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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丹:日本人捐物詩詞 PK 中國防疫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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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曬詩詞的網友所說,「絕大多數中國人都不知道這些詞句出自哪裏,搜索一下,發現是來自中國古代文獻」,如「豈曰無衣,與子同裳」,是出自《詩經·秦風·無衣》;而「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則是出自王昌齡的《送柴侍御》。不難看出,日本人骨子裏透出的古典、精緻、儒雅的氣質,離不開中華傳統文化的孕育和栽培。尤其是隋唐文化,對日本的教化與影響尤為深遠。

日本的富士山成為中國遊客「一生中一定必看一次之處」的熱點之一

有人說,災難能考驗人性;那麼,災難能考驗文化嗎?或許,當下發生的這場災難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就能回答你。最近,有人在網上曬出了日本人送給中國人的問候詩詞以及中國各地的防疫標語。對比之下,讓人深切的感受到有文化與沒文化的巨大差別。

日本人給中國人捐物資,不僅力度大,還很注重細節。人們發現,在從日本送來的每個包裹上都寫着溫情脈脈的古代詩詞。比如,在捐給湖北的包裹上寫着:豈曰無衣,與子同裳;日本富士山贈給遼寧的是:遼河雪融,富山花開;同氣連枝,共盼春來;日本舞鶴贈給大連的是: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日本沖繩贈給武漢的是:守禮之邦,源遠流長;日本道觀在捐贈的包裹上寫着: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另有:相知無遠近,萬里尚為鄰;日本長崎縣贈給湖北的是:崎嶇路,長情在。

聊表心意、卻飽含深情的捐贈,給人帶來的是無限的感動與溫暖。除了雪中送炭,還想到用文雅的詞句來表達關切與問候,這個重視禮儀、文明至上的大和民族更讓人心生敬佩。

然而,正如曬詩詞的網友所說,「絕大多數中國人都不知道這些詞句出自哪裏,搜索一下,發現是來自中國古代文獻」,如「豈曰無衣,與子同裳」,是出自《詩經·秦風·無衣》;而「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則是出自王昌齡的《送柴侍御》。

不難看出,日本人骨子裏透出的古典、精緻、儒雅的氣質,離不開中華傳統文化的孕育和栽培。尤其是隋唐文化,對日本的教化與影響尤為深遠。此外,從明治維新到今天,日本最大孔廟——位於東京的湯島聖堂每年大年初一都會舉辦首次朗讀《論語》的儀式。還有個別縣町,上至90歲老人,下至3歲孩童,也都能朗朗上口的背誦《論語》中的篇章。

看到日本人對華夏文明的仰慕與崇敬,現如今的中國人且先別急着來表達自己的驕傲與自豪。恰恰相反,我們或許更應該感到羞愧、汗顏,並有所反思。

首先,有多少中國人能看懂日本贈予的那些源於古代中國的傳統詩詞?

感興趣的,或許能查一查其出處和內涵;不感興趣的,是否就要嗤之以鼻了呢?更有甚者,極盡嘲笑、侮辱、謾罵之能事。別說日本人是故意賣弄,能附庸風雅、賣弄所學的,至少是懂詩詞的文化人。中國人連本民族的詩詞都不知、不懂,難道不比人家賣弄更丟人?

其次,假如中國人懂詩,就會想到用那些儒雅的詩句,向身處災難中的不幸之人表達關心和問候嗎?

自從新冠肺炎爆發以來,中國的大街小巷,已不見往日的人頭攢動,只頻現粗鄙、惡俗、具有歧視性、攻擊性的口號式標語。有張嘴就說「死」的,如「聚餐就是找死,拜年就是上墳」、「串門就是互相殘殺,聚會就是自尋短見」、「今年上門,明年上墳」;有拿人不當人的,如「串門的是敵人,敵人來了不開門」、「湖北回來不報告的人都是定時炸彈」、「不戴口罩就出門,這個雜種不是人」;還有噁心人的,如「不戴口罩滿街走,勝似糞池自由泳」;以及文革「武鬥」式的,如「出門打斷腿,還嘴打掉牙」。至於剩下的,也都是些低俗、惡搞的詞句。

人們不禁要問,這場瘟疫到底是讓中國人都嚇得不會說人話了,還是讓這個「黨文化」造就的中國社會舊病復發了?

人活在不同的時代,接受着不同的教育。每個人的教育、文化背景都直接決定了自己、甚至影響着他人的言辭、行為和表現。從幾十年前,那個「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的時代開始,中國人寫出的無數標語、喊出的無數口號,都充斥着中共所打造的「黨文化」氣息。

文化需要載體,而「黨文化」的載體正是幾十年來流行於中國社會的「黨話」。正如《解體黨文化》一書所指出的,「鋪天蓋地的黨話成了十幾億中國人的語言現實」。

對於「黨話」,《解體黨文化》也有精闢的解釋,首先就是「『假、大、空』,粗鄙野蠻,血腥氣重」;其次,還「表現為語言中帶有鬥的意識,有話不好好說」;再者,「盛氣凌人、態度囂張」,「傳播着狹隘的甚至是邪惡的綱領、意識形態」。

常言道,是什麼樣的人,就說什麼樣的話。「黨話」的特徵與中共的脾氣、秉性完全契合。於是,長期浸淫在「黨文化」中的中國人張口即來的,就是「吞噬受控民族的精神和靈智」的「黨話」。

這樣的「黨話」雖然是以「漢語」的音形出現的,但與漢語的起源、內涵及其所承載的文化並無太大關聯。

漢語與八卦一脈相承,最早是「用來表徵天地萬物,並且與神明溝通」的。因此,華夏民族世世代代都會「以虔敬的心情,珍重上天賜予他們的語言文字」。「從深奧精微的《周易》,到簡括透闢的《老子》;從溫柔敦厚的《詩經》,到瑰麗高潔的《離騷》;從微言大義的《春秋》,到雄深雅健的《史記》;從質直少文的漢譯佛經,到恢弘華美的唐詩、綺麗婉約的宋詞、酣暢淋漓的元曲,漢語記錄了中華民族的高度智慧、博大的內心世界和不懈的精神追求(選自《解體黨文化》)」。

高度智慧、內心博大的中國人是注重精神追求的,他們所說、所用的語言不可能如「黨話」一般,「粗劣」、「醜惡」、「好鬥和囂張」、「荒謬」和「陰險」。正如清末民初的儒學大家辜鴻銘所說,真正的中國人「也許粗糙,但粗糙中沒有粗劣」、「也許醜陋,但醜陋中沒有醜惡」、「也許粗俗,但粗俗中並無好鬥和囂張」、「也許愚蠢,但愚蠢中並無荒謬」、「也許狡猾,但狡猾中並無陰險」。

他還肯定的指出,「中國的人性類型給你的整個印象是他的文雅」,「這是善解人意和通情達理兩種東西結合的產物」。

可見,即便到了清末民初,中國人也仍被視為是文雅的。民國之後,中共竊政。自此,中華民族就開始遭逢一場又一場、足以摧毀人性的文化浩劫。時至今日,這樣的浩劫似乎並未結束,它正以不同姿態出現在中國人的周遭與生活中。一看到那些粗劣、醜惡、好鬥、囂張的口號和標語,人們就立即發現,中國人的文化劫難似乎正在捲土重來。

解體中共,類似的文化劫難將會繼續上演。飽受肉體、精神摧殘的中國人,要想過上自由、舒心的生活,就必須得從根本上肅清中共及其「黨文化」毒素。中共對整個中國造成的巨大創傷,只能在中國人重拾傳統的過程中逐漸得以恢復。屆時,真正的中國人、華夏禮儀之邦才有可能再次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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