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蘭到了北京。
中國播客主持人仲樹訪問他，談《奧德賽》，不忙着問票房，不問IMAX攝影機有多重，而是問荷馬，問基督教，問「贖罪」，問諾蘭是否把一個古希臘故事重新裝進了基督教文明的精神框架。
結果英語互聯網驚為天人。幾百萬播放，外國網友讚嘆：終於有人問了有內容的問題。繼而又有人談西方媒體衰落、中國崛起、美國教育成功，文明興亡，一應俱全。
先說明一點：以下討論與仲樹本人有多少學術積累、她怎樣準備這次採訪，完全無關。她有自己的學術背景，也沒有證據顯示她藉助了什麼外部力量。
不妨另設一個純粹的假想人物。
假設有一個記者，對荷馬只有普通人的基本知識，沒有讀十幾年古典學，但記憶力不錯，聽得懂複雜回答，有基本判斷力，臨場也不至於慌亂。現在環球影業通知他：下星期給你十八分鐘，訪問諾蘭。
他能不能問出幾個這樣的問題？
二十年前，答案已經是：當然可以。
採訪諾蘭不是菜市場偶遇。時間知道，人物知道，作品更知道。一個記者一輩子能單獨訪問幾次諾蘭？既然機會如此難得，認真準備本來不是天才行為，而是職業常識。
自己不懂荷馬，又有什麼關係？
北京、上海找一個研究古希臘文學的教授很難嗎？再找一個研究基督教思想的，一個研究電影的。請三個人喝杯茶，問一句：「如果你只有十八分鐘訪問諾蘭，你最想問什麼？」
十個問題大概就出來了。
記者再問：「他如果這樣回答，我下一句怎麼辦？」
於是連第二層追問也有了。
專家負責知識，編輯負責篩選，記者負責理解和執行。記者當然不能是錄音機。他必須記得住，聽得懂，能夠判斷諾蘭的回答究竟落在哪條線上，也要有一點臨場應變。但這是一名不錯的記者應該具有的能力，並不要求他同時成為古典學教授。
到了今天，門檻更低。
人工智能可以先讀幾十篇諾蘭舊訪談，告訴記者哪些問題已經被問爛；再比較荷馬原作、古希臘倫理、基督教贖罪觀和電影改編，設計二十個問題；然後自己扮演諾蘭，預測幾種回答，再為每種答案準備第二問、第三問。
怕人工智能胡說？最後把五個問題交給真正的教授檢查。
所以真正令人好奇的，不是今天終於有人問出了好問題。
而是：為什麼有人認真準備一次難得的採訪，竟然足以成為國際互聯網的新聞？
當然，一場採訪爆紅還有一個較溫和的解釋：不是別人都不用功，而是電影宣傳訪問本來承擔不同功能。有人專門問攝影，有人問演員，有人問製作；哲學和古典學角度比較少，所以仲樹的採訪形成了稀缺產品。
這個解釋應該保留。
但如果幾百萬人的讚嘆真的是「終於有人認真問問題」，事情就有一點尷尬。
現代記者擁有歷史上最便宜的知識：互聯網、數字圖書館、全球專家通訊，現在又有人工智能。獲取背景知識越來越容易，明星訪問卻越來越流水線化：拍攝辛苦嗎？合作愉快嗎？有什麼趣事？下一部是什麼？
問題安全，回答安全，宣傳公司滿意，節目準時上線。
這當然也是一種工業。
只是偶然有人把十八分鐘當十八分鐘使用，世界忽然鼓掌。
掌聲應該給。
但掌聲太響，本身也是一項統計數據。
它測量的不只是台上的人有多高。
有時候，也測量了一個時代對「認真準備」這四個字，已經陌生到了什麼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