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如果不是故意遺忘或者無視自己的恐懼，就必須承認，在此次疫情最危險和艱難的時候，武漢的戰地記者不是被封閉在小區的作者，而是敢於直接進入一線醫院、殯儀館和高風險感染社區的報道者。這些人中最有勇氣的，非公民記者莫屬;他們是地地道道的逆流而行。
他們沒有官方頒發的記者證，缺乏基本的採訪保障;連生命安全也難以顧及。可正是從
他們這裏，我們聽到了最脆弱者的聲音;看到了最無助者的絕望。在社交媒體上，我們每天也看到來自城市各個角落的小視頻，很多普通公民發出真實的吶喊。我們決不能忘記，有幾位自媒體人被強制銷聲。時至今日，武漢已經解封，我們依然沒有聽到有關他們的任何消息。
強迫失蹤，這就是作為公民的"戰地記者"的代價。如果我們要將戰地記者的美譽桂冠戴到一位不出門的作者頭上，置這些消失的勇者於何地?
即使是不在封城之地，社交媒體上的封號刪帖早已常態化。寫出真相與觀點——這對很多知名的知識分子、對於曾經的"十萬加"公號，都是奢望。前幾天，我看到我的校友、同為大學教授的朋友郭於華老師說:
我微博被封了80個號，微信5個，雖然還堅持着，但我覺得不能以此作為"沒事"的依據。網絡上能說話的已消失大半，現實中
那麼多被抓被判被失蹤被警告被訓誡被株連被沉默的，我們不能視而不見吧?更有歷次"災難"中那麼多生命的消失，......這是怎樣的空間?怎麼不是地獄呢?
郭於華教授的一個80+5，意味着多少天的挫敗和鍥而不捨的轉世?又要耗損一位社會學家多少寶貴的時間和意志力?如果把郭老師這一個人的堅持乘以無數同樣的經驗，是何等巨大的精神折磨和智力的浪費?我們又怎麼能枉顧這一基本事實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依然能夠連續發出六十篇封城日記者，值得尊敬;但讀者難道不需要理解:你能看到的這些文字，無一不是經過了官方和自我的嚴格審查而倖存下來的;其中必然有迫不得已的退讓和妥協。
日記體的興起，就是在公民報道被封殺期間的退讓。它得到讀者的追捧，也是由於，人們看不到更多的、直接來自社會基層的戰地報道。《財新》、《人物》等媒體，都有很多
深度報道，值得肯定;但是報道有禁忌，讀
者希望了解更多啊。
方方日記或者郭晶日記，成了公民報道的替代作品。關鍵是，這些日記被發佈出來了。但它也是一種創傷性的寫作，為了生存下來，它需要有所規避。
這樣的話，日記體得到了什麼，失去了什麼
呢?
類似封城日記的公民報道，得到了日記體的自由選材和個人性。我們不會苛求任何一位作者說，他或她不該在日記里寫了今天中午吃什么喝什麼;因為這本來就是疫區生存的基本主題之一。而且，無論是長居的作者還是偶居的異鄉人，無論是高風險街巷還是周邊小區，每個人的觀察都提供了此時此地疫情拼圖的一個板塊。
失去的呢?
除了前面所說的被銷聲、刪帖封號之外，倖存下來的日記不可避免地成了被鎖喉、斷腕後的寫作，是背負創傷的欲言又止;何況，還要時刻要面對封禁的危險。
你不能直抒胸臆，不能討論所謂敏感話題;不能有政治異議......再簡單一點吧，你需要配合政府，良性互動。可是，即使像方方這樣良性，現在我們已經看到，一波又一波顯然是經過了調度動員的所謂專業評論家已經出馬，他們正在展開對方方日記的圍攻。
如果說，我們的力量不夠讓很多封禁的聲音起死回生;也許，餘下的路是，需要有更多人接續日記行動。在大作家被迫封筆時，需要更多的普通人、沉默的大多數，開始講述自己的故事。
我這篇關於日記的漫筆也要結束了。是的，
武漢已經解封，但是，很多武漢市民依然被
封閉在小區中，封禁的主題沒有過時;尤其
是，在疫情沒有最終向好的定局之前。
即使不能像作家方方、詩人小引或者社工郭
晶那樣，寫得那麼自覺和及時，那麼完整和
豐富;至少，讓文字來舉證:這場疫難是真
實的，對於個人和社會，它都應該被記住。
2020年4月10日武漢解封第三天我的微信公眾號、美篇、有道雲筆記......都被封禁，所以，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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