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來，中共一直在講「重要戰略機遇期」，從16大講到19大，就是中美貿易戰中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2018年12月）也仍講「我國發展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
但是，去年12月爆發的中共病毒（武漢肺炎），打得中共地動山搖，以致4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習近平首次公開表示：「面對嚴峻複雜的國際疫情和世界經濟形勢，我們要堅持底線思維，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
這段話大堪琢磨。首先，「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表述，表明其已經認識到中共置身其中的國際環境正在發生轉折性變化，而且，這個變化不是一時的風起浪涌，而是「較長時間」的風雨飄搖。其實，國內環境也是一樣。總的來說，中共已享受了20年的「戰略機遇期」已一去不復返了。但是，相對「兩個一百年」的大目標來說，中共還需要30年的「戰略機遇期」，中共正在感受着被腰斬的痛苦。
其次，再次強調「底線思維」。去年1月，中共曾不惜變動早已安排好的各省級「兩會」時間，緊急舉辦為期4天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堅持底線思維着力防範化解重大風險專題研討班」。這表明了什麼？這表明中共已被空前強烈的「亡黨恐懼」所籠罩，隨時準備孤注一擲，所謂做好「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以此來捆綁中國人民，要挾世界（詳見筆者「解體中共『底線思維』」一文）。
以上兩點，其實表明，中共已處在兩個極端之間了：一端是末日來臨的空虛、脆弱與崩潰；另一端是垂死掙扎、毀滅、破壞，死也要找個墊背的瘋狂和惡毒。因此，中共的具體政策就顯得空前的混亂、矛盾和複雜了。
所以，我們看到，一方面，中共與美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1月15日）；即使在疫情中，美國和中共在實施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中與農業相關的條款方面取得了進展，3月24日，美國農業部長說「這些步驟表明，中國正在朝着實施第一階段協議的正確方向前進」，美國貿易代表說「在執行第一階段貿易協定的過程中，我們每天都與中國進行合作」；3月26日，川普與習近平通話，美中雙方對於病毒起源的爭吵有所降溫；等等。
另一方面，中共利用瘟疫擴張其全球野心，加強其對全球供應鏈的控制，開展進攻性的「口罩外交」；利用「大宣傳」和「大外宣」，甩鍋美國，試圖逃脫造成這場災難的責任；軍機、軍艦、航母繞台巡航，加大對台軍事壓力；利用瘟疫打擊、壓制港人民主抗爭，4月15日香港所謂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稱「要儘快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層面下功夫」，「23條立法」又蠢蠢欲動，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妄稱香港已出現近乎「本土恐怖主義」，正與律政司研究援引《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作出檢控的可能性；等等。
這一切並不能迷惑明眼人。這一切只是表明，末日時刻的中共，只有兩端中打滾的本事了。滾來滾去的結果，只能是死的更快，而非苟延殘喘。
我們須認識到，中共的邪教本質（詳見《九評共產黨》），決定了它既絕不會改良從善，也絕不會主動退出歷史舞台，相反，它的末日時刻，可能是它最瘋狂、邪惡的時候，它自己不活了也不讓別人活，它要人殉葬，它要同歸於盡，它要毀滅它所得不到的，沒有它不敢做的。
而表面上的高科技監控手段、網格化管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所提供的物質力量，一些人群、勢力對它的屈服和跟從等等，也使得它趾高氣揚、來勢洶洶，狂妄囂張、不可一世。
但是，末日時刻的中共，也是它力量最虛弱的時候，它當然知道自己的能力之極限，它是用更加邪惡來彌補它的日益無力；所以，它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它的一切都是演戲，它是外強中乾，它利用的是對手的恐懼、苟且和猶豫，它利用的是對手的一切弱點，它怕的是來真的、來硬的，它怕的是無所畏懼的抵抗和堅定不移的進攻。
解除垂死中共危害、威脅的唯一途徑，就是堅決、強有力的反擊，不抱幻想，無需等待、不留空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