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德國在希特拉取得政權後，逐漸形成黨國體制，事實上大權掌握在希特拉個人手上。雖然不致於各級政府均由納粹黨委正式掌權，每一個政府權機關均有黨組，但黨和政府的界限逐漸模糊化。希特拉個人既是黨的領袖，又是國家的領導人；而在個人崇拜的環境下，國民公開效忠於領袖個人。
中共政權明顯以黨領政。改革開放初期，曾經討論過黨政分工，但清楚排斥黨政分家的概念。至天安門事件後，重新恢復黨的一元化領導，例如地方黨委書記再次出任當地人大常委主任等。
到近年習近平大權獨攬，取得黨核心的地位，更強調黨的領導，實際上是大權集於黨，黨的權力高度集中於黨的核心即是習近平本人。納粹政權權力集中於領袖，相當大的原因是當時德國人寄望希特拉恢復德國的強盛，洗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恥辱，願意寄厚望於領袖。
習近平初掌政權，中國人沒有濃厚的危機感，亦沒有對大權集中於領袖的強烈要求。習近平第一屆的總書記任上，未能在政治局常委享有清楚大多數的支持。
這種黨國不分，領袖獨攬大權的體制，比較容易讓國民信服的理據是國家處於危機，須要讓領袖放手開展。希特拉掌權後大肆擴軍，旋即發動世界大戰，自然容易維持這種體制。當戰情逆轉，不能避免有種種政變、行刺陰謀的出現。
習近平能在基本上穩定的局面全面集大權於一身，自然精於權術，打擊貪污對領導層起着震懾的作用。在現代社會，效忠的概念難有深厚的文化和道德基礎，絕大部分人都有個人的利害計算。
表面上的效忠，是生存之道；不隨波逐流，代價相當高昂。在中國社會，能堅守原則與政權對抗，要面對殘酷的迫害，大多數人不願意付出這樣高昂的代價。對記者而言，要就習近平思想考試，我就記誦一下他的言論集去應考。對大學教授而言，我就在課堂上避談「七不講」的議題，否則教席難保。
然而在這效忠的背後，廣大的幹部層大部分都把子女、財產送到西方國家。主流媒體揭發每一宗「大老虎」的貪污案，經常都會報道該高幹持有多本護照甚至機票。這樣的幹部隊伍又怎能說是效忠黨國、效忠領袖呢？即使經濟條件不錯的國內中產階層，一般都會送子女到西方國家留學，讓他們有機會移居外國發展其事業。
歷史上大概沒有一個政權像現階段的中共有這麼高比例的幹部家庭成員和財產在外國。對這些「裸官」，本來有一定的懲罰機制，例如升遷無望等。不過很可能「裸官」為數眾多，不可能認真有效懲處；中國領導層也經常公開承認人才不足以應付幹部隊伍的需要。
香港市民對本地權貴一方面高度讚揚中國的發展，另一方面則手持西方國家的護照早已司空見慣。難怪有百分之四十的市民對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信任為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