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所謂的"新時代"不久，流行的關鍵詞從發展變成了鬥爭，於是坊間屁民戲稱，發展是硬道理吃不開了，現在鬥爭才是硬道理。
"發展是硬道理"是老鄧提出來的一個淺顯易懂的口號，也是改開時代黨的基本路線的中心。"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指出：'說到最後,還是要把經濟建設當作中心.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就有喪失物質基礎的危險.其他一切任務都要服從這個中心,圍繞這個中心,決不能干擾它,衝擊它。'這一思想到後來被他歸納為"發展才是硬道理"。
這個道理不僅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也符合馬克斯.韋伯（1864-1920，德國社會學家）的現代化理論。韋伯自己承認是馬克思的學生，也對馬克思理論的錯誤有深刻的了解。他不像馬克思那樣把歷史分成原始、奴隸與封建這幾個階段，而是對歷史攔腰一刀，分為傳統與現代兩個歷史階段。他認為，在19世紀末那個時期，進入現代化階段的只有英美法德等少數幾個國家，其餘國家都將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馬克思主義也是一種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理論，可惜是錯誤的。
中國的轉型起自1840年的鴉片戰爭，迄今已近180年，但至今還處於歷史的三峽中，或說，這個轉型至今尚未完成。要完成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中心任務就是發展。改開40年，中國的發展有了巨大的進步，但整個民族、整個社會的重心還處於傳統狀態，還未進入現代社會。為何會這樣？這裏涉及到一個文化轉型的問題（這也是筆者念茲在茲的文化決定論的問題）。
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都認為，一個社會或一種文化（社會與文化是同構的），分為三個層面，最底層的基礎是器物，在其上的是制度，位居頂端或核心的是觀念（我們通常把觀念稱為文化）。這三個層面的文化是怎樣的一種關係？首先是觀念外化為制度，然後制度與觀念共同物化成為了器物。
我國轉型不順的根源在於，只重器物層面的現代化。我們過去以為，現代化就是工業、農業、國防與科技這四個方面的現代化，不知道制度與觀念的現代化才是現代化的重心。或曰，只知道"船堅炮利"，卻不知道這後面的制度與觀念的決定性作用。
為此，我們已經在19世紀與日本的競爭中失敗了一次。當時中國的精英李鴻章、張之洞之流，只看到了現代化的器物層面，不肯把落後的皇權專制改為君主立憲，而日本的精英如福澤諭吉和西鄉隆盛則比中國看深了一層，把現代化從器物層面引申到了制度層面。後來日本能擊敗大清，很大程度上與看深了一層有關。當然，福澤諭吉之流畢竟沒有認識到觀念的作用，只把日本的現代化限制在器物與制度的層面，在觀念的層面，還是保留了日本的"和魂"價值，為此提出了"和魂洋才"的半吊子現代化戰略，正是這個不徹底的戰略使日本走上了軍國主義的道路。但是戰後日本在美國的壓迫下成功實現了觀念層面的轉型，廢除了武士道等傳統價值，接納了民主自由人權這些普世價值，因此，日本才能徹底完成轉型，成為非基督宗教文化圈的第一個實現轉型的國家。
老鄧對發展的理解，並未超出李鴻章的水平，仍舊是把經濟的增長等同於發展。發展當然離不開經濟增長，但不能僅限於經濟增長。因為改開只有經濟與器物層面的改開，在觀念與制度層面還是如李鴻章一樣死抱"祖制"不放，所以伴隨着經濟增長，一系列社會問題也同步增長、累積、潰爛。這種現象被社會學者稱為"現代化的通病"——貧富差距懸殊，整個社會道德淪喪，等等。
我國高校里講授現代化轉型的專家首推北大的尹保雲教授，《現代化通病》就是尹教授的代表作。老鄧半吊子的改革引發的現代化的通病又叫"發展病"。這是由於發展不全面、不徹底造成的。如果不發展，中國還處於計劃體制下，大家一樣窮，也沒有現在這種社會病。看看北韓，那裏只有一種病——窮。解決這種現代化的通病還是要靠發展，也只有全面發展、深化發展，才能跳出我們眼下的陷阱。
環顧四鄰，伊朗巴列維國王在上世紀60-70年代搞的現代化，與中國有一拼。當時在美國的支持下，伊朗經濟高速發展，但隨之而來的貧富分化與官員腐敗，造成了底層穆斯林民眾的強烈不滿，這正好給流亡在外的霍梅尼以機會，結果是霍梅尼的黑色革命終止了伊朗的現代化進程。
2012年秋，新班子上台。按照所謂的"問題意識"，擺在新班子面前的兩大問題：其一是九龍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其二是無官不貪，全面腐敗。如果當時能果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推進社會文化的全面發展，說不定能殺出一條血路，使胡趙時期被中斷的改革能繼續進行，那麼，今日中國的改革一定能超越越南的步伐，也不會陷入與美國全面脫鈎的危機中，延宕近170多年的轉型有可能衝出歷史的三峽。但是在堆積如山的問題面前，中國再次錯失機會，走上逐步左轉的老路。
有人也許會說，今天的情況與老鄧那時不一樣了，進入了新階段了。如果真是這樣，那麼背離老鄧路線應該能帶來新氣象，取得新成績。但情況正相反：一旦放棄以發展為中心的基本路線，各種危機接踵而至，使人應接不暇，難以招架，改開40多年積攢下的家業有可能全部折騰光，14億國民要準備過北韓那樣的苦日子。這就說明，我們現在還處於老鄧指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的基本路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並未過時，所謂"厲害國"不過是小資文人的左傾盲動。
有人辯解，現在沒有背棄黨的基本路線，不過是根據新情況，對基本路線進行了完善、提高。如果真是這樣，為何"發展是硬道理"會蛻變成"鬥爭是硬道理"呢？
有人說，要實現偉大理想就必須進行偉大斗爭。那麼老鄧當年的改開事業何嘗不是偉大理想，老鄧怎麼沒搞偉大斗爭？實事求是地說，老鄧當年搞改開，阻力也是十分巨大，老鄧當然需要鬥爭。但是這個斗爭對象不在外部，而在黨的內部、在每個老幹部的頭腦里。所以老鄧提出了要解放思想，不搞爭論，要大干快上，實事求是，要警惕右，主要防止左。也就是說，老鄧的鬥爭就是共產黨的自我革命，思想革命，這是老百姓能接受並歡迎的，也符合韋伯的現代化理論。
然而眼下的鬥爭卻走板變味了，變成了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了。繼續革命就是鬥爭，鬥爭就是整人。老毛時期的階級敵人是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共八類人，最後還要加上知識分子，所以讀書人榮膺一個雅號——臭老九。
現在誰是鬥爭對象？美帝蘇修各國反動派這些躲在國外的先不說，國內的有台獨、港獨、疆獨、藏獨等各種分裂分子，還有異議人士、法論工分子、反計生人士、維權律師、地下教會等，老百姓當中有釘子戶、上訪戶、各種維權人士等等。嚴格說來，由於黨的事業十分偉大、範圍極其廣泛，所以每個人都是潛在的鬥爭對象，為何這麼說？因為保不定那一天黨的事業就會影響到你的權利。譬如，隨着經濟下行，失業人口增加，你就有可能下崗失業，這時你就可能心懷不滿，成為慰問對象和鬥爭對象。還有，隨着毛衣展和通貨膨脹，有可能農產品會恢復票證限制，這對於天天離不開雞鴨魚肉的吃貨而言，就有可能走上對黨不滿的道路，變成鬥爭與慰問對象。
有人會說，鬥爭與發展是不矛盾的，要發展離不開與各種錯誤的、敵對的勢力和思想進行鬥爭。對此，我的回答是，這就走上了"抓革命，促生產"的老路。革命（鬥爭）是綱，生產（發展）是目，綱舉才能目張。
"發展是硬道理"與"鬥爭是硬道理"是兩條完全對立的路線，二者勢如水火，無法共存並立。
鬥爭哲學的本質是絕對主義、極端主義、激進主義。所謂的絕對主義是一種哲學主張，認為世上真理只有一條，而且在我的手中，凡是反對我的，不贊成我的，都是謬誤、邪惡。你跟他說和而不同，求同存異，他就會認為你右傾、是溫情主義，最後連你也不被容忍，說不定還會成為"最危險的敵人"。
極端主義是絕對主義的邏輯發展，凡事好走極端，根本沒有底線，以為只要目標高尚，手段可以無所不用其極。激進主義也是絕對主義的衍生品，對內對外動不動亮劍、動不動砸爛狗頭，搞得到處都是敵人，你不同意他的那套你就是投降派，就是漢奸走狗，自己最後成為孤家寡人。
雖然這些好鬥分子也講要善於鬥爭，但是鬥爭與發展是截然不同的。鬥爭的本質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而發展則講究調動一切積極性，講究平等協商與契約意識。
鬥爭分子的善於鬥爭，當然不是講憲法和法治，而是講兵法和計謀。譬如當下還不能一下子擺脫民營企業與市場經濟，所以要忽悠那些老闆為"自己人"，只承認私營企業的必要性，有意迴避私營企業的正當性。
發展是硬道理，那就要講法治、講誠信。政府言而無信，經濟即使一時能上去，也會因為失去民心而馬上跌落。
老毛搞的文革雖然荒謬，但還有一套相對嚴謹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老鄧的理論，說起來不深奧，都是常識理性，但用起來管用，立竿見影。而眼下的鬥爭哲學，卻既缺乏理論，也難以實踐。不過就是整人的藉口，推卸責任的盾牌——你要對他問責，他就會說，不是我無能，而是敵人太壞太強大等等。
所以，發展是硬道理，鬥爭是沒道理。只有和諧，才能發展，只有發展，才能走出歷史的三峽，迎來中華民族的成功轉型和真正富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