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在中國網絡中，流傳着一個故事：據野史記載，在中亞古國花剌子模，凡是給君王帶來好消息的信使，就會得到提升，給君王帶來壞消息的人則會被送去餵老虎。此事的真假如何且不論，如果我們將這個故事抽象：報好消息的有獎勵，報壞消息的被懲罰，則可將其稱為花剌子模輿論管控模式。古今中外，以此模式治國的並不少見。
「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當年強盛無比的秦朝掃平六國之後，之所以不到20年就覆滅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迷信輿論管控的作用。而兩個著名的歷史典故，就與之有關：一是「焚書坑儒」，二是「指鹿為馬」。非官方意識形態的書籍，一律焚燒，妄議朝政者，一律坑殺。到了最後，當指鹿為馬時，竟無人敢說是鹿，可見秦朝統治者消除異議的手段和輿論導向的能力何其了得。然而正是這種治國理念上的誤入歧途，導致信息的自我屏蔽，對「天下苦秦久矣」的民心輿情毫無察覺。以封天下之口始，而以蒙蔽自己終。愚民者自愚，坑人者最後自坑。
談及這一段歷史，唐代詩人章碣有七絕《焚書坑》：「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焚書坑儒的灰燼尚未冷卻，天下就已經大亂了。而那兩個造反的人劉邦和項羽，竟然都不是輿論防控的對象讀書人。
回顧中共歷史，在採用引蛇出洞的「陽謀」一網打盡發表批評言論的知識分子和黨外人士之後，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說「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他指的是那些被打倒的右派，實際數字是55萬。之後不久，黨內彭德懷等人也被打倒了。隨着體制內外的敢言者先後都被打倒，於是天天聽到的都是好消息，公共食堂，大煉鋼鐵，畝產萬斤的荒誕劇出現了，連著名科學家都在附和好消息。如錢學森就曾幾次對畝產萬斤作「科學論證」。此時已無人再敢說真話報告壞消息。下面的實情無從上達，錯誤得不到糾正，而愈演愈烈，最終導致了被劉少奇稱之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三年大饑荒。
人之本性，喜歡聽好消息，不喜歡聽壞消息。
一個簡單的問題是：是否天天聽到好消息，就真的能改變事實本身，導致天天有好事發生？顯然，消息的篩選如何，輿論的導向如何，並不會改變事實本身。鹿畢竟不會因被指為馬，就真的是馬，莊稼不會因為天天放高產衛星，就真的會畝產萬斤。像這次新冠疫情，並不會因為人們認為它是負能量的，隱而不報，或報而不發，或懲戒了預警者，那病毒就會顧全維穩大局，銷聲匿跡，不再爆發。
當然，這不是說，輿論控制一點作用都沒有。輿論管控在鼓動人心、安民維穩等方面確實有一時的效果。上世紀30年代，有德國人認為，一種非事實的陳述只要重複千遍，就可以成為真理。這可以說是輿論管控萬能論的一種極端表述。
對於某些永遠無法證實和證偽的事情，你可以通過洗腦，而使人們相信某一種陳述，甚至為之瘋狂。如宗教信仰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最極端的例子就是那種被宗教洗腦而視死如歸的人肉炸彈。而對於某些需要很長時間才能驗證的事情，你可以通過鼓吹而使人們在驗證之前對之深信不疑。如那些關於某種社會理想的美好宣傳，往往需要通過幾代人的時間，才能驗證真偽。而在此之前，通過洗腦宣傳，確實可以忽悠無數人為之奮鬥獻身。
林肯曾經有一句名言：你可以一時忽悠所有人,也可以永遠忽悠某些人,但不可能永遠忽悠所有人。You can fool all the people some of the time, and some of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but you canno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林肯的話實際上道出了輿論控制和宣傳洗腦的限度。它有一時的、局部的效果，但從全局來看，從一個長的歷史時期來看，它的作用是有限的。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在人類的認知過程中有一種驗證機制的存在。除了少數永遠無法驗證的事情外，對於大多數事情而言，任何偏離事實的陳述，無論是關於太平無事的告示，美好景願的許諾，英明神武的神話，都會最後因事實呈現的不同而被證偽。
而當從一個消息來源發出的東西，一再被事實證偽時，則人們對這一消息來源的信任度就會自動遞減，直至趨零，甚至變成負數。這就是那個「狼來了」的兒童寓言所揭示的道理。
就物理常識而已，正能量和負能量是平衡的，就長期的概率而言，客觀世界中的好事和壞事，社會中的肯定和否定的意見，大約是各佔一半。一個社會就像一台機器，有好消息表示運行正常，有壞消息表示出了狀況，需要及時作出調整。
靠一種國家的力量，以大規模刪帖的方式，消除那佔一半的負面消息，這其實是一種現代版的「焚書」，以國家財力僱傭和津貼無數的「信息員」，作所謂的「輿論導向」，將事實A導向非事實的B，這與扭曲事實的指鹿為馬並無實質不同。
這樣治國，從長期來看，其實是誤人誤己、自欺欺人。這種人為地對那一半的壞消息加以屏蔽或以輿論導向的方式加以扭曲，等於是自我蒙蔽，自我忽悠。在這種信息失真的情況下，無論再聰明的人，據此而做出的決策，因信息來源不全，考量意見不周而出現失誤，便在所難免。
為了滿足既能天天能聽到好消息的心理期待，又能避免自我蒙蔽的弊端。歷史上有過一些改良版的花剌子模模式。如中國古代的言官制度，中國當代的以內參、政研室，加上後來的網絡輿情監測等構成的內部信息管道。
遺憾的是，從實際效果來看，這類升級版模式都未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如我們在當代所看到的，它既未能阻止上世紀50年代末大饑荒的發生，也未能及時做出反應而阻止此次新冠大瘟疫的爆發。還有，在關於香港的民意輿情，台灣政局的走向，中美貿易戰美方的動向等的一再誤判，都暴露了這一模式的問題。為什麼會事與願違？其原因就在於，當基本的價值導向仍然是鼓勵報好消息，而討厭報壞消息，則即便有內部管道，也不大可能有人會反其道而行之，所以仍然無法避免消息上的偏好性篩選和建議上的投其所好忽悠。
因此，不應將輿論的某種程度的開放看成純粹只是利人不利己，利民不利官，它應當被看成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當代政治倫理和決策理性化的一個基本要求。
退一步說，即便不談當代政治倫理和公眾知情權，不談尊重事實和實事求是，而只談執政利益，古今歷史經驗和理想分析都表明，對輿論管控的過於迷信，將短期工具長期化，將之當成治本之策，將難以避免因信息失真、內部忽悠，而導致決策失誤，最終損害執政者自身長遠利益。
焚書坑儒的秦朝不到20年就覆滅了，自稱在焚書坑儒上「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的毛澤東在三年大饑荒後被迫當眾檢討，退居二線，有了大權旁落之憂，直到文革才翻盤，以及此次新冠疫情爆發後所引起的當局的政治焦慮和危機感，提出「要始終把維護政治安全放在首位」，就是最好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