而入它們所謂「社會主義」，毛澤東還為此創造出「繼續革命」理論，在資本主義沒有多少發展的中國大反所謂「資本主義復辟」，與當年的俄國民粹主義，也算是殊途同歸。其代價是，它自己的所謂「社會主義」弄得不倫不類，既非資本主義，也非社會主義，只能是新型的東方專制主義。
這樣，迴避資本主義的民粹主義失去了意義，但是，近幾十年來它再度興起。博明先生在「五四」之際演講，突出populism作為平民主義的一面，它支持着「五四」精神，支持着嚮往科學、民主的五四運動，與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在今天的中國，有其現實意義。
populism，作為一種反抗專制統治的意識形態，以人民為核心，有其革命性，但其崇拜的「人民」是抽象、整體的「人民」，為先天之缺陷。初起時，它以民粹主義出現，與尊崇較為具體個人、以個人自由或個人主義為理念的資本主義，有矛盾或衝突，它追求避開資本主義，也就不奇怪。資本主義發展起來，並且顯示出強有力的全球化趨勢，而近數十年來，民粹主義仍能復興，基本上，與全球性的統治者、被統治者之間矛盾尖銳化，而民主政治內在矛盾也很突出，有直接的關係。況且，此時的民粹主義，其獨立性較差，各種「主義」林立的環境裏，它往往直接與極端民族主義結合，與當年俄國民粹主義之自成一體，有很大不同。
在中國，極端民族主義，乃至沙文主義，正在成為黨國之中當紅的「主義」，而民粹主義又有排斥、迴避資本主義之天性，它們的結合，也同樣引人矚目。當此之時，強調平民主義，就很有必要了。
當然，這不容易。
正如博明先生所講述的，在五四時代，先進的中國人，如胡適，如張彭春，就以平民主義呼喚科學、民主，而平民主義，正體現於科學和民主的實踐之中。但是，俄國與中國同為歷史悠久的專制古國，即使其基本理念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馬克思學說，到了這裏，也很快就被扭曲為閃爍着崇拜國家、專政、中央集權之類東方智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五四以來的百年，前三十年還很有些競爭的態勢，後七十年就乾脆重新走向「大一統」。
博明先生在演講中談到毛澤東對魯迅的寬容度的限度。有意思的是，就在前不久，一個自稱「高中生」的人寫信指責作家方方，也提到了此事，但是，兩人的用意完全相反──博明先生批評共產黨人虛偽，反襯「五四」精神繼承者的勇敢，而「高中生」，本該「初生牛犢不怕虎」，卻匍匐在毛「偉人」腳下，要求「方方阿姨」揣摩毛澤東話里的「意思」，要她收起自己的批判精神。
中國共產黨磨滅「五四」精神的批判鋒芒，閹割五四的靈魂，幾十年間，一盤很大的棋下得有模有樣。博明先生看來是不信邪，他對中國人講述他們已經不大熟悉的中國歷史和人物，批判的鋒芒又顯現出來。這是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