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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赫:中國人安全夢魘(1)

陳建民們為什麼能在中國得勢呢?真相探索者梁木先生,查閱了大量資料,指出:汶川大地震發生前,大陸專家學者對地震的預測預報,精準、無誤;上報及時;是陳建民請示國務院、請示江澤民,被江批示不準預報,才釀成大「天災」;而陳建民甘願做替罪羊。

汶川大地震後,倖存者坐在瓦礫堆上

“不要做克拉瑪依的孩子火燒痛皮膚讓親娘心焦”

“不要做沙蘭鎮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艾滋病在血液里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爸爸變成了一筐煤你別再想見到他”

“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爸爸媽媽都是些怯懦的人為證明他們的鐵石心腸死到臨頭讓領導先走”……

為慶祝竊國70周年,中共一邊大閱兵,一邊搞“入廁實名制”,而流淌着的背景音樂則是《中國孩子》這首民謠。

看啊,中國人被中共糟蹋成了什麼樣子!

卑賤、猥瑣、苟且、無恥,活到如此地步,無數人也不得好死。

縱觀70年,無數的中國人或死於政治運動(含“大三年饑荒”的中共歷次政治運動,殺人至少8000萬),或尚未來到人世就被戕殺(強制計劃生育,據《中國衛生統計年鑒2010》,1980年到2009年,人工引流產2.75億例,實際數字更多),或死於“人禍”勾連之“天災”(中共嚴控相關數據,70年死亡總數當以千萬計)。前兩者人所共知,本文關注中共借“天災人禍”殺人之方式。

一、地震預報遭封鎖:從唐山到汶川,遍地冤魂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時42分56秒,河北省唐山市發生了7.8級強烈地震。在地動山搖中,這座超百萬人口的工業重鎮,頃刻間被夷為一片廢墟。

根據官方在地震三年後公布的資料,唐山大地震共造成24.24萬人死亡,重傷16.46萬人。然而,真實的死亡數字可能並非如此。中國民間流傳的死亡數字為“至少60萬”。西方社會公布的唐山地震死亡人數是70萬。(其實,無論是24萬、60萬還是70萬,背後折射的是怎樣的冷漠和殘酷早已是不言而喻了。)

可是,就在唐山大地震20周年前夕,1996年4月11日,新華社又刊發消息:河北省青龍縣的縣城距唐山市僅115公里,但這個縣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無一人死亡。

為什麼會有“青龍奇蹟”?因為之前,無論遠期預測、中期預測還是近期預測,都精確地、明白無誤地測出唐山、灤縣一帶在七八月份將有地震。但是,當時正是“批鄧反右”的政治敏感時期,中共拒絕通報地震消息。然而,上天有好生之德。在地震前的七月十七日和十八日兩天,“全國地震群測群防經驗交流會”在唐山召開。正是在這個交流會中出現了三個有良知的男子漢,他們沒有遵照中共的指示,“越軌”拯救了青龍縣人民的命。

第一男子漢是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室京津組組長汪成民。當時主持會議的國家地震局副局長查志遠不同意他在“交流會”上發言,只允許他在晚間的座談會上談,並強調他的話不能代表國家地震局。第二個男子漢是代表青龍縣委來開會的縣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青春。他聽到汪成民的預警(“七月二十二日到八月五日,在唐山和灤縣一帶可能發生五級以上地震”)後,一散會就趕緊往家趕,到家時已是七月二十一日夜,當夜整理好記錄,第二天就向縣裡做了報告。第三個男子漢是青龍縣縣長冉廣岐。他聽到王青春的報告馬上行動,責令縣裡通過廣播、會議及其它一切可能的形式介紹地震知識、防震方法,還把防汛和抗震結合起來,每個公社安排一名書記、一名工作人員負責人具體落實。

1976年11月8日,國家地震局發出《地震工作簡報》第17期,比較詳細地披露了青龍縣成功預報了唐山大地震。但是,“青龍奇蹟”此後便神秘地淡出公眾視線。多年後,冉廣岐接受張慶洲採訪時,才披露了歷史真相。“唐山砸了個爛酸梨,青龍卻無一人傷亡。作為國家地震局不好說,這個事就壓下了。”

其實,青龍縣所做的只是躲避災難的本能之事,順理成章,自然必要,談不上什麼奇蹟。青龍縣能做到的,別的地方、別的人員也能做到。如有論者所言:“青龍奇蹟”的啟示是,只有知情,百姓才能大難不死。知情權是我們百姓的生存權,知情權是我們百姓的生命線,知情權是我們百姓的活命路。而青龍縣的幸運與唐山市的浩劫天壤之別,證明:只要不聽中共的話,不跟着它走,就是活路一條,聽黨話,跟黨走,就是死路一條。

32年後,上述“證明”再一次被汶川大地震所“證明”。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阿壩州汶川縣發生8.2級大地震,地震波及陝西、甘肅等多省,這也是唐山大地震後最為慘烈的一次大地震。尤其讓民眾憤怒的是,地震中不少校舍因為是豆腐渣工程而倒塌,導致大量學生遇難。

地震近一年之後,四川省政府在2009年5月7日報告稱,汶川地震在四川共造成68,712人遇難,17,921人失蹤。而關於學生遇難人數,中共發表的最終數字是:學生死亡人數6,376人,失蹤1,274人,埋在倒塌校舍中1,107人,加起來只有8,757人。而據民間組織巴蜀同盟會調查,“據我們初步估計,人命的死亡人數是30萬人左右,學生死亡人數是3萬人以上,而且裡邊有不少是幼稚園的小娃娃。”

雖然中共宣稱,“汶川抗震當是中國第一次以全方位的開放透明姿態展開的特大救援。救援活動自一開始,就面對中外媒體公開全部信息。”實際上,這只是中共精心安排的“秀”。中宣部特別嚴禁報導三個話題:第一,汶川地震被準確預測為何不公開預報;第二,汶川地震到底死了多少學生;第三,汶川地震救災中的腐敗問題(全國已為汶川地震災區募集款物,超過了1996至2007年全國接收的救災捐贈款物的總和,打破了中國捐贈史上的紀錄)。國際救援和外國記者也遭多方阻擾。

汶川地震被準確預測,但2008年中共“迎奧運、促和諧”,為了粉飾太平,故意扣押不報,激起民憤。但遭中共強力打壓。

公民張曉輝起訴地震局發佈虛假信息、隱瞞地震預測(國家地震局與四川地震局稱汶川地震沒有預報,很難預測),當局以“非具體行政行為”為由拒絕受理。原定於2010年3月1日在成都舉行的民間問責中國地震局研討會,會場被警方毀壞。獲2009年奧斯卡獎“紀錄短片”獎項提名的《劫後天府淚縱橫》(主要描述災區的校舍倒塌反映出的人禍問題以及遇難學生的家長維權之路),遭停閉、打壓。

而幫助四川大地震死難者家長調查的民主人士黃琦,撰文批評四川災區學校“豆腐渣工程”的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郭泉,在汶川地震後致力於調查災區學校豆腐渣工程、並搜集川震遇難學生名單的四川作家譚作人等,分別被冤判有期徒刑3年、10年、5年。

汶川大地震再一次向世人表明,中共獨裁者,如(當時)CNN評論員所說,60年不變的暴徒和流氓。

玉樹地震:拒絕外援封堵媒體學生死亡慘重

唐山和汶川,居民主體都是漢族。如果地震發生在少數民族地區,中共又將如何操作呢?玉樹地震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2010年4月14日7時49分,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玉樹縣發生7.1級地震,至少2698人遇難,270人失蹤,12,135人受傷(2005年末全縣總人口為89,309人,藏族佔93%,是青海省內藏族分佈最集中的地區)。州府、縣城所在地結古鎮是重災區。整個玉樹州的70%學校房屋垮塌。結古鎮地處藏傳佛教範圍,大量青海、甘肅、四川僧侶趕赴救援。達賴喇嘛第一時間表示為地震死難者祈禱,為生還者祈福,還表達了希望能前往玉樹看望災民的願望。

西方媒體批評中國救援人員消極對待救援,聲稱中共少報或“操縱”了傷亡人數,並估計死亡人數應超過一萬人。而外界普遍評論玉樹地震充斥“人禍”。

其一,中共事先沒有地震預警,還壓下準確預報,還拒不向大眾道歉。山西省地震專家余向紅髮出的預報,時間、地點都很準確,但沒被官方重視。相反,官方還在玉樹地震前一個月公布:中國境內暫時不會發生破壞性地震。而且,玉樹7.1級地震前的5點39分曾發生4.7級前震,也未得到充分重視(而前震是預測地震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

其二,青藏高原特有的惡劣氣候和救災難度遠遠超過一般救災,很多國家和國際非政府組織紛紛提出派遣專業救援隊伍援助玉樹地震,但均遭中共的拒絕。4月20日的新聞發佈會上,中共國防部發言人拒謝絕8國對青海地震提供軍事援助(8國是以色列、土耳其、尼日爾、越南、朝鮮、新加坡、塔吉克斯坦和意大利)。

在汶川地震時,中共先是拒絕外國救援隊伍,受到海內外批評,幾天後才勉強接納,卻已錯過拯救生命的“黃金七十二小時”。如今,中共再次拒絕外國救援隊伍,讓世人見證,身處二十一世紀的中共又回歸唐山大地震時代的形象,固步自封,閉關鎖國,毫不吝惜生命,而不是利用來自國內和國外的各種力量,把搶救災民生命放在第一位。

中新社還發表文章《玉樹救災任務仍很艱巨境外敵對勢力欲搞破壞》,文章援引時任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的話,宣稱除了高寒缺氧、部分群眾生活困難、民族宗教因素突出外,境外敵對勢力也企圖對抗震救災工作進行干擾破壞。在這種情況下,要堅持一手抓抗震救災,一手抓團結穩定。

其三,中共不僅拒絕外援,而且反面吸取汶川地震的教訓,封鎖一切通向玉樹的道路,也不許國內的民間組織自行救援,媒體報導說,進入玉樹要經過批准;也不鼓勵媒體去。許多媒體想進入,但非常困難,基本都被堵在了外面。玉樹不少災民只會藏語;但北京當局卻不派當地有藏人的軍隊救援,而調去漢人部隊,由於語言不通而使救援效率低下,讓許多受難者失去最佳救援時機。中共之所以這樣做,據說是怕去救援的西藏人知道真實情況後,“影響民眾的情緒和信息”。

其四,大量學生遇難(中共稱僅199人)。青海省教育廳長說,這次玉樹地震至少摧毀了11所學校。而僅玉樹第三完全小學就有3000名學生(該校80%校舍倒塌)。汶川地震之後,中共宣布正式啟動全國中小學校舍安全工程,從2009年起,對地震重點監視防禦區、七度以上地震高烈度區、洪澇災害易發地區、山體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質災害易發地區的各級各類城鄉中小學存在安全隱患的校舍進行抗震加固、遷移避險。而2009年5月1日開始施行的新修訂《防震減災法》明確規定,學校等已經建成的建設工程,“未採取抗震設防措施或者抗震設防措施未達到抗震設防要求的,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進行抗震性能鑒定,並採取必要的抗震加固措施”。中共誓稱“要把學校建成最安全、家長最放心的地方”,可是在玉樹,地震死難者又有許多是孩子。是中央沒撥款多少給地方?還是地方把加固校舍的經費挪用了?

而且,從媒體圖片、照片上所看到的,地震中被救出來的學童非常瘦小,確實存在營養不良(汶川學童則看得出生活質量已達到溫飽,有些還甚至達到優越水平),由此反映出少數民族地區學童的貧困問題。

其五,宣傳秀。官媒和陸媒體彙集“玉樹震區最感人瞬間”,報導災區救災和重建工作中的感人事迹和動人場面。而《紐約時報》記者Andrew Jacobs在文章中寫下自己在災區的獨特觀察:“一些藏人僧侶徒手進行挖掘,在發現廢墟下一隻遇難者手臂時,一些正在一旁休息的解放軍人急忙趕來,戴上軍帽,讓藏人僧侶離開,並叫來一個電視台採訪小組,攝像機最終拍攝下軍人挖掘地震死難者的鏡頭。”一位名叫Ga Tsai的僧人在地震發生後第一時間就同200多名僧人趕到震區現場參與救災,他對《紐約時報》記者說:“我們進行救援工作時,沒有攝像機來拍攝。我們是想救人,而他們卻是利用救災做宣傳。”

而同在2010年,2月27日智利發生8.8級地震,但由於該國有嚴格的防震建築法,房屋建築堅固,僅有八百人遇難。網上中國國內民眾說,“一個南美小國能做到的,而我們擁有十三億人口、有兩萬億美元外匯儲備、有一大群億萬富翁、有比野雞還多的學者、有比野豬還多的官員……的中國卻遠遠做不到。”

為什麼中國地震預報從“預測到小時”轉到“不能預測”?

中國有着世界上最豐富的地震歷史記錄。早在東漢,張衡研製了世界上第一台地震探測儀器——侯風地動儀。

中共竊國之後,1966年3月,在人口稠密地區第一次發生了大地震——邢台6.8級地震,造成了重大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之前的幾次大地震都在荒僻地區),地震波及北京。而且,自此,華北地區進入了地震的高發期,例如,1967年3月27日,河北河間發生6.3級地震,1969年7月18日,渤海灣發生7.4級地震。1971年,中共正式設立國家地震局(後更名為中國地震局),作為中央地震工作小組的辦事機構,統一管理全國的地震工作。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把地震預測作為專業地震部門社會責任和工作任務的國家。

1974年6月,國家地震局召開華北及渤海地區地震形勢會商會議,提出了“遼寧南部或渤海北部,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可能發生強震”的看法。隨後,國務院國發[1974]69號文件,確定海城為可能發生5級~6級地震的地區。這是國務院唯一的有關地震預報的文件。

1975年2月4日19時36分,遼寧海城發生7.3級大地震,震中地處人口密集地區,人員傷亡僅占人口總數的0.32%。死亡人數為1328人,是無地震警報和疏散居民情況下預期死亡人數的10%。

海城地震預報是國際上承認的、具有科學意義和社會效益的成功預報。當年《美國地震協會公告》曾評價說,海城地震的預測,是結合了經驗主義分析、直覺判斷和好運氣,這是預報地震的一次嘗試。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審,中國作為唯一對地震做出過成功短臨預報的國家,被載入史冊。

可是,面對唐山大地震的慘烈損失,無人敢承擔“漏報”的責任,於是,“地震不能預測”成了最好的擋箭牌。在這個邏輯下,成功的預報經驗反而是與之過不去了,海城地震預報被宣稱是“偶然的”。2006年,唐山地震30年後,中國地震局局長陳建民撰寫紀念文章,稱“地震預報作為世界難題仍然沒有解決”,這是“一項世界性的科學難題,攻克難關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長期堅持不懈地努力”。

但事實俱在,從預報的全過程來看,海城地震預報長期、中期、短期和臨震預報齊備,挽救了至少10萬人的寶貴生命。之後,中國地震局又成功預報了松潘(1976年)和孟連(1995年)2個7級大地震等。

不僅如此,1982年8月7日,光明日報社總編室編的《情況反映》第2177期,披露四川省樂山地區地震局預測發震時間,多次“預測到小時,乃至分鐘”的令人震驚的精準結果!

原來,1982年7月下旬,《光明日報》記者樊雲芳到四川省樂山地區地震局進行調查,其調查報告寫道:從現在保存下來的不完全的文字資料(這些資料包括:正式預報材料、地震會商記錄、原始工作筆記、原始電話記錄,以及與這些預報有關的原始技術資料)看,樂山地區地震系統從1980年初以來,共預報了本地與鄰區四級以上地震二十四次,其中三要素(時間、震中、震級)都報準的佔40%,時間預報的準確率則達到80%以上,精確度一般都預測到一晝夜左右,也有的預測到小時,乃至分鐘。

樊雲芳在報告中,建議國家科委儘快派綜合性的科學家代表團,去樂山鑒定這種新的觀測方法,並幫助他們解決在前進中遇到的困難。

就在樊提出這些建議,以求得地震預報上的重大突破時,有關部門卻自毀長城,以“科學化、正規化”為由,撤銷了地震“群測群防”事業。

此後,地震局一方面堅稱地震預報要繼續搞下去;另一方面反覆宣稱,地震預報是世界性難題,漏報是正常的。藉助於這種模稜兩可的表述,地震部門既可以通過預報向國家要錢(國家財政每年向地震局支出高達40億),又不用對地震漏報承擔行政責任。

在中國地震預報工作進入了非常危險的低迷期的同時,眾多地震局官員出現嚴重道德缺陷。

“青龍奇蹟”的重要貢獻者、地理學家汪成民,曾舉報時任中國地震局局長陳建民在汶川地震預測中的瀆職責任,他說:唐山地震時的中國地震局局長劉英勇還知道痛悔自己的過失,說我要準備坐牢,這件事是給人民欠下的血債,我有犯罪感。現在這批新的官僚沒有一點內疚、後悔與犯罪感,一門心思完全考慮的是怎麼應付上面和對付下面。我不能容忍。儘管陳建民是我的學生,但是他必須要承擔法律責任。

但是,陳建民們為什麼能在中國得勢呢?真相探索者梁木先生,查閱了大量資料,指出:汶川大地震發生前,大陸專家學者對地震的預測預報,精準、無誤;上報及時;是陳建民請示國務院、請示江澤民,被江批示不準預報,才釀成大“天災”;而陳建民甘願做替罪羊。

陳建民力主的“地震不可預測說”,成為中共作惡的幌子。它將中共偽裝成了抗震救災的英雄;它讓江澤民隨心所欲,居然把救災的過程用來搞權斗(2008年12月9日新華網轉載《解放軍報》的長篇報導《總參謀長陳炳德撰文憶汶川大地震救災的日子》透露:汶川地震期間,把持軍中勢力的江澤民為打擊胡溫、鞏固自身權力,極力阻撓軍隊救災,他的親自下令讓大部隊錯過72小時的最佳救援時間段後進入災區)。

正是源於中共的邪惡,中國地震預報才從“預測到小時”變成“不能預測”。#

(待續)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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