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義祖國，又要從何處得來那革命的一線光明？
清政府統治時期，不是還有康乾「盛世」，其中天朝上國地大物博麼？謳歌這份「光明」的人們，又哪裏看得見西方正進行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制度的革命，以及某已經延續數千年的中央集權王朝制度里行將就木的黑斑？
國民政府統治時期，我們不是也號稱擁有了共和體制、擁有了三民主義麼？按你意思，這又為何不是「光明」的時代？假令在這體制下工作和生活的魯迅們，都眾口一詞沆瀣一氣的對它感恩戴德、歌功頌德，人民何以得見國民政府壓制言論、殘害政敵、漠視民生，又何以得見改變之希望？
我們倒是想說，很多時候問題並非在於過度關注黑暗，而恰恰在於我們過度熱愛光明了——乃至讓這種強光損害了我們的視力。
去年十一月，知乎上有人提了一個問題：「如果再遭遇一次非典，以現在的城市規模，人口流動速度，醫療條件，中國是否會付出更大的代價抵禦疫情？」
當時所有的回答都極其樂觀，我們僅在此摘抄幾例：
這些答主難道沒有看到、沒有歌頌光明嗎？歌頌「光明」和盲目樂觀是下一場災難的起始，而在下一場災難中罹受苦難的人民，又要再次成為粉飾太平時被歌頌的新素材麼？
那個坐在陽台上敲鑼鳴病的人、那個深夜追着殯車悽厲地喊着「媽媽」的人、那個為求助而即時學會用微博發了一句「你好」的人、那個寫下「能、明白」並印上紅手印的死了兩次的人、那個被扣上「視武漢市自軍運會以來的城建結果於不顧、是影響武漢市安定團結的罪人、是破壞武漢市向前發展的元兇」帽子的人——這些人和其他人，每一個人，就這麼被忘掉了麼？
判斷一個時代是否光明，不只要看最亮的頂層有多閃耀，更要看最暗的角落有多幽暗。這些幽暗恰恰需要如方方的作家去依實記錄反映；因為已經成為了光污染的「光明」會干擾視線、會使人精神患病、會使人們遺忘黑暗和深陷苦難中的人們。
捂住眼睛和耳朵培養出的「自信」不叫自信，叫掩耳盜鈴。
2020年1月31日
未亡的人們，要去罵誰？看到一個作家在與記者訪談中還提到「完勝」二字。簡直不知說什麼好。武漢都這樣了！全國都這樣了！千千萬萬的人有如驚弓之鳥，更有人命懸一線躺在醫院，無數家庭業已支離破碎。勝在何處？完在哪裏？都是同行，真不好意思破口。你說有人說話不過腦嗎？不是。為討上面歡心，他們是很過腦的。所幸，立即看到另一個作家的批評文字，一聲聲質問，措詞嚴厲。這讓我知道，有良知作家應該很多。現在我雖然不是湖北作家協會主席，但我還是個作家。我非常想提醒一下我的湖北同行，以後你們多半會被要求寫頌文頌詩，但請你們在下筆時，思考幾秒，你們要歌頌的對象應該是誰。如要諂媚，也請守個度。我雖然人老了，但我批評的氣力從來不老。
3
你說，方方不應當「眼裏只有現實中的不足」。
然而這個世界的黑暗又的確需要被揭露。「眼裏只有現實中的不足」的「不應當」是誰說的「不應當」？是誰判斷的「不應當」？恐怕，是黑暗判斷的「不應當」，是惡人判斷的「不應當」！
一個只有一種聲音的世界不是一個光明的世界。因此，我們需要讓這個世界上有不同的聲音，從而讓黑暗被揭露。在這種揭露的過程中，「眼裏只有現實中的不足」，難道不恰是在做一種必要的區分？將黑暗從光明中剝離，不是為國家好？
你說，
作為社會一員，每個人有義務和權利監督社會，不僅是作家。但是，一個人如果滿眼都是黨和國家的不足，那他關注的焦點或許已經偏離了為『國家好』的初衷。老師舉例說，一個人給同事提建議，說他某個方面沒做好，人家會感激他，如果這個人不管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場合，見面就指責人家不好，這僅僅是提建議嗎？方方阿姨，政治老師說的對嗎？
我們想你的政治老師混淆了一點：公民與政府的關係無法與同事關係類比；公民與政府，是被服務者與服務者的關係、是主人與公僕的關係。公僕的工資以納稅人的錢維繫、他們的政治權力由人民授權。公民與政府，是共同構成國家的成分。因此，你老師所做的類比不恰當。同事沒有為彼此服務的責任或義務，但政府和「領導」卻必須負起為人民服務之責任。所以對於你的疑問，我會自豪地宣稱：恰恰相反！正是持續的批評和指正，正是「無論什麼地方、什麼場合，見面就敢於指責人家不好」的精神，才使得黨和國家的生命力經久不衰、備受人民的愛戴和尊敬。正如偉人所說，
群眾是從實踐中來選擇他們的領導工具。他們的領導者，被選的人如果自以為了不得，不是自覺地作工具，而以為「我們是何等人物」，那就錯了！我們黨要使人民勝利，就要當工具，自覺地當工具。各個中央委員，各個領導機關都要有這樣的認識。這是唯物主義的歷史觀。
毛澤東《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方針》
《毛澤東文集》第 3 卷第 373-374 頁
而今天，我們發出批評聲音的空間卻在越來越小。捫心自問，我們在網上看到的誇讚聲當真不多？這些歌功頌德聲有何意義？
我們缺的並非輕浮的褒獎，而恰恰是嚴肅的批評。我們最需要的，甚至也不是「中庸」的建議，而恰恰是批評。因為，在如今的社會環境下，「人民的建議」已成為了某些有鴕鳥心態之人的一種有利話術——當然可以提意見，但要講場合，要在任何情況下無傷大雅！人們不斷強調提意見的方式，便錯過了提意見的真正意義，即揭示並督促解決問題。此時，本當反對某種觀念和其實踐的意見卻必須服從於它所反對之對象。何其可笑！當真誠的批評被認為是居心匿測而被剷除，溫和的建議也會面目可憎，最終，所剩的將與沉默無異。
這也是對你說「見面就指責人家不好」的一點見解。既然是一家人，當然能說，當然不怕說，當然要說。不然，你的家長指責你犯錯誤，你難道還要反問「你是不是真的為我好」嗎？究竟是誰不懂感恩？
你說，
小時候，媽媽告訴我，家醜不可外揚，不知道方方阿姨您小時媽媽告訴過您沒有？方方阿姨，您知道人最困難的時候，需要的是什麼嗎？不是垂頭喪氣，不是滿眼失望，而是堅持的理由和活下去的信心。
我們想問，什麼是「家醜外揚」？對家裏人提出批評建議難道是「家醜外揚」？退一步講，當你強調「家醜不可外揚」的時候你所反對的究竟是「外揚」還是談論「家醜」？恐怕你更傾向於反對後者。
在這裏我們要再次強調，如果不正視「丑」，我們就無法解決它。
疫情危機中，「丑」部分約莫集中於湖北和武漢政府，這從最初八位醫生被訓誡到後期湖北大範圍政府官員免職可知。讓「家醜外揚」發生的，是丑本身。沒有丑何來外揚？但你說的恐怕是顛倒的邏輯：未有外揚，就不會有丑。這無疑錯誤，無論如何掩飾，丑還是已成為了真實的事情。 我們絕不能忘記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講述的、關於「現代德國革命哲學家」的這個笑話：
有一個好漢一天忽然想到，人們之所以溺死，是因為他們被關於重力的思想迷住了。如果他們從頭腦中拋掉這個觀念，比方說，宣稱它是宗教迷信的觀念，那末他們就會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險。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如果組成「家庭」的廣大人民群眾不去努力解決如此「家醜」，那這「丑」只會逐漸累積、愈演愈烈、最終再無法不「外揚」。姑且不討論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家醜」可否還能不「外揚」，就此次危機中的「丑」而言，正視它、繼而團結起來解決它才有可能真正地消滅它。
而當「擔當着時代使命感」的方方，記敘在武漢中個體的真實經歷、讓祖國的大家庭中的每個成員更清晰地看到家裏存在的問題和矛盾、試圖揭露這種「丑」時，你卻不幹了。你這眼一閉、嘴一張的行為，是否合乎尊師「一個人說話要拍胸膛，而不是拍屁股」之教誨？只不過你拍的不是自己的屁股。
你也許還想說，《方方日記》指責國家；但只需一點點認真閱讀，我們就可以看到方方非但沒有指責國家，反而在字裏行間透露出了對國家與人民最大的讚許和鼓勵。
2020年1月29日
關在家裏的武漢人，只要沒被感染，大家的心裏基本都還踏實。最可憐的還是那些病人以及他們的家屬。因為病房一床難求，他們仍在煎熬之中。火神山工地建設得熱火朝天，但畢竟遠水救不了近火。他們是最大的受害人。不知道有多少家庭從此破碎。一些媒體，在記錄這些。更多自媒體，也早就在默默地記錄。我們能做的，也只有記錄。早上讀了一篇寫母親在初一去世，父親和兄長都被感染的文章。心裏特別堵得慌。這一家，也算中產了。那些更窮的病人呢？不知道會活成什麼樣子。其實前些天，看到諸多醫護人員疲憊和病人崩潰的視頻，那種悲哀無助的感受，我今生從未有過。川鄂（湖大教授）說，他每天都想大哭一場。誰不是呢？為此，我一直跟朋友們說，走到今天，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禍的比重。復盤之後，那些瀆職者，一個也不寬恕，一個也不放過。但是現在，我們先全力以赴，熬過難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