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看來再平常不過的親昵行為，在那個特殊年代裏卻會被看成是傷風敗俗的大事牞甚至會上升到政治的層面。
「作風問題」這個詞，這幾年不怎麼見有人再用了。在上世紀五十六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它還曾經是常見的。如果僅從字面上看，這個詞兒並沒有一點骯髒的意思。但誰也知道，它是一種指代。它是「不正當男女關係」的代稱，特指那種男女之間的曖昧甚至姦情。
那時誣人清白的最有效的手段，莫過於散佈對方男女關係的傳聞。而如果是被組織或者對手結結實實抓住了這一方面的把柄，不只單位要「嚴肅處理」，周圍的同事也要同仇敵愾，憤怒譴責。甚至一些閒人也喜歡指指戳戳，奚落嘲笑。唾沫星子淹死人，組織處理和民間輿論兩面夾擊，犯錯誤的當事人不但降職降薪，處分開除，僥倖換一個地方吧，也從此顏面掃地，做不起人。
「和畜生一樣」。我也參加過難以計數的批判會，惟獨這類批判，是可以放開痛罵，不論怎麼難聽都不過分的。七十年代初我在部隊，我們的文化幹事因為長得黑，大家都叫他杜黑子。杜黑子能幹，那個時候的文化幹事，實際上是部隊一切大型活動的組織者，人們調笑他是「吹拉彈唱，打球照相，迎來送往，佈置會場，首長講話，帶頭鼓掌」。偏偏杜黑子的老婆是農村婦女，兩人沒話說。杜黑子很快結識了唐山市的一個女大學生，兩人不久成了相好。文化人交好，免不了互傳情書。有一陣，杜幹事的信多了起來。那時的個人，沒有私密空間可言，家信也經常亂拆了傳看。一天杜幹事又來了信，政治處李幹事帶頭起鬨：「拆開大家看！」拆開念了沒幾句，李幹事愣住了。原來，這是那個女大學生寫給杜幹事的情書，深情回想他們交歡的經過。李幹事手把朋友私隱，尷尬慌亂。依照那時的規矩，這類事情是絕不能隱瞞組織的。李幹事於是持信向組織舉報。姦情敗露，輿論大嘩。在「司政後」三機關的聯合批判會上，團長几次宣讀「被窩翻滾」的原話，大罵杜黑子「不要臉」。當年他就被處理復員。
我們電影隊有個戰士小張，高中畢業，「文革」時期，當兵的高中畢業就算高學歷了，學技術來得很快，有希望提拔電影隊隊長。小張的女友是高中同學，兩人愛得那叫個如火如荼，情書不斷。偏巧在討論提拔小張的時候，女友來相會了。大家最擔心這兩人「提前接火」，無奈事情還是發生了，坦白交代檢查這一關一關要過自不必說，那時節正好剛剛推出革命樣板戲《龍江頌》，第四場演的是階級敵人搞破壞，要提前把儲備的柴草燒了磚，女支書動員社員們不要上當。這裏有一段情深意切的唱。唱腔大家很快學會了，不過倒不是因為劇情，而是唱詞中間有兩句特能嘲弄小張。從此大家見了小張，碰了頭就唱：
——咱們想啊一想，提前燒窯對不對？要警惕，陰暗角落逆風吹——
唱腔很快傳遍部隊，小張沒有臉面不說，部隊首長也覺得「影響太壞」，當年決定讓他「復員算了」！
歡送小張，政治部聚餐，小張明顯喝多了。為了活躍氣氛，有人提議：歡迎小張唱個歌好不好？好！小張醉眼迷離，一張口就唱：「咱們想啊一想，提前燒窯對不對？——」朋友們頓時目瞪口呆，接着是長久的沉默，大家還能說什麼呢？
六十年代和「文革」時代對性越軌行為的嚴酷處理，有時竟然到了毫無人性、只有荒唐的程度。我們部隊班長姓任，是個機槍手，有文化，人也精幹。毛病是自由散漫，說話隨便，屬於所謂「大錯不犯，小錯不斷」那一類。一天突然聽說，任班長終於出大錯了。那是有一天閒了逗笑，連里一幫光棍，少不了談說女人，有兩個戰士發愁退役後找不上老婆。任班長順手拿起一張報紙，慷慨地要給他們一人分配一個。報紙頭版是中央領導人節日出面的照片，這小子一時犯愣，指着其中的兩位女性首長，說：這個給你，那個給他。這下可闖了大禍。兩位女性首長正凶焰萬丈，連里哪敢保護他，匯報到政治部，當然要處理。開除黨籍，開除軍籍。任班長只有灰溜溜地回村，接着去做他的農民。後來，部隊曾經找到他的那個山村，組織部門宣佈給他平反。聽說他外出打工，沒有見人。他一個農民，無職務可恢復，無工資可補發，有什麼「反」可平。
我們的幹部科長參加過「抗美援朝」，我當兵時他已經休息了。聽人說，楊科長提拔不了，原因是他有個老毛病，多年來多次調戲婦女，屢教不改。但楊科長的特點就在於，他從來沒有得逞過，但他也從來沒有停止過。隔上一陣，就會有駐地附近的女人找到營房指認，怒喝一聲：「就是他！」於是照例批評檢查。楊科長的檢查在我看來確實夠深刻，每次他都痛罵自己「豬狗不如」，「畜生一樣」。十年以後，國人終於可以坦然地面對性心理這門科學。二十年後，各家醫院紛紛開設了精神衛生科，心理諮詢也成為一種新興專業走進了我們的生活。這時候我們終於想明白了，楊科長其實是一種心理疾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