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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個人崇拜開始:延安整風從理論上到組織上使毛「品牌化」

延安整風從理論上到組織上為個人崇拜奠定了基礎:(一)打破了1940年以前中共不突出個人的傳統,有計劃地掀起學習毛澤東的運動。(二)通過編纂黨史文獻,篡改歷史,樹立毛「一貫正確」的形象。(三)以活人正式命名思想或理論體系。(四)對毛山呼萬歲、人民大救星、紅太陽等封建迷信行為,開始流行全黨全國。(五)開始了中共黨內的衡量正確與錯誤「以人劃線」的惡例。(六)制定出違反黨章和民主集中制原則的「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的規則。(七)開始了對領袖只能歌頌不能批評,否則就是反黨甚至反革命的惡例。

整風運動

當代“毛澤東熱”,是在二十世紀末期中國改革開放形勢下,由民間自發興起的一股文化熱潮。這股熱潮有什麼特點?它從何處而來,又將歸於何方?它有什麼象徵意義,又行使着什麼樣的社會歷史功能?本文將從已有的資料出發,通過對毛澤東形象由真人到“品牌化”,再到“神化”,再由“神化”退化到“品牌化”,進而還原為其本人的歷史脈絡的分析,對當代毛熱的性質與前途,提出自己的看法。

上篇歷史上的真假“毛澤東崇拜”

在中國大陸,由中共黨史研究專家編撰的經典文獻中,關於最近發生的“毛熱”及其歷史,曾有過這樣一個描述:

“在中國現代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幾次‘毛澤東熱’,這就是延安時期的‘毛澤東熱’、建國初期的‘毛澤東熱’、動亂時代的‘毛澤東熱’和撥亂反正歲月的‘毛澤東熱’。而最近一次出現的‘毛澤東熱’則是從1988年下半年開始。這次‘毛澤東熱’同以前幾次有所不同,它是自發出現的,並且很快風糜全國,波及社會各階層……”[1]

大體來說,這個分期法是以一定的事實為根據的。但細究起來,不同時期毛熱的內容、形式和內在驅動力,也有一些微妙的差別。概括起來,這些差別可以歸結為如下幾點:

(一)延安時期的毛熱,具有嚴重的“人謀”色彩,其目的是打出中共的“品牌”人物;

(二)建國初期的毛熱,可以分為民間和中共高層兩個層次,民間的毛熱基本上屬於文化層面的活動;在高層,卻存在明顯的“贖買”動機;

(三)文革的毛熱,是毛澤東由“品牌人”走向“神”的過程,究其內在發動原因來說,既有毛澤東及其同黨的陰謀元素,也有黨群矛盾及社會壓抑的借題發揮;

(四)最近這波發自民間的毛熱,表達的是位於社會下層的人民大眾對於現實的喜怒哀樂。

一、延安整風的“人謀”與毛的“品牌化”

首先,延安整風中的“毛熱”,具有嚴重的“人謀”色彩。而這個“人謀”有兩層含義:

其一,是毛澤東個人謀求奪取黨內理論霸權,建立自己的“主義”,趁德寇兵臨莫斯科城下之際,伺機自立門戶,與斯大林比肩。

其二,是中共為奪取國家政權,贏得未來國共內戰的軍事勝利,整合黨軍勢力,使毛澤東形象“品牌化”的需要。

正因為如此,這次所謂的“毛熱”,主要以黨內思想理論界為運力場所,其結局,則是毛的各個時期的“政敵”向毛輸誠。

眾所周知,毛在中共歷史上的地位,第一個無可爭議的身份,是中共黨的“創始人”。這個身份,是由於1921年7月參加了中共一大——這個事實所奠定的。只不過由於這些“創始人”後來都棄黨、脫黨和叛黨,或被黨打成各色“機會主義”分子,毛成了碩果僅存的人物。

在中共權力的階梯上,毛躋身“領導人”的行列,始於1923年的中共“三大”。在這次會議上,他因贊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意見[2],取代了張國燾的位置,“當選”為中央五委員之一,以後又被任命為中央秘書和組織部長。這是毛第一次在中共中央擔任顯要職務。此時的毛,僅以“文名”達於國共兩黨之間。

在1927年的中國統一戰爭中,這位“國共合作”戰略的支持者,因領導權爭奪失敗,擁工農武裝之力,割據一方,成為中共“以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的創始人。在與國民黨軍隊的周旋中,因顯示出高超的軍事謀略,1935年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確立了在黨內的軍事領導權。此時的毛,除“文名”之外,也具有了一定的“武名”。

中共移都延安後,毛依仗共產國際的支持,於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確立了在黨內的政治核心地位。但他並不滿足於此,還展開了一場爭奪思想“制空權”的鬥爭,其間一度萌發了創立“毛澤東主義”的夢想。

細究毛澤東的這一願望,自然和其青年時代對“聖王”的理想人格追求是分不開的。但他性格中“逆我者亡”的魔鬼,使他不可能通過正常手段達到這一目標。早在1928年,那位共產國際的寵兒王明,就針對毛澤東的實踐說過:“山溝溝里出不來馬列主義”;[3]之後,周恩來又當面向毛澤東談到,張聞天是黨的頭號“理論家”,據稱,毛終於沉不住氣,反唇相譏道:“什麼理論家,不過是從蘇聯背了幾麻袋教條回來!”但是,當時毛知道,如果真刀真槍地比拼,就憑自己那點家底,要問鼎這第一把交椅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壓抑了自己的憤怒和慾望,直到軍事、政治大權到手以後,才開始借權勢在這個領域大舉反攻。在延安整風的一次講話中,他終於一泄這口在胸中憋悶了多年的鳥氣,對那些啃洋麵包的理論家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他說:教條這個東西,一點用處都沒有,連狗屎都不如。人屎可以給狗吃,狗屎可以肥田,而教條既不可以給狗吃,也不能夠肥田……這種充滿流氓氣的生動語言,使那些被長篇大論的理論報告催得昏昏欲睡的流氓無產者軍人心花怒放!

據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一書說:毛澤東經營“理論家”的名號,多得力於一幫文人密友,其中幾位,如陳伯達、和培源甚至就是他的秘書。從1940年始,這幫人在延安的《解放》周刊和《中國文化》等刊物上發表稱頌毛澤東對馬列主義理論貢獻的文章。

據王明說,毛澤東曾直言不諱地與他商量,如果自己要創立“主義”,王明是否可出讓“統一戰線”思想的發明權?而他在此期間大批量出籠的著作表明,他不僅收入了王明的專利,而且把由謝和庚[4]提出的“持久戰”思想,陶鑄、曾志總結的“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經驗”,[5]周文、胡績偉等實踐的文藝“大眾化”、“通俗化”思想,統統據為己有。後因蘇德戰場形勢逆轉,中共在國際戰略地位中對蘇聯依賴的重新加強,他不得不暫時捲起了“毛主義”的旗號。[6]但通過“整風學習”之精神折磨,外加“搶救運動”的皮肉拷問之威懾,他確定無疑地奪得了在中共黨內思想指導的地位。這個“山溝溝”里出來的人,被塑造成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典範。而通過這個“政教合一”的“極權化”過程,在這個微型小朝廷中,毛澤東第一次實現了早年嚮往的“君師一體”夙願。

1942年2月8日,延安舉行了“毛澤東日”活動,有一千多群眾傾聽了毛新民學會時代的戰友所作“毛澤東生平”的報告。隨着整風運動的所向披靡和抗戰形勢逆轉的時不我待,歷史上與毛曾有過矛盾的朱德、陳毅、彭德懷、張聞天、博古、王明均先後表態輸誠。[7]

何方在《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中說,延安整風從理論上到組織上為個人崇拜奠定了基礎,溯其大端,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打破了1940年以前,中共一直保持的不突出個人的傳統,有計劃地掀起學習毛澤東的運動。

(二)通過編纂黨史文獻,篡改歷史,樹立毛“一貫正確”的形象。

(三)以活人正式命名思想或理論體系。

(四)對毛山呼萬歲、人民大救星、紅太陽等封建迷信行為,開始流行全黨全國。

(五)開始了中共黨內的衡量正確與錯誤“以人劃線”的惡例。

(六)制定出違反黨章和民主集中制原則的“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的規則。

(七)開始了對領袖只能歌頌不能批評,否則就是反黨甚至反革命的惡例。

經過延安整風,作風武斷、行事專橫的毛,被塑造成“服從組織紀律”的典範;性格桀驁不馴、驕橫跋扈的毛,被塑造成“謙虛和戒驕的模範”;在權力和個人理想面前向來輕視人的生命,漠視群眾疾苦的毛,也變成了“密切聯繫群眾”和“傾聽群眾呼聲”的模範;原來被群眾詛咒應“被雷公劈死”的毛,成了為人民謀幸福的“大救星”……

就連被毛澤東當作重點打擊對象的張聞天,也為自己參與塑造的這個“品牌”所折服,他宣稱:

“毛澤東的痛苦、歡喜與憤怒,就是人民的痛苦、歡喜與憤怒。他的力量,就是人民的力量。他與人民的結合是如此之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還是人民是他!”[8]

在多年以後的廬山會議上,也就是他再次被毛列為假想敵,行將打倒之時,張聞天坦白了當時的原因:“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

正是在上述多種因素的催生下,1945年,毛澤東思想被中共“七大”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這個被毛稱為“團結的大會”和“勝利的大會”,實際上是一個對毛本人“歌頌的大會”和毛的政敵們的“檢討的大會”。依靠與毛的結盟竄升到黨內第二把交椅的劉少奇,在新黨章修改報告中還留下了一段“經典”的言論:

“我們的黨,已經是一個有了自己偉大領袖的黨。這個領袖,就是我們黨和現代中國革命的組織者與領導者——毛澤東同志。我們的毛澤東同志,是我國英勇無產階級的傑出代表,是我們偉大民族的優秀傳統的傑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創造的馬克思主義者……

我們的毛澤東同志,不只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家和科學家……

不是別人,正是我們的毛澤東同志,出色地成功地進行了這件特殊困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這在世界馬克思主義運動的歷史中,是最偉大的功績之一,是馬克思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在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口的民族中空前的推廣。這是特別值得感謝的。

當著革命是在毛澤東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導之下,革命就勝利,就發展;而當著革命是脫離了毛澤東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導時,革命就失敗,就後退。”

此後,這類言論不僅在中共黨內司空見慣,還為林彪接過去,作為“造神運動”和文革擊敗劉少奇的憑據。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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