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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中國的永恆話題 內地居民逃港潮

當時對逃亡者打擊制裁異常嚴厲。凡不經合法手續前往香港者,官方都視為"叛國投敵罪",抓到就處以重刑;成功偷渡,其家屬則會受到牽連,即使離婚劃清界限,本人和子女的政治前途也說一片漆黑。

為數眾多的 大陸民眾偷渡外逃到香港,歷來是廣東的一個特殊問題。

歷史上由於國內採取了一系列左的錯誤政策,加上三年大饑荒時期和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經濟停滯倒退,人民生活得不到應有的改善和提高,因此,廣東曾連續發生民眾偷渡逃亡到香港、澳門事件。據統計,從1954年至1978年,全省共發生逃亡56.5萬多人,逃出14.68萬多人。為了遏制逃亡風潮,廣東全省在省委的統一領導下,動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持續不斷地進行反逃亡鬥爭,但效果有限。

自1954年後,嚴重的逃港事件有兩次,第一次發生在1962年。

進入60年代以後,大躍進的惡果全面迸發。當時珠三角一帶的民眾糧食短缺,紛紛致信香港親友求助。然而,國內政府出於政治考慮,一度下令禁止郵包入境。人們沒有飯吃,自然就尋思着往外跑,從某種意義上講,逃亡完全是形勢逼出來的。

1962年初,夏暦新年剛過,成群結隊的 大陸居民開始非法越過陸路邊境,進入香港。這些試圖闖關的人,主要來自廣東境內的廣州、惠陽、東莞、南海、台山等地,也有從外省聞風跟來的,省籍遍及12個省區。逃港的高潮發生在那年的5月份,因此,當時的香港媒體有"五月大逃亡"之說。據記載,單是在5月16日那天,便有五千多人,由新界邊界剪破鐵絲網湧入香港。5月下旬,邊境線重新封鎖,大規模闖關是不行了,但逃亡活動並沒有停止,而作為話題更是長盛不衰。廣州的大街小巷到處都在談偷渡,誰個成功了,那個失敗了;該怎麼準備,如何行事;有何經驗、教訓等等,總之,可談的東西甚多,而且是半公開地談,無所顧忌地談。

當時在廣東偷渡,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三種;按路線,則有東線、西線之別。從陸上偷渡要到邊界,翻越鐵絲網,闖過禁區,而這一地帶正是雙方防衛的重點。 大陸這邊有邊防部隊日夜巡邏,還有令人恐懼的警犬。香港那邊沿鐵絲網有公路,每隔一段距離有探照燈,不斷掃視,後來鐵絲網更裝上先進的感應裝置,一觸網就會被發現。總之陸路偷渡艱難又危險,只有年輕人才有此勇氣。

泅渡,就是從海上游過去,這要水性好。雖說逃亡者一般都帶有汽車輪胎,但大海中游泳危險很大,溺水身亡的事時有發生,於是就有人發明了在珠江里練兵。據老人們回憶,在那個時代的廣州,民眾常常自發去珠江中練習游泳,其目的就是為了在日後的逃港中用得上。不少孩童從小便被家人灌輸"好好練身體,日後去香港"之類的思想。

陸上越"網",海上破浪,畢竟是年輕人所為,中老年人、兒童婦女只有坐船之法了。坐船,相對而言較安全,但帶有集團性質,出了事問題較嚴重,而且要付一筆不小的費用,但為了逃港也只有在所不惜了。

當時對逃亡者打擊制裁異常嚴厲。凡不經合法手續前往香港者,官方都視為"叛國投敵罪",抓到就處以重刑;成功偷渡,其家屬則會受到牽連,即使離婚劃清界限,本人和子女的政治前途也說一片漆黑。然而逃港成功者在安定之後,給 大陸親戚寄來的花花綠綠的港鈔,回鄉探親帶回的大大小小的禮品,卻讓物質生活極毒貧乏的 大陸民眾羨慕不已,更勾起了他們鋌而走險的慾望,於是,偷渡之風屢禁不止。打量民眾通過各種方式擁向邊境地區,冒着生命危險,偷越邊界線前往香港。在深圳,還曾經出現逃亡者毆打當地民兵、公安和邊防部隊士兵,強沖邊境等重大事件。

到了文革期間,逃港之風有增無減。一些飽受迫害的知識分子和知名人士也加入到偷渡行列。著名音樂家、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因飽受凌辱,鋌而走險乘船逃離 大陸,偷渡到香港,然後秘密轉道赴美國。1967年1月19日全港報紙頭版報道了這一消息。不久一場已廣州知青為主體、長達十年的逃港浪潮拉開了序幕。這些被發配到窮鄉僻壤的知識青年,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都極度貧困,他們不堪忍受精神與身體的困苦,不顧一切地撲向香港。成功者畢竟說少數,多數被逮住或者被港方發現遣返,押送到各地的收容所,勞教幾個月再通知單位或家屬領人。收容勞教的人實在太多了,廣州沙河收容所每天出入就有上百人,全是些20歲上下"要錢沒錢,要命有一條"的知青,其中還有些已經逃亡過七八次。當局拿他們也沒辦法,只能關上幾天,剃個光頭放人。

第二次嚴重的逃港時間發生在文革剛剛結束的1976年至1980年,前後有4年時間。

20世紀70年代末期,隨着文革的結束,中國大陸的民眾從極端的政治高壓下解脫出來。在沿海一帶,人們通過境外的親朋好友接觸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階級鬥爭的枷鎖開始鬆懈,一種前所未有的躁動在民間浮現出來。從1976年開始,逃港的重大事件和人數逐年大幅度增加,並於在1978年、1979年達到高潮。

與文革期間相比,此時逃港的群體更為廣泛,不少普通市民、基層幹部,甚至一些十多歲的中學生都加入了這個隊伍。在珠三角很多地方,逃亡成為公開的秘密。哪家有人逃亡成功,嫁人不僅不避嫌,反而會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者會大擺宴席,大放鞭炮,以示慶祝。番禺縣的沙灣大隊,還出現了已生產隊長為首、黨支部書記和治保主任全部參與的逃亡事件,他們乘船逃亡之時,竟還有數十名村民到海邊踐行。惠陽縣的澳頭公社新村漁業大隊,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個月就有112人逃亡成功,大隊黨支部的6名支部成員,除一名婦女委員外,其餘5名都逃亡去了香港。由於逃港人員動輒數十人上百人一夥,因此,在逃亡遭遇阻礙或是無望之時,急紅了眼的逃亡者,往往便會強行組織闖關,有的還搶奪邊防人員的槍支,攻擊任何阻止他們逃亡的人。

此次的逃港風潮越鬧越大,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關注。高層震驚,廣東省委趕緊從各地抽調萬名官兵到寶安,同時在鐵路、公路沿線的東莞石龍、寶安龍崗等通往邊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設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員。

大批民眾逃亡,給收容遣送工作帶來了極大的困難。1979年1月至6月,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數便超過10萬人(包括香港送回的),比1978年全年收容總數增加了一倍。深圳收容站原設計日收容量只有600人,東莞樟木頭收容站日收容量也只有400人。而收容人數最高的一天,樟木頭收容站達到3900多人,深圳收容站達到2500多人。致使收容站嚴重超員,擁擠不堪,生活設施無法適應,衛生條件也極為糟糕。

與此同時,由於香港的工業化高潮接近尾聲,勞動力需求開始回落,加上大量的非法移民進來以後,又產生諸多社會問題,特別是徒然增加的既無工作、又無生活來源的逃亡者,給香港的治安帶來諸多麻煩,因此香港方面也不得不嚴陣以待。他們在邊境一線成立了軍警聯合指揮部,出動了部隊,直升機和軍艦晝夜巡邏,並宣布取消實行多年的抵壘政策,轉為實行即捕即解。1979年1月至6月初,香港方面遣送回的逃亡者就有3.3萬多人,為過去四年多來遣送人數的3倍,有時一天就送回一千多人。

在粵港雙方的共同努力下,這次大規模的逃港活動暫時被壓制下去。

三十多年間,數十萬的 大陸逃亡者進入香港,成為一支重要的廉價勞力軍,及時緩解了香港在經濟騰飛時期所面臨的勞動力短缺問題。不少逃亡者在香港立足之後,從社會最底層做起,艱苦奮鬥,不僅慢慢融入主流社會,而且成就了很多財富神話。有人曾統計,在排名前100名的香港富豪中,有40多名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從 大陸移民過去的,其中相當一部分是非法移民。曾憲梓、黎智英等人的財富之路,就是從那個時代到香港開始的。

廣東出現的逃亡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經濟原因。

當時,香港與 大陸生活水平差距實在是太懸殊,1978年深圳農民的年均收入是134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農民的年均收入確實1.3萬港幣,相差幾乎是一百倍。

我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後,大批華僑和港澳台同胞回國探親觀光,他們同 大陸親友和民眾廣泛接觸,並帶進來大批 大陸緊缺的商品和生活用品,這些都產生了極大的誘惑力。當時,在廣東民眾中,有無華僑或港澳關係,生活條件形成明顯的對比。有海外關係的民眾由於有僑匯,可以買到國內緊缺的商品,生活就會比一般民眾好得多;因此在一些地區,普遍流傳着"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如人家8分錢"(指寄信到香港叫親屬匯款回來)," 大陸勞動一個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說法。

1978年7月,剛剛到廣東任第二書記的習仲勛第一次視察,就來到了逃港最嚴重的寶安縣。他考察羅芳、蓮塘之後,來到沙頭角。在那條獨特的中英街,習仲勛看見幾塊豎在街中間的石頭,把一條窄窄的街道一分為二,粵港兩邊貧富懸殊,對比非常鮮明。香港那邊車水馬龍,人們忙忙碌碌,顯得繁華熱鬧。而屬寶安這邊卻是破破爛爛,很多荒地雜草叢生,顯得蕭條冷落。很多老百姓都過境買東西,不少人過去了就不再回來。面對如此強烈的對比,習仲勛內心受到極大的震撼。他說:"解放那麼長時間,快30年了,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卻破破爛爛。"

當天晚上,習仲勛來到了蓮塘臨時收容站,看到裏面關着許多被抓住的逃亡者,就問其中的一個:"社會主義那麼好,我們自己當家做主人。你們為什麼要跑到香港那邊給人當奴僕,受人剝削?"

那個逃亡的人說:"我們窮,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

站在一邊的寶安縣委書記方苞告訴習仲勛,有很多逃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後很快就可以寄錢回來,家裡人一兩年後就可以蓋新房。

為了加強深圳的反外逃工作,寶安縣委在縣委黨校舉辦了一個學習班,把200多個外逃情況嚴重地區的公社書記和大隊黨支部書記召集起來學習。習仲勛聽說此事,就找了20多個正在黨校學習的公社書記和大隊黨支部書記進行座談。

習仲勛問:"你們能不能把人留住,我給你們糧食。"

答曰:"不行,留不住。"

習仲勛詢問福永公社鳳凰大隊支部書記文福祥:"為什麼那麼多人外逃?"

文福祥回答:"香港那邊比我們好。"

"好在哪?"

文福祥說:"第一,我們這裡世世代代面朝黃土背朝天,農民一輩子都是當農民,不僅如此,子子孫孫都還只能做農民。香港那邊不一樣,能從事很多職業,東家不做做西家,還能當工人。第二,那邊東西多,什麼都有的買。第三,那邊掙錢多,買東西便宜。我們這裡分配低,又買不到東西。所以老百姓都說那邊好。"

習仲勛對社會主義充滿感情,聽到文福祥這樣說,怒火萬丈,連連責問:"你怎麼有這樣的思想?你是什麼時候入的黨?你是什麼出身?當了多少年幹部?你的公餘糧任務完成沒有?"

文福祥如實答道:"我家代代貧農。我在土地改革時就出來了,公餘糧任務年年超額完成。"

方苞趕緊插話:"文書記是一個好書記。每年開全年大會時我們都給他授獎的,他是我們縣裡最好的支部書記之一。"

習仲勛聽了才逐漸平靜下來,氣氛也緩和了。這次視察對習仲勛觸動很大,使他真正親身看到老百姓對改革開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渴望以及發展經濟、縮小與香港差距的緊迫性。

責任編輯: 白梅   來源:文史精華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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