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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太陽隕落前最後三年毛的失意與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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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中共開國領袖毛澤東的健康已是每況愈下,仇恨、失意、自憐,籠罩着他最後的日子。就在生命的最後,面對鄧小平、周恩來、葉劍英形成的三人「同盟」,毛澤東已是力不從心,儘管他的大腦直到臨終都很清晰,保持一個念頭就是自己和權力,但他也無力改變文革破產的頹勢。

1973年,中共開國領袖毛澤東的健康已是每況愈下,仇恨、失意、自憐,籠罩着他最後的日子。就在生命的最後,面對鄧小平、周恩來、葉劍英形成的三人“同盟”,毛澤東已是力不從心,儘管他的大腦直到臨終都很清晰,保持一個念頭就是自己和權力,但他也無力改變文革破產的頹勢。華裔作家張戎及其丈夫喬·哈利戴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一書中披露:鄧小平、周恩來、葉劍英三位成為盟友是文革的一個轉折點,鄧等人得以結盟,歸根到底是由於年邁的毛病得不輕。並分析指出:“自我憐憫,這就是毫無憐憫之心的毛澤東臨終前最強烈的情緒。”以下為書中第五十八章《最後的日子》全文摘錄。

鄧小平迫毛讓步1973~1976年79~82歲

毛澤東生命的最後兩年中,中共領導中出現了一個強有力的“反對派”,核心人物是鄧小平。他在毛死後實行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的航向。

鄧是四川人,比毛小十一歲。一九二○年十六歲時,他飄洋渡海去法國勤工儉學,在那裡成為共產黨人,受周恩來領導。法國的五年使他愛上了牛角麵包、葡萄酒、奶酪等法國食品。若干年後,他還多次把巴黎咖啡館跟家鄉四川的茶館相提並論,特別提起意大利廣場旁邊的一個小咖啡館,他常去那裡喝咖啡。

同在法國的中國人形容他是個“四川小孩子,矮矮的,胖胖的……總是跳跳蹦蹦,走到這一角同人說笑話,又走到那一角同人開玩笑。”數十年的共產黨生涯把他演變為喜怒哀樂不形於色的寡言的人。寡言的一個好處是他喜歡開短會,中共奪取大陸後他負責大西南,開的第一次軍政委員會全體會議只花了九分鐘,與一次開會講了九個鐘頭話的周恩來迥然相異。有人說,周的風格是舉輕若重,鄧是舉重若輕。鄧處事果斷,不少複雜的政務是在橋牌桌上解決的。

從法國鄧被驅逐出境,到了蘇聯。長征時,他是中央秘書長;抗戰中,他是八路軍最高指揮之一;國共內戰期間,他前後任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總前委書記,管轄兩個野戰軍。這兩個戰役開始前,毛澤東對他簡短而信任地說:“交給你指揮了。”從五十年代中期起,他是中共的“總書記”。

對毛的政策,鄧賣力地執行。反右運動,他是毛的主要臂膀。但在大躍進時,鄧轉而反對毛導致大饑荒的政策,支持劉少奇。毛注意到他迴避自己,說:“鄧小平從來不找我,從五九年到現在,什麼事情不找我。”“鄧小平耳朵聾,一開會就在我很遠的地方坐着。五九年以來六年不向我彙報工作。”“鄧小平對我敬而遠之。”

毛髮動文革時,曾一度考慮過要鄧做他的左右手。可是鄧不贊成毛搞文革,不為所動。毛把他打成“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軟禁在家,孩子和繼母被趕出家門。鄧被批鬥抄家,但不像劉少奇被整得那樣慘,他一直有夫人陪伴。毛整人整到什麼程度是經過精心安排的,根據他仇恨的程度。毛說:“鄧小平要批”,但“要把他同劉少奇區別一下”。毛欣賞鄧的能力,留着鄧以備不時之需。

即使是有“區別”也還是災難。一九六八年五月,鄧的大兒子朴方跟一個女兒被用黑布蒙上眼睛,抓到北京大學去,逼他們揭發鄧小平。在這所中國著名的最高學府,六十多個遭到監禁的人被拷問致死,或自殺。朴方不堪凌辱而跳樓,造成終身殘廢,從胸部以下全部失去知覺。鄧和妻子一年以後才得到消息。幾天幾夜,鄧的妻子不住地哭,後來對鄧的繼母說,她覺得活着真是不如死了好。

一九六九年十月,鄧小平夫婦被放逐到江西,由持槍的警衛監管,每天去拖拉機廠做工。離京前,鄧跟癱瘓的朴方一面也沒見上。在流放地,有一天,最小的兒子從上山下鄉的地方來看父母,面黃肌瘦,穿得破破爛爛。假期結束,兒子不能不在一個小雨天離開。鄧心裏難受,當天面色蒼白、冷汗淋漓地倒在工廠地上。

一九七一年六月,癱瘓的朴方終於獲准送來江西,當鄧看到他從前活蹦亂跳的兒子殘廢成什麼樣子時,他的傷心溢於言表。江西的夏天濕熱難耐,怕兒子長褥瘡,鄧和妻子每天數次幫他翻身,替他擦澡。這是件很勞累的活,因為朴方個子大,小名“胖子”。

鄧後來說,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一天夜裡,他在惡夢中大聲喊叫,把全樓都驚醒了,以為出了什麼事。痛苦中他進行着反思。結果是,在毛死後,他摒棄了毛搞的那一套,改變了中國。流放中的他默默地鍛煉身體,等待機會回到政治中心去。

機會終於來了:“九·一三”。朴方經常用家裡帶短波的收音機聽外國電台。這在中國當時是要坐牢的,推行這項嚴酷政策,鄧本人也有份兒。可如今他默許兒子“收聽敵台”。正是從外國電台廣播中,鄧一家猜到了林彪出事。

對這一消息,毛政權層層往下傳達,鄧兩個月後同工廠工人一起聽到。文件里提到“林彪迫害老幹部”。念文件的說:“毛主席對老幹部是不會置於死地的。老鄧就坐在這裡,他可以作證。老鄧,你說是不是呀?”鄧小平紋絲不動地坐着,面無表情,沉默不語。

回家關上房門後,他一改往常不同家人談政治的規矩,和他們一樣興奮激動。兩天之後,他提筆給毛寫了被打倒以來的第一封信,要求工作。他感到他有可能東山再起,林彪倒了,毛看來不得不否定文革了。

沒有回信。周恩來第二年五月被診斷出癌症,毛也沒有召鄧人京。毛嘗試在文革既得利益者中培養周的接班人,選擇了上海造反派頭目王洪文。三十七歲的王原是某紡織廠保衛科幹部,他長相英俊,有些號召力,但談不上有治國的本領。毛派飛機把他接到北京,開始訓練他,一年之後,在中共“十大”上,把王提為僅次於周的第三號人物。

王洪文顯然無法替代周。澳大利亞的惠特拉姆總理訪華,在毛那裡見到王,發現他緊張得不得了,整個會見一個字也沒說,只在最後沒頭沒腦地蹦了一句出來。會見時惠特拉姆曾提起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義”,周恩來感嘆說年輕的王那時還沒出生。會見完畢,客人準備走了,王突然局促不安地尖聲說:“總理,你說南昌起義時我還沒出生,可是我也幹了很長時間的革命。”

這樣的人自然不能教毛放心。一九七三年初,周的病勢惡化。毛不起用鄧不行了。他把鄧接來北京,先讓鄧做了副總理,主要負責接待外國人。鄧不像周恩來那樣有風采,會見外國人時不斷吐痰,令好幾個政要部惴惴不安,但他畢竟有政治家的風度。

這年年底,周的癌症進一步惡化,尿里的鮮血止不勝止。毛做了一項重大決策:讓鄧主管軍隊。為此,他恢復了鄧政治局委員的身份。鄧是唯一可以保持軍隊穩定的人。王洪文在軍隊的影響等於零,林彪死後毛任命的軍隊主管人葉劍英元帥,份量又不夠重。

給鄧這樣的權力對毛來說是場賭博。但毛的賭注押對了。毛活着時,鄧沒有對他人身造成任何威脅,就是毛死了,鄧也不準公開批毛,儘管他拋棄了毛的主要遺產。

毛把鄧提上政壇中心,但在鄧周圍擺上自己的人,主要是他“命名”的“四人幫”: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康生當時已因癌症行將就木。“四人幫”代表着毛的政策。

鄧回京不久便同周恩來和葉劍英建立了自己的“聯盟”。這三人中,鄧、葉是文革的受害者,而周是助紂為虐的人。為了奉迎毛,周甚至把自己的家“西花廳”改名為“向陽院”,意思是心向紅太陽毛澤東。他唯一的養女孫維世在文革中受到監禁,原因在於她曾給中共高層做過俄語翻譯,見過許多蘇聯領導人,包括斯大林。毛懷疑他周圍所有跟蘇聯有來往的人,把她也抓了起來。江青落井下石,因為孫長得很美,毛對她也似曾有意。孫慘死在獄中。儘管周恩來據說對她愛慕傾心,周沒有伸手救她,死後他還批示調查“是否自殺或滅口”,好像孫真的卷進了什麼“陰謀”。

鄧對周幫毛搞文革是不滿的。毛死後他講,周在文革中“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雖然他緊接着又聲稱“人民原諒他”。一九七三年春回京後,鄧於四月九日去看望病中的周。他們有近七年沒見面了。一開頭,兩個人對坐無言。終於,周開口了,第一句話是:“張春橋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讓查。”周向來謹小慎微,這次他不僅要一棍子打死毛的親信張春橋,而且直接抱怨毛澤東。他的話是經過仔細斟酌的,目的是向鄧表態:他要跟鄧站在一起,反對文化大革命。此話一出口,鄧便了解了周,再看到周病瘦得不成樣子,原諒了周。兩人開始長談,從此成了盟友。

這是一個轉折點。毛的兩個最重要的同事攜手結盟。鄧還常去軍隊的重地西山見另一個盟友葉劍英,與葉配合默契。毛的同事“串通一氣”,這向來是毛的大忌,如今成了現實。

鄧等人得以結盟,歸根到底是由於年邁的毛病得不輕。終身的嗜好抽煙就是在此時忍痛戒掉的。眼睛半瞎,他對自己的安全比以往更加擔心。身邊工作人員接到規定:“走路要響一些,好讓他知道有人進來了,免得他不知道嚇着。”視力模糊不能看書,一生手不釋卷的毛難以忍耐,他叫人把一些文革中禁止出版的古典文學作品印成大字本看。為了印這些大字本,北京、上海各建了一個印刷廠,每冊印刷量五本上送毛。為了保險多印了幾本,作為檔案封存。參與注釋、校點的學者一本也不許保留。隨着毛的視力越來越壞,大字本的字號也越來越大。當毛髮現即使用放大鏡也看不清這些特大號字時,他忍不住痛哭起來。他只得靠工作人員讀書給他聽。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離開北京到南方去。不久,眼疾診斷出來了,是白內障,成熟後用小手術很容易摘除。雖然等它成熟要等一年,毛也長吁了一口氣。他在南方待了九個月,這是他一生最後一次出行。

為毛檢查身體的結果還發現,他患了一種極少有的運動神經元病,大腦延髓和脊髓內主宰喉、咽、舌、手、腿的神經細胞逐漸變質壞死,身體逐漸麻痹癱瘓。由於喉、咽、舌功能失調,食物和水會流入氣管囤積肺中,引起肺部反覆感染。在最後階段,不僅無法吞咽,而且無法呼吸。這是不治之症,根據毛現有的病狀,他只能活兩年。

醫生們依彙報程序報告了毛的大總管汪東興。汪報告了周恩來。正是在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周的膽子大壯,雖然外表上,他對毛是照常的恭順。

周的盟友鄧,葉也得到這一消息。他們決定不通知“四人幫”,連毛的夫人江青也不告知。告訴江青是自找麻煩。兩年前毛休克,她罵醫護人員是“特務”、“反革命”。周恩來找她討論毛的病情,她反說周要逼毛交權。可是,這次不告訴她毛的病情,不光是怕她亂指控,更重要的還是政治鬥爭的需要。

毛本人也被瞞着。他要是知道自己只能活兩年會怎麼反應,誰也不敢說。醫生們對毛說他的身體很好,還可以活很多年。有一個外來的醫生說了句:“主席的病不好治啊!”馬上就被送了回去。對病狀的解釋是上了年紀之類的話,毛半信半疑。為了保證把毛蒙在鼓裡,真實病情對他貼身的工作人員一律封鎖。

知道了毛來日無多,再加上周恩來本人也病入膏肓,鄧——周——葉聯盟行動起來,要讓毛指定鄧做周的接班人,把一大批文革中打倒的老幹部任命到關鍵位子上。十二月,周拖着病體飛往長沙,帶着人事安排的名單去見毛。毛對這些老傢伙在京城做些什麼心知肚明,他有留守北京給他通風報信的“四人幫”。江青說她對看到的“咄咄怪事”,感到“觸目驚心”。但是毛沒有辦法管束鄧、周、葉等人,軍隊在他們手裡。“四人幫”對軍隊毫無影響力,毛又無法在軍中新建一支與鄧、周、葉抗衡的力量。他力不從心。

怪病纏身的毛一天天衰弱下去。剛離開北京南下時,他還可以在院子里散散步。幾個月後,他就只能拖着步子一點一點蹭。十二月五日,他在長沙的游泳池裡只划了划水,發現手腳實在劃不動,那天便成了他與終身愛好的游泳訣別的一天。游泳池邊,毛髮出一聲長長的嘆息,這是意志力極強的毛從未發出過的聲音。跟他二十七年的警衛隊長聽到時驚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肌肉萎縮器官失調的結果,毛說出的話越來越不清楚,飯菜也不斷掉進肺里,他不斷地嗆着,肺部不斷地感染。毛只能側躺在床上由人喂飯。

在這樣的狀況下,毛只能認可周恩來送上的人事名單,特別是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代行周恩來之職。毛沒有完全示弱,他把張春橋提拔為不論在政府還是在軍隊都僅次於鄧的人物,而且把媒體讓“四人幫”牢牢把持,使他能夠直接向全國發號施令。

鄧、周、葉的策略是先利用張春橋、江青歷史上的污點打擊他們,把他們搞掉,以架空毛。十二月二十六日毛八十一歲生日那天,周以嚴肅的神情對毛講這兩位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毛說他早就知道了,意思是有問題又怎麼樣?

一向俯首帖耳的周,竟然膽大包天地當面把毛的妻子和親信打成敵人。毛知道他面臨一番惡戰,他和“四人幫”一邊,同鄧、周、葉以及重新任職的老幹部對陣。

此時鄧在全國大批起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幹部。毛指示“四人幫”在一九七五年三月透過媒體發起一場針對這批人的“批經驗主義”運動。四月,毛回北京後,鄧當面向毛表示反對這場運動。毛被迫說同意鄧的意見,把運動怪到“四人幫”頭上,叫江青做檢討。五月三日,當著整個政治局,毛停止了批經驗主義的運動,說:“我犯了錯誤,春橋的文章,我沒有看出來。”這樣帶表白性的認錯在毛是破天荒。毛明白自己的虛弱,到會的人都看得到,他眼睛幾乎全瞎,說話嘟嘟嚷嚷,一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的樣子。這是毛最後一次主持政治局會議。

會上,毛反覆講“三要三不要”:“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他的意思是:不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不要跟我分裂,不要搞陰謀害我。這是毛對中共最上層的老傢伙們提出的請求。那段時間,毛三番五次對他們講“周勃安劉”的故事:在劉邦死後,軍事長官周勃與丞相陳平合謀,剷除掌握了政權的呂后一黨,使漢室重新成為劉家天下。當時,人人皆知江青以呂后自詡。毛講的故事給老傢伙們一個信息:你們不妨也像周勃、陳平一樣,搞掉江青一黨——等我死了以後。

聽毛講故事的有軍隊將帥,他們在文革中吃足了苦頭,現在由鄧周葉聯盟委以重任。他們不跟毛翻臉則罷,要是翻臉,毛就岌岌可危了。儘管張春橋、王洪文被安插進軍隊,也無濟於事。

一九七五年六月,軍隊對毛進行了一次示威。那是賀龍元帥去世六周年紀念日。賀龍因為不幸聽見了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說要“搞掉毛”的話,成為毛疑心的焦點,慘死在監管中。軍方決定為賀龍舉行“骨灰安放儀式”。毛無法阻止,只能規定“不治喪,不致悼詞,不獻花圈,不報導,不宣傳”。在軍方支持下,賀龍長女給毛寫信,指出賀龍一案牽連了一大批軍隊的人,對賀龍後事的這種做法在軍隊行不通。毛只好答應安放儀式怎麼搞由周恩來安排,但強調一點:“不登報”。

儀式籠罩在一派悲痛的氣氛中,周恩來以體重僅三十來公斤的垂危之軀,掙扎着前來參加,並且感情衝動地致了悼詞。他一進會場就喊着賀龍遺孀的名字,扶着她的肩膀,聲淚俱下地說“我很難過”,“我沒有保住他啊!”

周措辭很巧妙,“保”而沒“保住”,根子在他的上峰:毛。周需要洗刷自己,他是賀龍專案的負責人,賀的死,以及賀部下的入獄、受刑、死亡,他都有責任。人們對他有氣,他很清楚。他緩緩對在場的人說:“我的時間也不長了。”就這樣,他爭取了同情,把人們的不滿導向了毛。

毛從來是拿別人做替罪羊的,不習慣別人把責任贈還給他。他非得要報復周不可。七月二十三日,他在岳飛《滿江紅》的激昂曲子陪伴下,做了左眼白內障摘除手術。手術只花了七分鐘,結果完滿,毛十分高興。

眼睛復明使毛信心大增,兩個星期後他便搞了個評《水滸》、批“投降派”運動,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這是毛影射周恩來。周心裏明白,幾十年過去了,《伍豪啟事》這一紙謊言還可能會在他死後敗壞他的名聲。九月二十日,在做一個大手術之前,術前鎮靜劑用過了,醫生都等着周,他仍花了一個小時反覆斟酌他就《伍豪啟事》做的自我辯護,用顫抖的手簽上字,交給他夫人,才放心地躺上了手術車。進手術室前一刻,他對周圍的人大聲說:“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幾天後,鄧見到毛,對批《水滸》運動明確表示不滿。毛又把過失推到江青身上,用他喜愛的辭藻罵道:“放屁!文不對題!”運動不了了之。

鄧有了權後乾的一件重要的事,是把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擺上議事日程。文革中,誰提生活水準誰就是搞“修正主義”。在毛統治中國四分之一世紀後,絕大多數人的生活仍困苦不堪。即使在相對優越的城市裡,衣食等必需品都處於嚴格定量之下。說到“住”,三代同室的情況比比皆是。城市人口增加了一億,但蓋的新房子寥寥無幾,老房維修幾乎不存在。一九六五到一九七五年的十一年間,整個城市建設的投資,包括水、電、交通、排污等,不到同期以軍工為核心的重工業投資的百分之四。這些年中,對醫療、教育的投資,比中共上台初期本來就小得可憐的比例,還少了一半多。農村更是一貧如洗,大多數農民吃不飽飯,有的地方成年大姑娘沒有衣服穿只得赤身裸體。“革命聖地”延安,老百姓比四十年前共產黨剛到時還窮。延安城裡滿是飢餓的乞丐,有外國人來瞻仰聖地時,官方便把他們“收容”起來,遣送回鄉。

毛澤東對他的“子民”的境況知道得清清楚楚。從收集下情的管道來的文件,毛每天都讀,或是讓人念給他聽。一九七五年九月,他對越共領導人黎筍說:“現在天下最窮的不是你們,而是我們。”哪怕越南燃燒了三十年不停的戰火,經歷了美國的狂轟濫炸,中國人還是窮過越南人。然而,當鄧小平設法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時,毛的“四人幫”卻說:“寧長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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