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4年4月20日午後，我接到一個好友的電話，以悲憤的聲調告訴我，賀維剛宣佈97年放棄香港，香港被英國出賣了。她是一直以來關注這個事態的政府官員，當時在記者會現場，以第一時間告訴我這個噩耗。
英國的理由自然是反殖民地政策，新界條約的限制，中國的堅持，但什麼理由都不能解釋它把香港幾百萬人交到一個共產專制政權手中的道德上的缺失。尤其是，英國不可能不知道中國是一個怎麼樣的國家，中國剛經過最慘烈的文革，中國一直排斥在香港推動民主自治……。
英國是不是如戴卓爾夫人所說，「什麼都做了」呢？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據知中方應英方要求，把97後的政制以「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行政機關必須遵守法律，向立法機關負責」的民主代議制度方式確立，但稍了解往績的人，都知道中共對這些紙面上的東西，會遵守或會扭曲到什麼程度。
為了「光榮撤退」，從麥理浩知道中國收回香港的意願開始，就在香港推動民主選舉機制，而簽署《聯合聲明》後，英國就在香港加快民主步伐。在1984年發表的代議政制綠皮書和白皮書中，開宗明義寫出政制改革的目標，就是：「逐步建立一個政制，使其權力穩固地立根於香港，有充份權威代表香港人的意見，同時更能直接向港人負責。」也是從那時開始，中共就竭盡所能阻止香港民主代議政制發展。
英方的理據是，在過渡期間將香港發展到符合《聯合聲明》所設計的政制；中方的理據是，所謂五十年不變，是按照當時的政制不變，而不是在過渡期的13年大變然後五十年不變。
由勞思光、徐東濱和我在內的知識人組織的香港前景研究社，深知中共專制政權的特質，是不可能接受民主體制的，因此在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前，提交各種方案，希望英國的管治可以用某種方式延續。到《聯合聲明》公佈，前景社諸人都覺得在一國之下，港人治港不可能，民主治港更不可能，於是研究社也解散了。
我因為繼續主編政論雜誌，在香港前景沒有別的選擇之下，就只能寄望於推動香港的民主代議政制。
1987年，港英政府發表「代議政制發展檢討」，提出1988年立法局產生辦法引入直接選舉成份。民調顯示獲絕大多數市民支持，但中共就連續幾個月，動員所有的資源反對。中方與香港民意的對峙，加強了中共的反民主形象。但那時香港已經是中共的囊中物，也就不顧形象了。
其後，彭定康任港督，又再大力推動政制的民主元素，以至被港澳辦主任魯平斥為「千古罪人」。彭定康是歷來港督中，最不相信中共也對香港最有感情的一位。昨天提到他說在精神病院聽到一個病人的話，不知真假，但他說出來，至少表示他認同英國是出賣香港了。
在港英治下，中國尚且全力打壓香港人的自主權利；待到主權到手，專制政權還有顧忌嗎？22年過去，香港人普遍對中國政權和它直接插手管治的特區政府信心崩潰。
大陸有一網文引法國作家大仲馬的話：「如果你渴望得到某樣東西，你得讓它自由，如果它還回到你身邊，它就屬於你，如果它不會回來，你就從未擁有過它。」然後網文說：「如果現在把籬笆撤了，可能自己圈着的豬都會跑光，連自己養的豬都未擁有過，又何談擁有過人？而香港人可是經歷過做人的生活，你讓一個已經習慣做人的香港人誤入籬笆，即便天天請他們吃大餐，他們照樣會把籬笆給砸了，帶着他們的女人和狗浪跡天涯。」
